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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泽克的理论体系中，“视差”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围绕同一对象所展开的“视角的切换”（shift of perspective） ，譬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不过是围绕“人性本身”所产生的不同角度；其次，“视差”还意味着同一对象本身即包含了将“我”与“我自身中的非我”区分开来的所谓“视差罅隙”（parallax gap） ，譬如“人性”与“人性自身当中的非人性”之间的分裂——齐泽克称之为“最小差异”（minimal difference） ，与“视差罅隙”属于同义语。
如果说齐泽克的“视差”概念略显晦涩，那么我们不妨求助维特根斯坦围绕“鸭兔图”（duck-rabbit）的“看作”（seeing-as）机制所做的分析；在那里，对象并未变化，只是“看的层面”（aspect-seeing）发生了转换。
“鸭兔图”在笔者看来即是一个典型的齐泽克式的“视差”结构，它意味着这一独特的对象（“鸭兔”）与其自身的“非我”成分（“鸭”或“兔”——均构成“非鸭兔”）之间所呈现的裂隙。这一隐喻性的“最小差异”对阅读模式而言，则不再是“表层”与“深层”之间的区分，而是“表层”与“表层中的非表层/表层中的‘深层’”之间的视差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齐泽克借助其对现代绘画的理解，客观上道出了“表层现象”的本体价值：“现实本身变成了表象（appearance） 。换言之，事物不仅仅是看似什么（appear） ，亦可是看似在看似什么（appear to appear） 。”
从某种意义上说，齐泽克从坡那里汲取了灵感，将后者的独特视觉认知机制转化为一种富有哲学精神的文化思辨模型。笔者认为，阅读的“表层转向”在展现其不乏“革命性”的返璞归真之际却仍遭受不同程度的诟病，乃是因为它未能如坡或齐泽克那样充分践行以“侧/斜视”为认知策略的“视差”方法论，从而使得垂直意义上的传统“深层”建构依然游离在水平意义上的“表层”逻辑之外。齐泽克注意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中提及的一个重要悖论：能指层面的“结构性位置”对所指层面的“填充性元素”固然具有逻辑上的预设作用，但不能忽略这两大层面之间的“永不重叠”——“我们总是同时遭遇这样一个实体”，它既是一个在结构性上“虚空、未被占据的位置”，同时也是一个在意指性上善于快速变化的“逃逸之物”，一个“找不到位置的占据者”。
笔者认为，这一悖论恰恰映射了“表层阅读”实际上所涉及的两大要素：一是文学叙事的表层逻辑如何对潜在寓意的发生加以规约，二是审美寓意（作为拉康式的无以实现的“欲望对象”与坡笔下那封“被盗的信”）如何摆脱那一结构性操控。 “侧/斜视”能够帮助我们在背景与前景、中心与边缘、故事层与寓意层之间实现齐泽克所强调的“态度的切换”（而非“对象的切换”）
，并捕捉到那一“切换”所带来的“视差罅隙”——这里正是传统意义上的“深层”与“表层”进行信息交互的最活跃的界面，也是“表层阅读”理应真正焕发生机的核心地带。
就其对于“表层阅读”的实践意义而言，齐泽克的“视差罅隙”作为一个概念难免存有几分抽象，但我们可以从齐泽克（尤其是拉康）所特别关注的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Jr.）的画作《大使》（“ The Ambassadors”）中找到一种服务于“表层阅读”的模型：在拉康眼中被视为“示范性结构”的“视觉失真”（anamorphosis）机制恰恰在于利用“平面光学”（flat optics）对三维透视的立体幻象加以变形；
于是，我们所熟悉的经过“透视”处理的三维现实世界被“挤压”成了一种令人费解的二维平面畸像——“深层”结构在此以一种不可能的方式变成了“表层”结构。笔者认为，画面正下方被扭曲拉伸的“骷髅头”（拉康眼中代表“作为对象a的‘凝视’”之象征物）恰恰成了表层阅读者借助“侧/斜视”策略方得以无限接近的隐含寓意；在此意义上，“视觉失真” （作为文学寓意的发生逻辑之共性要求）不仅将“深层”扭转为“表层”，更进一步衍生出“表层”结构的内在张力——“骷髅头”代表的隐性维度（基于“侧/斜视”）与画作本身代表的显性维度（基于“直视”）被压缩在同一个平面之上。换言之，“视觉失真”以一种隐喻性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文学创作者如何在其艺术表层布局中巧妙规避/藏匿“道德之重”；与此同时，亦可作为同样有效的阐释机制，反向引导读者对作品进行更为准确的“表层阅读”。可以说，“怎么看”不仅决定了“怎么写”，同时也预设了“怎么读”——坡将这一“秘密写作”的“表层”游戏发挥到了极致
，与齐泽克在其哲学书写中所呈现的独特魅力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