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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特别提及一种有趣的现象，即在柏拉图传统形而上学体系中，“艺术往往关乎（美丽的）外表及其难以捕捉的晦涩意义，而科学则关乎表象之下的真实”；不过，这一切业已发生了“奇怪的扭转”——“今天的科学越来越多地聚焦于自治化的表象（automatized appearances）那一奇诡领域，也即被剥离了所有实质性支撑的现象性进程” ，而与此相对的是，“现代艺术却越来越多地聚焦于‘真实之物’（Real Thing） ” 。简言之，科学的求真姿态与艺术的尚美追求正在发生着角色性互换。齐泽克的洞察当然注意到了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表层”转向，然而，他围绕艺术的“求真”趋势所做出的表述却并不在于告诉我们艺术之真脱离了表面而进入了现象背后的深处。恰恰相反，艺术对于“真实”的把握（正如齐泽克在分析苏联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的小提琴奏鸣曲之际所暗示的那样） ，依然摆脱不了那“表面上的‘玩兴’”（superficial“ playfulness”） ，一种无法使得“某种内在的东西”解脱出来的挣扎。
或许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尔德（Oscar Wilde）提出的悖论有了意义——“唯有肤浅的人才会不依赖表象去判断”
。
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指出，艺术赋予人类的并非关乎自然万物的“所有必要维度”，相反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个表面”，而凭借这一“表面”，我们却能够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同等印象”
；这一从纷繁审美反应中得到的“同等印象”，在文学认知专家看来乃属于一种对海量信息进行“加权平均”之后得到的审美原型。
这一点同样在神经科学中得到了证实：人脑的视觉机能之一在于从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捕捉柏拉图式的“恒定元素”
，这与齐泽克眼中代表“真实之物”的所谓“艺术的本体‘目标’”
不谋而合。也就是说，艺术的“真实”依然徘徊于黑格尔所言及的“表面”之上。 19世纪以“尼采-弗洛伊德”为轴心的“祛魅”进程旨在将人类生存的玄奥表象蜕变为世俗之真，而到了20世纪伴随胡塞尔现象学乃至于量子物理学的兴起，则产生了一股“复兴表象自身”（rehabilitating appearance itself）的强劲趋势，尽管围绕“表象”所展开的界定方式各有千秋。
约翰·塞尔在阐述“突现论”之际同样暗示了“表层”逻辑的深刻内涵：“意识的不可化约性与颜色、热度及固态等现象的可化约性之间存在着表面上的对照，但实际上，那对照恰恰就停留于表面之上。譬如，当我们将红色化约为光线反射率之际，我们并未真的消除了红色的感官性，我们仅仅是不再管那感官体验叫红色罢了”，如塞尔所概括，“表象即是现实”（[ T] he appearance is the reality） 。
笔者认为，文学文化的“表层转向”尤其体现于“表层阅读”这一概念的提出、批评与传播。在那一过程中，它博采众长，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乃至于量子物理学中的诸多观念产生共鸣，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国学者贝斯特与马库斯（Sharon Marcus）在对“表层阅读”加以例释时指出，批评者“不应将鬼魂解读为缺席，而要将其视为在场” ，“鬼魂即是鬼魂，不可说那是某某人的鬼魂”
。这一认识即回应着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事物即是现实，而并非某种‘自体性’本质的表相”；现象学对“表层阅读”的启发还可以表现在其围绕“本质直觉”所做的阐述中——在那里，“本质既非隐蔽的，亦非秘密的，[……]而是对事物自身直接呈现于意识的东西所进行的未经中介干预的把握”
。尽管文学的现象学阐释同样注重通过“看”去构建某种表层函数，但围绕文学的“本质还原”尚缺乏真正具有突破性价值的“看”的有效手段：如果现实世界的读者在把握《等待戈多》那一类作品的“本质”之际只能通过对世俗逻辑判断加以“悬置”，从而“进入那一戏剧本身所想当然的日常存在的世界中”
