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早期中世纪艺术

早期中世纪主要指公元476年西罗马覆灭，至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之前的500余年的历史。在西欧，早期中世纪艺术融合了古典文化、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经过几百年的冲突和融合，新的政治秩序逐渐取代了古罗马帝国的政治体系，奠定了现代欧洲国家的基础。早期中世纪艺术迥异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美学观念，显示了独特而又丰富的想象力。

一、武士领主墓葬艺术

早期日耳曼人在战争和迁徙过程中，随身携带着各种轻巧的小型艺术品，如首饰、盔甲、编织品和木制雕塑，其中金属装饰品最为贵重，通常用金银制作并镶嵌宝石。从早期日耳曼—凯尔特（Germanic-Celtic）的武士领主墓葬中，出土了以动物图案的装饰为主的金属器物，工艺精湛，是抽象与自然、规范与想象的完美融合。

萨顿·胡船冢

在英国萨顿·胡（Sutton Hoo）出土的一艘装满陪葬品的双层大船反映了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独特的船冢墓葬传统。这艘船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 Beowulf ）中描写的大型武士领主的船冢十分相似。大量的陪葬品中有金属武器、银器、珐琅器、皇家标记、金币和各种装饰品。其中的两把银勺上刻有扫罗（Saulos）和保罗（Paulos）的字样（扫罗在经过基督教洗礼后改名为保罗），暗示着墓主与基督教的联系。船冢的主人很可能是东盎格鲁国王雷德沃尔德（Raedwald），他在625年去世前皈依基督教。

在萨顿·胡船冢中，一件镶着珐琅、嵌有宝石的囊包盖（图5-1）格外引人注目。在囊盖的下层，有4组对称的人物和动物形象，边上的两组形象表现了人与动物的搏斗，人物呈正面，被凶猛的动物夹在中间。这个图像呼应了《贝奥武甫》史诗中英雄征服海怪的故事。中间的两组动物形象表现了老鹰捉鸭。形式对称和谐，如同现代设计。在囊盖的上层有4组几何图案，边上的两组为规整的线性造型，而中间两组交缠在一起，呈现为环绕交错的复杂线条，其中隐藏着互相撕咬的蛇形动物纹样。这种动物纹样的金属工艺品，是西欧早期中世纪装饰艺术的杰出代表。

希伯诺—撒克逊艺术

自5世纪后期，爱尔兰、苏格兰和大不列颠地区兴建了大量修道院。为了传播福音书，修道院的修士们大规模抄写基督教典籍，这些制作精美的基督教手抄绘本成为“希伯诺—撒克逊”（Hiberno-Saxon），即爱尔兰—英格兰艺术的代表。

希伯诺—撒克逊艺术的一个重要代表是手抄绘本中的“织毯页”（carpet page）。它是夹在书页之间的整幅彩色细密画，插图画面内容与文本无关，纯属装饰，通常由抽象的动物纹样或字母图案组成，类似于织毯式样，因此得名。“织毯页”的艺术风格结合了早期西欧装饰艺术和基督教艺术传统。

《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装饰奢华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 Lindisfarne Gospels ）体现了早期基督教图像和日耳曼动物装饰风格的结合。作为《新约》的开篇，福音书讲述的是基督的生平故事，但是书中的彩色装饰插图却与叙事无关，最典型的就是其中的十字架织毯页（图5-2）。在色彩丰富、纹样交错的神秘图案中，可以看到蛇形动物扭曲交织、相互吞噬，反映出无规则的生命律动。然而，书页中心的十字架造型仿佛是这个复杂迷宫的方向盘，象征着基督教的引导作用。与野性的蛇形纹样相比，十字架的形式使构图变得清晰稳固、充满活力而又对称均衡。

