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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帕克·福莱特（Mary Parker Follett, 1868—1933），美国政治哲学家、管理哲学家与管理学家。1868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是一位传奇女性。
玛丽·帕克·福莱特
1898年，福莱特在雷德克利夫学院获得了荣誉文学学士学位。在20世纪初期，福莱特从事公益性的社会工作长达25年。在福莱特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她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的管理咨询工作，成功地实现了从一位政治哲学家向企业哲学家的转变，她的生命也因此绽放出了更加绚丽的色彩。1933年12月18日，福莱特在波士顿逝世，享年65岁。
由于她对管理学的巨大贡献，当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把她称为“管理学的先知”，更有人把她与泰勒相提并论，称她为“管理理论之母”。主要代表作有：《众议院发言人》（1896）、《新国家》（1918）、《创造性的经验》（1924）、《作为一种职业的管理》（1925）等。
费希特认为，个人并不拥有自由意志，而是被束缚于关系网络之中。福莱特在其《新国家》一书中表述了与费希特相同的哲学思想，并向她那个时代所流行的政治假设提出了挑战。福莱特的观点是：我们只有在集体组织之中才能发现真正的人。个人的潜能在被集体生活释放出来之前，始终只是一种潜能，人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品性，得到自己的真正自由。她受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完形心理学影响，坚持把“集体原则”视作一种“新心理学”，并用其来否定有关个人独立思考、感觉和行动的传统观念。同时，她也接受了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有关社会自我通过联合而扩大以及“镜中自我”的思想，开始追求一种以集体原则而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新社会。
福莱特在长期的政治活动与管理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管理哲学。在政治上，福莱特强调集体、民主、整体联系与联合统一，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了结合建设性冲突、权威与责任的情境规律，以协作达成控制，以及相互服务的领导方式等管理理论。她既把泰勒的许多想法加以概括，又成功预测了梅奥在管理学研究中的许多结论，其管理理论既具有科学性，又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福莱特凭借自己的发现和分析方法提前近百年就预见到的理论，直到现在才逐渐为企业领袖和学术界人士所认识和赞赏。
集体主义原则，又称团体主义原则。如何在集体主义中实现自我呢？这一直是一个令学界困惑的问题。福莱特认为，民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她表示：“个人创造自己的生活之时，这种生活并非单单是自己的生活，而是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她反对组织的目的是保障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她认为，民主使所有的人在成员众多的社会生活中交织在一起，使个人的不完整性得以补足，这样一个成员的社会生活才真正得以显现。对于福莱特而言，民主是一种社会意识而不仅是个人主义的发展。她将个人、社会乃至宇宙的进化整合为一，使民主的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她相信人们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并在“世界国家”中和平共处。
但是，福莱特对形式民主，如“投票箱式的民主”缺乏信心，认为那种想法只不过反映了人群心理学和单纯用数量来表示的“权利”。在她看来，民主不过是集体与社会的功能罢了，诚如她所认为的那样：民主制度的技巧就在于集体的组织功能。
福莱特认为，民主与集体主义的核心观念就在于行动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以及由此创造出的价值之间的整体联系。关于整体联系，福莱特提出以下看法：（1）行为是由内部决定的，又是由外部决定的；（2）行为是集体的活动和环境的活动之间相互联系与交织的方程式，也就是说，反射是因某种关联发生的；（3）通过相互影响的活动，个体和环境都各自创造了崭新的自我，于是出现了新的关联过程，从而为我们带来了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
基于整体联系的思想，福莱特认为，在实际行动中，进行联合统一是实现集体与民主原则的最好方法。集体努力的目标是通过结合产生统一性，它超越了各个部分而形成和谐的统一有机体。
