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不在场”

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让他们成为一种“典范”，一种溢出社会体制的存在，一种“反叛”或“超尘出世”的象征。他们一方面被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裹挟，处于消费、买卖的链条中：生存，然后才能创作，是他们与普通人一样要面对的处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审视与对抗的群体，是最具有革命精神、批判意识的人群。拒绝、对抗现存的体制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艺术追求，而试图拥有其作品的人恰恰被他们这样的姿态与立场吸引。艺术家的神话究竟是催化了孤芳自赏式的隔离，还是不明就里的狂热，这是后来评论者们一直津津乐道的内容。“艺术家”概念的从无到有，既是创作方式和创作者自我认知变化的体现，也是时代与艺术领域发展变化的显现。正如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关于艺术家，讨论的盲点在于，社会关系本身是如何对知识分子整体加以建构的。现代主义对“作者”“元叙事”的推崇走向极致也许对此也有所反映：“艺术家”作为“作者”拥有了某种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如此强烈的“艺术家在场”让普通观众没有多少表达或解读的空间。因为理解、解读作者成为唯一的途径，现代主义将媒介、语言的自我独立性也看作一种“作者在场”，一种自我身份的界定，而界定就意味着区分。如何保持这种独立性，建立规则是必要的。迪基（Dicky）在其著作《何谓艺术》中申明：“艺术界”这一概念被提出的意义正在于它指出了“特定”艺术品存在的复杂结构，指出了艺术的“制度性”。而艺术家在艺术界中的任务是以艺术世界代理人的身份活动，授予自己的作品以艺术地位。观者如果在不了解这些规则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理解与欣赏，会是相当困难和不专业的，而这样的一种设定也是现代主义艺术最终走向曲高和寡处境的原因之一：观众无法跟上“艺术家”的脚步，或者说两个群体之间的沟通缺少某种途径或中介。

在后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情况发生了改变。同样，我们也从两个层面来探讨这种改变，即“艺术家不在场”的改变。与现代主义艺术向内转向而带来强烈的个人性，以及强调媒介独立性而带来的排斥叙事和文学性，专注抽象形式的研究不同，对社会性和外部世界的关注让艺术又进行了一次“向外的转向”。象征、叙事再次回到艺术创作的世界中，对时代性问题和我们所处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的关注，让艺术家和观众拥有“共情”的可能。2018年举办的上海国际双年展的主题为“禹步”。“禹步”是一种太极步伐，古代道教仪式的步法，创作者以徘徊于进退之间的神秘舞步来象征我们的时代。（图2-6）策展人梅迪纳（Medina）认为：“得与失，开放与恐惧，加速与反馈不断混合，不仅印证我们这个前行与回望并峙的时代，其深层的悖论色彩更是赋予了这个时代特殊的感性……当代艺术，则是由社会不同力量碎片制作而成的奇物，它是当下矛盾性的见证，它将不同维度的纷争、焦虑映射并转化成为主体经验的方法，帮助身处矛盾之中的当代主体适应当代生活里相悖而行的各种力量。”在此，显而易见，艺术是对当下时代的映射。

作品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但更是艺术家身处社会对时代矛盾的回应，是与观众同在的。另一方面，“作者已死”观点带来了权威的消解，观众对作品的解读自由大大增加。观看作品的人无须再以了解作者的意图为目的，而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观看、思考，提出自己的想法，产生自己的感受。是否了解或有兴趣知道作者的意图不是必须的，艺术家是“不在场”的。 aI0UU4xU/+H0dnNoacM4kJk1YHt+aVwCsNsLDNZj6c6Y/69/aXfcQLUOGadg4Ee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