《凯尔斯书》

在希伯诺—撒克逊手抄本中最为精美的是《凯尔斯书》（ Book of Kells ）。它制作于8世纪末或9世纪初，出自苏格兰爱奥纳岛（Iona Island）的修道院，后来因收藏于爱尔兰的凯尔斯修道院而得名。《凯尔斯书》中有大量整幅彩绘页，包括织毯页和叙事插图页。在首字母页上（图5-3），绘制着基督希腊文姓名的缩写“Chi Rho Iota”，即“XPI”，下方还有“autemgeneratio”的字样，合起来的意思是“基督即将诞生”，表示这一页对应的是《马太福音》开篇中对基督诞生的歌颂。绘图者通过将神圣的词句转化为抽象的图案，表达了对《圣经》的赞美。首字母页的图案与早期中世纪装饰纹样相似，并非纯粹的抽象形式，画面的细节隐藏着许多人物和动物的形象。比如字母“Rho”的尾部出现了一位男性的头部。天使的形象出现在“Chi”的左上方，仿佛陪伴在基督的身旁。在复杂的装饰纹样中，还可以找到猫、鼠、蝴蝶，甚至抓鱼的水獭的形象。它们通过象征性含义和观者沟通，与早期拜占庭圣像画中圣人的凝视异曲同工。无论是圣像画还是手抄本彩饰，图像都可以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令观者忘却现实，沉浸在它所营造的精神氛围之中。

二、加洛林王朝的艺术

8世纪晚期，在控制欧洲北部大陆的诸多国家之中，法兰克王国兴起。公元768年登上皇位的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统一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将政治中心设在亚琛（Aachen，今属德国）。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利奥三世在圣彼得教堂为他加冕，任命他为第一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曼大帝和他的继任者的统治时期被称为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 dynasty），这个名称源于查理曼大帝的拉丁文名字加洛斯·马格努斯（Carolus Magnus）。

为了树立基督教罗马帝国的新形象，查理曼大帝推崇古典文化、科学和艺术，广泛招纳欧洲的优秀学者，兴办学校和图书馆，并组织人力，重新修正《圣经》和古代典籍，形成了一种文艺复兴的局面。来自英国约克的著名学者阿尔昆（Alcuin）修订的《圣经》成为通用版本，不仅有利于宣传教义也便于文化普及。

《加冕福音书》

《加冕福音书》也称《查理曼大帝福音书》，因后来的每位德国皇帝在加冕礼中都要对此书立誓而得名。作为皇家福音书，这本书的装帧格外华丽，优美的烫金文字在紫色的犊皮纸上闪闪发光。书中整页纸的插图主要描绘了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圣马太、圣马可、圣路加和圣约翰。插图显示了古典艺术风格，比如圣马太的形象（图5-4），如果没有头上的金色光圈，他很可能被误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或诗人。画家用灵动、熟练的笔触勾画出裹在人物身上衣袍的褶皱，以色彩和光影的变化创造出三维形式的幻觉。从人物的衣袍、座椅、讲台到背后的风景，乃至边框上的茛苕叶装饰都来自古罗马样式。从人物的侧影和书本摆放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古典透视的影响。为了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形象工程，《加冕福音书》的插图显然放弃了西欧早期基督教插图的风格，转而恢复古典艺术传统。

《埃博福音书》

另一位圣马太的形象出现于为兰斯大主教所做的《埃博福音书》（ Ebbo Gospels ，图5-5）中。其姿势与《加冕福音书》中的相似，但表现力更强，画面中的所有元素都似乎跳跃起来。圣马太正以狂热的能量和速度写作着，他头发竖立，双眼大睁，衣袍紧裹身体，褶皱抖动着，背后的风景似乎也都活动起来，连边框上的茛苕纹饰都像是燃烧的火焰，画面上颤动的线条令人想起西欧早期的抽象风格。与《加冕福音书》的画风不同，《埃博福音书》的插图融合了古典绘画的写实主义和北方早期绘画的线性抽象传统，形成了加洛林王朝独特的艺术风格。

《林道福音书》

早期日耳曼金属工艺制品的华丽风格一直延续到加洛林王朝。这个时代的许多《圣经》的封面上都镶嵌着黄金、珠宝和象牙等贵重材料。这种奢华的装饰不仅为了美化书籍本身，也为了唤起人们对天堂的想象。《林道福音书》（ Lindau Gospels ，图5-6）的封面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件珍贵的作品制作于公元875—900年，大量的珍珠和宝石并非直接镶嵌在黄金底板上，而是由黄金爪托起，突出光线的反射，更充分地展现出宝石的光泽。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源自早期基督教艺术。基督看上去很年轻，似乎站立着，而非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痛苦或死亡的迹象。然而，四位天使、日月神、圣母和圣约翰表现出哀悼的样子，形象生动，动感强烈，风格与《埃博福音书》一脉相承。《林道福音书》的封面不仅以奢华的装饰著称，而且展现了早期欧洲中世纪艺术的传统与地中海古典风格的结合。

