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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启蒙的初始即旨在获得人性自由，而这种自由只能在人类社会自己的理性和秩序中获得，不能直接从自然中获得。若想从自然中获得，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真实地征服自然，那就是科学；另一条是幻觉地征服自然，那就是艺术。可见，艺术通过制造幻觉从而替代自然、组织自然和秩序化自然。这就是艺术再现理论的启蒙解释，也就是西方艺术再现的现代性解释。
这种二元对立性的解释正是启蒙时代的美学和艺术史理论的核心。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写道：“人一方面把自然和客观世界看作与自己对立的，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把它作为一种威力来崇拜；另一方面人又要满足自己的要求，把主体方面所感觉到的较高的真实而普遍的东西化成外在的，使它成为观照的对象……艺术就是从这里开始：它就是按照这些观念的普遍性和自在本质把它们表现于一种形象，让直接的意识可以观照，使它们以对象的形式呈现于心灵。”
四十年之后，德国艺术史家李格尔又写道：“人面对自然的时候没有自由，而只有在艺术中能够可以得到自由，同时把自然放到从属地位。”
其实，笛卡尔的二元哲学已经把这个关于自由和不自由的矛盾转嫁给艺术，要求艺术重新统一两者。康德发展了笛卡尔的意识与物质的二元理论。康德把物质世界视为因果法则的产物，似乎这里没有任何人的自由而言。但是康德的纯粹理性和先验统觉掌握着自然的结构，以及通过认识工具可以给予物质世界以清晰性的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恰恰是在人的意识致力于把握因果关系，并努力干预物质世界的时候实现的。更进一步，意识还可以在自然现象界的局限性之外，去强化那个因果系统，也就是通过意识的系统把那个本来限制人的自由的自然的因果法则，抽象概括为结构化和系统化的原理。这样，意识就变成现象界所不能包括的、不为后者限制的自由的“自我”（left-over self）。这是摆脱了自己的“自我”，它是自由的，不受限于“自我”所处的外在形势，相反可以让“自我”产生某种统觉的冲动，进而认识世界。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
尽管康德为人的理性意识插上了自由翱翔的翅膀，但人不但是有意识的人、理性的人，同时也是自然的物质的人。所以，自由只能在具有理性实践活动的人类生活范围之内才能实现。而在具有因果法则的自然界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不自由的，不得不为因果法则所制约。从这一点讲，这个因果法则制约着人的内在感觉和物质（比如生理）状态。简而言之，人的自由由其理性决定，人的不自由由其感性（感官）所决定。
所以，从启蒙的自主性理念出发，人是自由的，但经验告诉人们，人在自然界是不自由的。这种人的自由和不自由的分裂，即人作为理性的部分和作为自然的部分的分裂，催生了审美判断，因为这个分裂恰恰有可能把人的感性从道德感中解脱出来，类似无功利性。另一方面，审美判断可以把我们的理性自我从感性生活中解脱出来。审美判断需要在道德与感性之间平衡，即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的超越性前提。
康德的人的理性部分和自然部分的分裂性，为西方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理论中的美学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分裂、概念和形象（语词与图像）的分离，奠定了最初的哲学基础。
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发展了康德的审美判断的分裂的原理，把其中的理性自由变成了诗学的自由想象力，而把人在自然中的不自由转化为资本主义庸俗社会对人的异化。康德在建树他的审美判断力的时候，并没有融入社会历史的纬度，但是到了浪漫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现代性和现代艺术理论中，康德的形而上学的审美判断被转化为历史的和社会批判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理性自由和外在自然中的不自由之间的分裂。
但是，康德的审美判断的最终目的乃是弥合这种分裂，也就是通过遵从意识的秩序而为自然立法，从而获得主体自由。因此，审美判断对康德和黑格尔而言，乃是对普遍秩序的感知。审美判断所产生的愉悦满足不是由那些感知对象造成的，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多样、丰富的魅力，而是由审美判断的有效性所致，而这有效性则来自意识所感知到的秩序，是先验统觉所给予的秩序。
这种意识本质非常有意义，它不仅仅影响美学判断，同时也是艺术再现观念的核心理念。首先，康德的审美判断是二元相对的，即意识和对象的对立。判断的有效性指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意识）之间的对应。连接意识和对象并使其相契合是意识所本能感知到的。康德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某一个人面对某一个具体的感知客体的问题，而是在谈纯粹理性或者意识面对外在世界时，如何判断统觉秩序与感知认识相统一、相对应的绝对性和普遍性问题。据此，审美活动主要是意识在证明自己的活动，而不是某一个被感知的客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魅力所引发的活动。换句话说，任何所谓的美或者魅力，如果没有意识的审美判断的秩序化整合，都是不存在的。由此，康德区分了纯粹的审美判断和欲望满足。后者是一种面对世界的偶然性的反应；审美判断则是一种自我意识在外在世界的自由显现，意识与世界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意识指出了世界的因果法则，同时还把审美意识投射到感知对象之上。
尽管康德在他的全部行文中并没有提到纯粹的审美判断如何同艺术创作及艺术作品的主题形式等联系起来，但康德有关审美判断的原理对西方艺术再现的理论，乃至现代艺术的创作都有影响。康德的哲学和美学原理，拓宽了西方艺术再现的范围，再现不再局限于模仿外在现实的写实风格，再现主义（representationalism）代替了模仿（mimesis）。所以，如果说艺术再现了什么，那就是再现了意识所给予外部世界的秩序。这样一来，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为何物或者何种形式，比如是如实模仿对象，还是观念化地概括对象的抽象形式，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对准确地与意识秩序相吻合。简而言之，艺术要完整、完美地替代那个它所表达的意识秩序。这就是再现的哲学原理。
这个原理是理想主义的，即艺术主题和意识秩序必须达到完满的对应。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告诉我们，人的自由意识、纯粹理性和先验统觉虽有能力对应自然法则和世界秩序，但前提是人的理性有能力抓住完满的、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规律。审美判断和艺术再现只是，也必须是这种意识秩序的证明。所以，没有启蒙主义这样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就没有极为推崇精神性的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同时也就没有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和艺术史方法论的系统化成果。艺术家和艺术史家是意识秩序的领悟者和阐释者，为艺术再现提出了至高无上的标准，艺术必须承担意识秩序的物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