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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论无意识：关于拉康、坡与法国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禾教授颇具启发性地考量了拉康学说背后的美国控制论渊源。在她看来，美国作家爱伦·坡之所以成为拉康研讨会的座上客，很大程度上乃是与法国控制论理论家们对美国同行的学术译介分不开的——譬如前者在自己的控制论著述中明确提及了《被盗的信》；如此，坡多少有理由成为联结拉康学说与控制论的巧妙机缘。
不过，在笔者看来，那一看似偶然的理论历史事件却在本质上拥有其尚不及严肃探讨的必然性：坡本人的诗学原理（而不止于个别仅对某一现代理论做出巧合性屈从之作）当中即包含着现代控制论思想的诸多潜能。就历史逻辑而言，笔者所突出的“作为控制论思想者的坡”或许免不了沦为某种“时间错误”，但那一错误的表象合理性却多少源于我们围绕控制论思想本身所产生的现代错觉。事实上，控制论作为一种认识论思想要远早于控制论本身。早在17世纪以数理逻辑闻名于世的莱布尼茨那里，现代“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便宣称自己找到了控制论在科学史上的“守护神”
；同样，坡在《页边集》等著述中亦屡屡将莱布尼茨视为其诗学控制学说的代言人
。如维纳所告诉我们的，“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一概念从词源上说来自希腊文Kubernetes，相当于英文的“舵手”（steersman） ，不仅如此，英文单词“管理者/调节器”（governor）也同样源于这个希腊单词；在维纳正式以它命名这门“新”学科之前，这个术语实际上早在19 世纪初即曾被用于政治科学领域。
尽管现代控制论思想直接发端于维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武器自控研究，但它却正以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人类观念生态中占据某种突出的基因优势：从神经回路到信息通信，从自然进化到人工智能，从经济博弈到社会交往，“控制”作为一个概念不再是人类围绕自动机器所怀揣的远古理想，事实上它业已凭借其认识论的哲学隐形变体在诸多人文社科领域实现了信息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