亚琛礼拜堂

为了重现帝国的辉煌，查理曼大帝以罗马和拉文纳为样板，在德国亚琛建立了自己的都城。罗马曾是帝国的中心，而拉文纳则是拜占庭权力在西方的展示。查理曼大帝希望结合这两个城市的建筑特点，将亚琛建成基督教帝国的中心。建于8世纪末的亚琛皇宫显示了查理曼大帝作为基督教皇帝的地位。宫殿的主要建筑群以君士坦丁在罗马的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为原型，而与查理曼大帝皇宫相连的礼拜堂（图5-7）则借鉴了拉文纳的圣维塔莱教堂。

从平面图上看（图5-8），亚琛礼拜堂的结构更加单纯，两个嵌套的八角形单元相互独立，简化了圣维塔莱教堂从中央延伸至后殿的半圆回廊。从内部看，亚琛礼拜堂的结构坚实厚重，呈清晰的几何形，不同于圣维塔莱流动回旋的空间分割结构。查理曼大帝的大理石宝座设置在西面入口上方的二层走廊上，正对基督祭坛的位置。当众人聚集在教堂的中庭时，查理曼大帝会在上方出现，显示其高贵的地位，而穹顶镶嵌画中的基督仿佛在天庭中赐福皇帝。

这个宫廷礼拜堂最有创意的设计在西侧入口。入口两边各有一个带旋转阶梯的圆柱形塔楼，相互对称的塔楼使教堂的西侧入口显得高大宏伟。这种双层塔楼的外立面结构被称作“西面工程”（Westworks），在这里首次出现之后，它被争相效仿，并不断改进，成为10世纪之后西欧教堂的一个主要特征。

圣加仑修道院平面设计图

加洛林王朝时期还兴建了大量修道院。大约公元819年，瑞士巴塞尔的主教、赖兴瑙修道院（Reichenau Abbey）的院长海托（Haito），为重建的圣加仑修道院制作了一份平面设计图（图5-9）。这份平面设计图既反映了中世纪早期修道院文化与皇权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是本笃会教规的理想化身。

从平面图上看，圣加仑修道院呈长方形，长约213.4米，宽约152.4米，接近中央位置的教堂主导一切。在传统巴西利卡式样的基础上，教堂的布局更加平衡通透，耳堂的宽度和高度变得与中堂一样，使得十字交叉地带变成正方形。另外，西面增加了一个祭坛，与东面相对。教堂还发展了新流行的西面工程，将西侧入口的双塔结构从立面上独立出来。为了给修士们提供沉思冥想的安静场所，圣加仑修道院将宗教活动的区域与世俗生活的区域分隔开来。回廊庭院被安排在教堂的周围，而不再像早期基督教堂那样设在主要入口前。宿舍、食堂、厨房、储藏室、医院和工作室等生活设施围绕教堂四周展开。

从整体上看，圣加仑修道院设计方案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精确的数学比例。早期的基督教建筑并不在意建筑结构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同区域的面积主要由礼拜仪式的需求而定。然而，圣加仑修道院的平面设计图以模块（module）为基数，每个模块长6.35厘米，从教堂的中堂、墓地的长度到修道士的房间大小，无一不是模块数的倍数或分割值，这使建筑的不同部分紧凑、统一。

在建筑结构上精确的几何关系所体现的是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是修道院制度的理想目标，正如圣本笃在会规中所提出的要求：修道院应为修士学习和祈祷提供健全的管理，并满足修道士个人的精神需求。这种修道院模式还体现了皇帝的权威。查理曼大帝认识到强调秩序的本笃会规与他为帝国设想的宏大理念一致，有利于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强大帝国。到了公元9世纪，在查理曼大帝的支持下，本笃会在西欧地区被广泛接受。尽管圣加仑修道院的设计蓝图在修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实现，然而，这份平面图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此后西欧修道院争相模仿的范本。

三、奥托王朝的艺术

查理曼大帝理想中统一稳定的欧洲并不持久。他的儿子“虔诚的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年在位）刚刚去世，帝国就开始分崩离析。路易的三位皇子为争夺帝国的权力发生武装冲突。843年，三兄弟达成协议，将帝国瓜分为三个部分，“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成为西法兰克王国国王，建立了现代法国的雏形；“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统治东法兰克王国，其领土范围大致与现代德国重合；洛泰尔一世（Lothair I）统治从尼德兰到意大利的中部地区。分裂后的帝国日趋衰落，受到来自南方的穆斯林、东方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北方的维京人的攻击。公元845年，维京人侵入法国西北部，从“秃头查理”手中夺取了诺曼底地区。

