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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围绕阅读/阐释
的“深层”模式与“表层”模式展开了持久论争，这似乎成了某种“元语性的”视差之见。“深层阐释”的强大实践传统将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所担忧的那种“对表象（appearances）的公然蔑视”
转化为一种惯常的批评姿态。与此同时，围绕“表层阅读”所产生的学术偏见则大抵来自这样一种论断，即“表层现象不仅误导，而且刻意欺骗”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用“怀疑阐释学”一词“描绘那种为了揭示被压抑或隐匿的意义而对文本加以反常规阅读的实践”；围绕这一实践，形成了以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他们确信“表象是欺骗性的”，文本的深层意义掩藏于“显性的内容”之中。
事实上，无论是桑塔格心目中的“艺术情色学”（基于表层的快感）还是保罗·利科眼中的“怀疑阐释学” （基于深层的愉悦），诸如“表层/深层”与“显性/潜性”等二元对立模式始终未能摆脱其反讽性的两极纠缠。譬如，美国学者伊丽莎白·韦德认为贝斯特与马库斯的“表层阅读”宣言书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中对“症候式阅读”所表达的亲和，原因不仅在于他们忽略了詹明信本人围绕“怀疑/否定/深层阐释”
自身的“局限性”所发出的警告，更在于他们忘记了阿尔都塞对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精髓的“表层”诉求，进而对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进行了背道而驰的方法论界定。
“深层”这一概念由于其在认知上的内在隐喻性而不幸陷入永恒的歧义：物理性的深度? 抑或是思想性的深刻? 亚瑟·C.丹托在对阐释意义上的“深层”与“表层”加以甄别时，亦曾注意到“深层”这一概念的误导作用，为此他明确予以澄清，强调“深层阐释”中的“深层”并非“深刻”（profound）之意。
反过来说，文学艺术品的“深层（深刻） ”尚可见于表层结构，而亚瑟·C.丹托也正是通过“返回表层历史”才得以确认诗歌艺术的“历史有效性” 。
另一方面，“表层”阐释在亚瑟·C.丹托那里看似将我们重新拖回对作者权威的敬畏传统，如其所云，“艺术家在涉及其……表层再现的内容时往往处于特权位置”；正因为如此，彼得·拉马克将亚瑟·C.丹托视为“表层阐释的意向主义者”
。然而，在笔者看来，亚瑟· C.丹托在表达对作者权威的敬意之际并未夸大那一“特权”身份，相反，他显出几分保留：作家的“特权”仅仅是围绕“表层再现的内容”（而非“表层再现”的逻辑/方式）存在着。换句话说，“表层阅读”的深刻性依然可能摆脱作家权威的束缚，使得“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视差关联表现出富于变化的阐释动力。实际上，即便是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作为一种经典的“深层阅读”方法论）也无法回避“内”与“外”、“深层”与“表层” 、“本质”与“非本质”之间在认识论意义上相互设定的界面：
认识的体现以本质和非本质、表层和深层、内在和外在的差别形式完全表现在现实对象的结构中! 因此，认识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它要认识的现实对象中，已经存在于这一现实对象的两个现实部分的相互支配的形式之中! 实际上，整个认识都存在于现实对象中：不仅是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被称作本质的现实部分，而且还有认识的活动，也就是现实对象的两个部分之间实际存在的区别和相互设定，其中一个组成部分（非本质部分）是隐藏和包裹着另一个部分（本质或内在部分）的外在部分。
这一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如同齐泽克所说的“最小差异”）确认了“表层”逻辑的本体地位：认识的“表层”与“深层”最终实际上仍统一于作为“表层”的现实对象的结构中。相应地，美国学者丽塔·菲尔斯基在分析“怀疑阐释学”的审美与伦理之际，也不乏精辟地暗示了那一传统“深层阅读”模式本身所固有的“表层”逻辑：“承认思辨的情感维度倒未必是在否认智性或分析性元素的效能，而仅仅是在对显而易见之处加以肯定。”
作为受制于“情感风格”的世界观表现形式，“怀疑阐释学”的另一“表层”潜质在于它所热衷展示的“推理之乐”（pleasures of ratiocination） ，并因此与侦探小说的创作肌理相映成趣：
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经典侦探小说依赖于这样一种双重情节，通过对犯罪故事的分析来讲述犯罪故事；用[托多洛夫]的话来说，前者缺席但却有其事实，而后者则虽在场但却没有实质。[……]当这两个情节最终汇合于侦探围绕犯罪行为及罪犯身份做出的解释之际，文本的工作便大功告成。文学研究中所应用的怀疑阐释学依赖于类似的双重结构。批评家如同侦探一样力图追踪并揭示遭受掩蔽的因果模式[……]。
由是观之，“深层阐释”传统并不绝对排斥批评家扮演侦探的“表层”之乐。这一点不仅更为戏剧性地出现于坡在《创作的哲学》中围绕《乌鸦》一诗所进行的看似不乏“深度”的解剖当中
，甚至在学术界最为传奇的批评家身上亦不乏表现。譬如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学说之所以有其合法性，乃是在于它能够“使阶级斗争史当中遭受压抑与被掩埋的真实回归文本的表层”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层面上，我们发现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在《政治无意识》当中表现出一种有趣的逻辑悖论：深层文化冲突的价值体现恰恰在于反顾表层症候。
詹明信虽然在“表层”与“深层”之间画上了分割线，但并未否定前者在批判性阅读进程中的独特地位；事实上，“症候式阅读”本身恰恰是在强调表层资源对于发掘“深层”意义的重要性。丽塔·菲尔斯基在论及此类阅读模式之际，即认为尽管“表象不再是通向深层真实的关口”，但却依然作为一种“策略”能够对那一“深层真实”加以掩蔽。
即便是传统意义上那些看似“深层”的阐释，也不得不在注重“内核”的同时将“表层”视为不可或缺的共谋者；而“表层阅读”的审美聚焦则更为自觉地作用于视差界面上的寓意发生逻辑
，不再仅仅纠缠于因阐释立场的变迁而产生波动的具体目标寓意。
换言之，真正的“表层阅读”理应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论及的“鸭兔图”进行一次不可完成的使命：在看到“鸭”的同时，亦能以坡的“侧视”瞥见“兔”，在阅读视角的转切之间以某种阈限性的游离姿态体会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惊奇”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曾告诉我们，把握“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把握现实生活的“表象”（appearance） ，这“表象”虽看似虚空，却与“本质”保持着一种辩证关联——“本质”借助“表象”得以“揭示和遮蔽”（reveal and conceal） ，深层不过是表层内部的藏匿之物，深层即在表层之中。
与此同时，列斐伏尔显然在无意之间触及了视差的必要性：捕捉现象背后的“本质”恰恰要求在把握“本质”的同时“将其推至一边”。
这种在“看”与“不看”之间达至的视觉阈限性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维特根斯坦眼中的“鸭兔图”所做出的哲学回应。
面对“深层阐释”那绵延两千多年的强大传统，“表层阅读”作为一个专业概念的提出，使得我们能够以爱伦·坡所开创的“侧/斜视”重新看待“深层”与“表层”之间的辩证关联，当然也能够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提及现象学的“悬置”之际所描绘的那样——“让奇妙复归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