，那么这将意味着，现象学式的“悬置”在文学阅读中实际上仅仅作用于文本之外，而并未“中止”文学“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内部的文类话语逻辑。
从此意义上说，“表层阅读” （在坡与齐泽克的理论意义上）所固有的“侧/斜视”机制恰恰能够通过将现象学式的“悬置”施于文本自身的表层结构，触发齐泽克所倡导的“理论的短路”（theoretical short-circuit）
，在视差罅隙生成的界面上探求文本寓意的发生逻辑。
“表层”这一概念对于以贝斯特与马库斯为代表的“表层阅读者”来说，既非“文本的物理性表层”（譬如纸张、装帧与排版等），亦非用来隐藏“奥义”的“症候式表征”，而是“文本中显而易见的、可为观察的、能被领会的部分；既非藏匿之物也非隐身之所；它在几何意义上只有长度与宽度，却没有厚度，并因此而摒弃了深度。表层之价值往往在于被‘看到’（looked at） ，而不在于我们通过训练所学会的‘看穿’（see through） ”。
贝斯特与马库斯所总结的几种“表层”模式，大致可概括如下：（1） “物质性表层”，细分为两种亚模式，一是“书的历史”，也即通过将作者、读者与销售商联系起来关注阅读史、书籍的出版与流通。二是“认知研究”，也即调查阅读进程中读者的大脑运作机制
；（2）“结构性表层”，也即主要借助形式主义与新批评的细读工具，着重审视文本的精密话语结构；（3）“体验性表层”，也即基于苏珊·桑塔格强调的“艺术情色学”，突出阅读进程中的“直接感官”与情感反应；（4）“同构性表层”，也即文本的深层结构恰恰停留于文本自身，“深层是表层的延续，乃至于成为一种内在效果”；（5）“模板性表层”，也即文本内部（对于作为“解剖学家”的批评者而言）以及文本之间（对于作为“分类学家”的批评者而言）存在着的“表层叙述结构与抽象模板”；（6）“字面性表层”，也即一种摒除了隐喻式扭曲（如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友谊被人为边缘化，以满足女性主义解读的伦理预设）的“忠实阅读”（just reading）——不再刻意“将在场看作缺席，将肯定当成否定”。
与齐泽克从坡那里汲取的非凡批判灵感一样，贝斯特和马库斯也主张从坡的视觉认知策略中领会“表层阅读”的重要性：“如埃德加·爱伦·坡的故事《被盗的信》所一直教导我们的那样，眼皮底下存在的事物值得关注，但却经常从人们的观察视野中逃逸——尤其是那些生性多疑的侦探，他们往往将目光绕过表面转而去发掘那表面以下的东西。”
希瑟尔·罗夫对贝斯特和马库斯的“表层阅读”理念大加赞赏，因为它至少在客观上积极回应了法国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与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其微观社会学研究中所实施的基于“表层”的“描述性方法”，进而使得“抛开深度假设的细读”成为可能。
实际上，“表层阅读”在贝斯特和马库斯那里并非简单鼓吹利用某种（伪）科学的人文姿态去取代文化研究的传统地位，而是希望通过可为借鉴的科学方法“去拓展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文学阅读（研究）能够借助电脑平台，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手段来实现从传统“英雄式批评家”（执着于“文本矫正”的“深层阐释”）向现代“非英雄式批评家”（执着于“矫正批评的主观性”之“表层阅读”）的转型，进而重返文学研究领域中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忌”的母题——“客观性、有效性和真实性”。
值得注意的是，贝斯特和马库斯尽管对“表层阅读”进行了空前的系统界定，但恰恰在提及坡的视觉认知之际忽略了“侧视”这一关键环节。在笔者看来，坡不仅仅着眼于“表面”，更关注如何通过“侧视”去发现“表面”上那些原本极易为人们所视而不见的“沉默”之物，恰如拉康式的“对象a”——“仅有从某个视角对景观加以审视方可察觉它的在场”
。正因为如此，当下的文学“表层阅读”还无法像齐泽克那样用坡的“眼睛”在包罗万象的哲学思索中屡建奇功，它更多的使命似乎仅仅停留在贝斯特和马库斯所说的“矫正批评的主观性”层面上。相比较而言，坡与齐泽克理论意义上的“表层阅读”则不止于对各种遭受“隐喻式扭曲”的批评观念加以反拨，而是更进一步，主张在诸多被默认的、自然化的文本现象中揭示叙述结构的断裂或创伤节点，使得齐泽克式的“视差”成为传统“深层意义”得以（再）生产的表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