10世纪中叶，日耳曼人中的撒克逊后裔统一了各方势力，建立了新的王朝。这个王朝以现在的德国为中心，因三代名为奥托（Otto）的杰出国王而得名。公元962年，教皇为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加冕。作为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导者，奥托王朝复兴并发展了加洛林王朝的文化。

圣米迦勒教堂

奥托王朝时期最有雄心的艺术赞助人是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的主教伯恩瓦尔德（Bernward）。由他主持修建的一个最重要的建筑项目是希尔德斯海姆的本笃会修道院圣米迦勒教堂（图5-10）。

圣米迦勒教堂建于1001—103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轰炸，现已基本恢复原貌。这个教堂在加洛林时代的模式基础上进行了精心的改造，建有双后殿、双耳堂和多个塔楼。耳堂加强东西两边的重力，而中堂似乎只起到将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作用。南北两侧面的入口完全改变了教堂向东而建的传统，使教堂反而更像古罗马的巴西利卡。

与圣加仑修道院的平面图一样，圣米迦勒教堂在空间划分上再次运用了数学模块系统（图5-11）。比如其以十字交叉方块为基本单元，中堂长三个单元，宽一个单元。设置在每个方块的墩柱不仅突出了模块的视觉效果，还取代了之前的双排柱廊形成替代性的支持系统，减弱了早期基督教堂隧道式结构的水平延展力，增强了垂直向上的视觉力度。

伯恩瓦尔德之门

伯恩瓦尔德主教是奥托三世（983—1002年在位）的老师。1001年，他住在奥托三世建于罗马的皇宫时，曾参观过附近的早期基督教建筑圣萨比纳教堂（Santa Sabina）。这座教堂以装饰着《圣经》故事的木制雕塑大门著称。伯恩瓦尔德主教后来主持设计圣米迦勒教堂的青铜大门时，很可能受到了圣萨比纳教堂的木雕大门的启发。

圣米迦勒教堂的青铜大门被称为“伯恩瓦尔德之门”（图5-12）。这是一件单件浇铸的作品，高达4.72米，气势宏大，显示了高超的金属铸造技艺。其中16块装饰铜板的细节精致，继承了日耳曼人早期金属器物雕刻的传统。左扇门刻画了《旧约》中创世记的故事，叙事顺序自上而下，从上帝创造亚当开始，至亚当和夏娃之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结束；右扇门刻画了《新约》中基督的生平，叙事顺序自下面上，从圣母领报开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见证基督复活结束。两扇门合在一起，讲述了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暗示着在被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只有通过教会才能重回天堂。在基督教早期的神学解读中，《旧约》是《新约》的预告。因此，左右两扇门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对应。比如，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与基督上十字架的图像并排，夏娃哺育婴儿该隐与圣母怀抱圣子相对。人物的形象动态强烈，令人联想起《埃博福音书》中的圣马太，然而，这件青铜大门的刻画更加真实生动。比如，左扇门的第四幅图表现了上帝指责亚当和夏娃的场面。上帝正大发雷霆，他的手指戳向亚当和夏娃。而亚当和夏娃低下头，以手遮面，露出羞耻和恐惧的样子。两个人都想推脱责任，亚当转身背对向夏娃，而夏娃又向脚边的蛇看去。在这里，艺术家生动地表现了人性共同的弱点。

《杰罗十字架》

奥托王朝的雕塑艺术成就在《杰罗十字架》（ Gero Crucifix ，图5-13）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公元970年左右，这件真人大小的雕像由科隆大教堂订制，以大主教杰罗（Archbishop Gero）的名字命名。《杰罗十字架》视觉效果震撼，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立体感，与加洛林时期《林道福音书》封面上的基督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林道福音书》呈现的是早期基督教中程式化的、战胜了死亡的年轻基督形象；而《杰罗十字架》上的形象更接近于拜占庭艺术中的受难基督形象，他的脸上带有胡须，头顶流淌着鲜血，脸部因痛苦而变形，身体下垂，肩膀与胸之间的肌肉像是在撕裂，只有头顶的光环预示着他未来的复活。《杰罗十字架》表达了强烈的情感，显示了中世纪早期北欧艺术的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