在组织关系与矛盾冲突的处理上，福莱特强调通过“结合”与重视“建设性冲突”来减少矛盾与分歧。福莱特提出了支配控制、妥协退让以及联合统一三种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以往的研究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划出了一条人为的分界线，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条分界线，福莱特认为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在承担一定的责任并对整体做出贡献。除了把公司看成一个劳资统一体之外，还应该看到公司同其外部环境即债权人、股东、顾客、竞争者、供货商和当地社区之间的结合。这种关于公司及其环境的更广泛的观点，使得社会和经济能实现统一。
要实现“集体主义原则”，通过结合的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就必须重新考虑关于权力和权威的概念。当存在着“发布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时，结合的原则就难以实现，“上司”和“下属”的等级概念为利益共同性的认知制造了障碍。为克服这一障碍，福莱特试图用“共享的权利”来代替“统治的权利”，用共同行动来代替同意和强制，变服从命令为服从“情境规律”。福莱特解释道：“既然权威是由职能所产生，那就同等级地位无关。一位工作调度员工在工作调度方面比总经理更有权威。”
福莱特还提出了“权威知识和经验相联系”的思想，认为把权威转向知识就可以避免个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感到那是情境在发出指示，因而较易实现合作。
福莱特有关控制的新哲学的基本观点有两个：（1）由事实控制而不是由人控制；（2）是基于相互关联形成的控制而不是管理层强加的控制。这些观点是处理整体和个体，使之达到统一性的完形心理学的观点。在控制活动中，除非在某种情境中的所有要素、材料和人之间存在着统一和合作，或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否则，有效的控制是难以实现的。
控制的基础是认识到相互间共同利益并自觉控制其工作，使之符合既定目标的自我管理、自我指挥的个人和团体。经理人员所要控制的，不是单个的要素，而是复杂的相互关系；不是个人，而是情境，其结果是要达到使整个情境形成一种生产性的结构。许多群体力量的交织决定了相应的总体行为，所以绝大多数情境都显得十分复杂，以致最高层的集中控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就要求在组织机构中设立许多个控制点，并使其“相互关联”。这种相互关联是以协调为基础的，福莱特认为，这种协调具体可包括四个方面：（1）它是一种情境中全部因素交互相关的协调；（2）由全部有关负责人员直接协调；（3）在早期阶段的协调；（4）作为一种连续过程的协调。
在领导方式上，福莱特以合作原则与情境规律为基础，提出了相互服务的新型领导方式。她认为领导不再以权力为基础，而是以情境的相互联系为基础，组织目的要与个人目的和集体目的结合起来。而要实现这种新式的领导，必须培养领导为公众服务的动机。福莱特提出服务是互相服务的观点。她认为，付出与收获是平衡的，服务意味着自我牺牲以及对私人利益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认同，并且作为一种社会财富，服务也上升到了社会功能的高度。
对于那些想当经理的人，她提出以下忠告：经理人必须认识到他们承担着重大的责任，要利用知识来为别人服务，只有经过训练、讲纪律并有服务精神的人才能在将来成功地承担经理职责。当然，作为既信奉泰勒主义，又有梅奥主义倾向的管理学家，福莱特认为，服务动机并不否定经济动机，服务驱动并不能代替利益驱动，服务的概念并不是用来代替利润概念的，服务的概念与上述其他概念结合于一个更广泛的职业动机之中。正如她所说：“我们都希望得到利润，并且希望尽可能多地得到利润，只有这样做才不会牺牲其他的东西。”
作为科学管理时代与人际关系理论之间的桥梁，福莱特是个理想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也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她有关利益结合、情境规律、追求质量与效益的论述与泰勒的“精神革命”、科学管理的思想是一致的。而她关于协作、相互联系、服务等方面的论述又与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的论点相通。
福莱特认为，人不是“个体我”，而是“社会我”；现代社会组织都比较注重团队建设，而要建立团队，每个成员都要具有合作精神。因此，团队领导者要善于激发成员作为“社会我”的潜力，但又不能仅仅看到其社会性，忽略其个体性，故团队领导者也要让下属发挥他们独特的创造性。因此，福莱特的社会人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有利于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还有利于团队凝聚力的建设；推广到社会上，也有益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团结。今天，伴随着人们对泰勒主义“唯效益性”的批判，以及对行为科学“无效益性”的质疑，人们应该重新认识到福莱特的民主、合作、服务、团结、情境、效益与情感的融合，经济需要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等思想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