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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借鉴马图拉纳与瓦莱拉在其生物学实验中揭示的系统“自创生”逻辑，本尼·珀克在谈及元小说的控制论特征时指出，元小说往往被视为带有某种戏仿属性的“自足游戏”（a self-contained game） ，然而从现代认知科学的角度来看则意味着它所特有的“自反性”并非对外部世界的拒斥，而是凭借“自创生性的闭合”（autopoietic closure）去建构一种独特的身份，以便对环境做出更为有效的反应。
当然，这绝不是后现代文学的专利。坡的小说之所以带有显著的控制论“基因”，同样在于托多洛夫从坡那里所发现的“自反性”：
如果细读[坡]的作品，我们就会相信他的作品几乎从无相继事件的简单接续。甚至在那些讲述最具连贯性事件的故事里，譬如[ 《瓶中手稿》（“ Ms.Found in a Bottle ”）或《皮姆历险记》（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 of Nantucket） ] ，叙述通常始于一系列惊险事件，而后转入神秘，并迫使我们回顾叙述本身，更为仔细地重读它所讲述的谜。推理故事同样亦是如此，故从这一意义上讲，此类推理故事与现今的侦探小说形式相去甚远。在坡的推理故事当中，情节逻辑被代之以求知逻辑，我们看到的绝非因果连贯，而只是事后的因果演绎。……[坡]的所有作品均受到寓言倾向的驱使。……[他的] 故事热衷于把文学当作对象，这是一些元文学故事（metaliterary tales） 。 [他]对叙事逻辑如此关注，以至于将叙事本身视为其主题。
托多洛夫所说的“事后的因果演绎”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控制论的“反馈回路”思想，同样如坡在《创作的哲学》中围绕《乌鸦》末尾处那句诗行（“将你的喙从我的心头挪开”）所作的分析：自此，“意义的暗流”得以贯穿先前的全部诗节，读者也因之对“乌鸦的象征性”恍然大悟，不得不重新回顾整个作品以“寻找寓意”。可见，小说（尤其是元小说）的自我指涉现象意味着文本成了某种“自创生”系统，而使得这一系统得以运作的正是维纳所强调的系统内部的“双向通信” （也即反馈回路），它相对于“单向通信”（也即直线因果）的显著优势表现为对错误指令做出及时的自我纠正（Human 49-50） 。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文学文本系统内部亦同样潜藏着“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与“隐含读者”（implied reader）之间发生的“双向通信”。申丹教授曾非常科学地将“隐含作者”界定为由“创作时的作者”（编码）与“文本中的作者”（解码）共同建构的综合体。
在笔者看来，所谓“文本中的作者”实际上在阐释进程中恰好对应于沃尔夫冈·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一书中所确立的核心概念“隐含读者”；其实践优势在于它（如伊瑟尔所暗示）乃是一个将“文本性结构”（在文本中规约的读者）与“结构化行为”（在阅读中进行想象的读者）融合为一体的产物。
如此，“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在笔者看来颇为工整精致的预设-反馈回路。这或许是文学作品带有“自创生”属性的潜在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坡笔下普遍存在着的那些“元文学故事”与同样强调“自创生”属性的“二阶控制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契合。
文学文本系统的“自创生”现象是一种天然的美学衍生物，其发生的认知肌理乃是在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之间所不可避免的自我循环指涉；就这方面而言，元小说与传统小说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加拿大学者丹尼尔·威尔逊在讨论“读者”问题时即特别关注到韦恩·布斯的一个“常为人引用的段落”——“作者创造……一个自我的形象，又创造一个读者的形象；他创造出读者，恰如他创造其第二个自我，而最为成功的阅读则正得益于这两个被创造出来的自我，也即作者与读者，能够实现全然合拍”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双向通信”对于具体审美活动而言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理论模型——毕竟创作进程总是艺术家的个体行为，如坡本人所调侃的那般：“[作者]事先根据明确的解密目的编织了一张网，而后又自行拆开这张网，哪里存在什么精妙之处呢？”（CW XVII 265） 。换言之，作家往往必须像坡那样采取一种双重意识，既无限接近“隐含作者”，又充分贴合“隐含读者”。这意味着“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凭借各自在“作品中的客观化（objectivized）创造行为” ，共同构建出最为“优化”的信息交往模型。
毋庸说，这种双重意识使得文本系统的“自我指涉”获得了其内在的社会属性。笔者认为，卢曼的社会交往理论（同样针对“自我指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段极佳的注解：
当我提到双重权变（double contingency）时，我头脑里想到的是那种对于纯粹的可能性所给予的导向性依赖，它只可这般而不能那样。一切经验或行为，凡涉及他者（Other） ，便具有双重权变属性，因为它所依赖的不仅是我，还有他者，我必须将其视为另一个自我（alter ego） ，如我一样自由、不可预料之人。我寄予他者的期望若要得以实现，唯有通过“他和我”共同为此创造必要条件——而这条件本身既通过我们的部分期望来加以映现，与此同时也构成了那些期望。[……]社会结构所采取的期望形式并非针对行为（更不必说具体的行为方式），而恰恰是针对期望本身。 [……]这种对于期望的期望（expectations about expectations）能够提高社会交往的效率[……]围绕期望所产生的可期望性（expectability of expectations）乃是一切基于意义导向的社会互动所不可或缺的前提。
所谓“对于期望的期望”在笔者看来正是控制论对于“冗余”的重视，其图式化意义对于提高社会交往效率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同样地，在坡的文学认知模型中，作者的文本预设恰恰是通过隐含读者的“冗余性”解码来实现对位关联的——基于坡小说所惯常的循环逻辑，我们不妨借用杜宾的语法
将其表述为“作者知道读者知道作者”；而卢曼所谓“围绕期望所产生的可期望性”说到底不过是体现了这种图式化的循环认知结构，它能够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同样存在着的“双重权变”不再过度随机和随意。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卢曼在谈及“期望”时并非指完整的期望，而仅仅是指“部分期望”。这个细节在笔者看来十分关键，因为它能够在理论层面上有效回应这样一个潜在的诗学悖论：“隐含读者”与“隐含作者”在实现无缝对接之际，固然使得文学信息交往获得了卢曼所暗示的经济性原则，但却因其冗余性的闭合循环而多少有违于J.希利斯·米勒眼中的文学“本质”——“掩藏秘密”
。因此，“部分期望”乃是注定了要在文本系统当中一方面推动“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通过耦合而生成冗余结构，另一方面又突出坡所主张的“诗性直觉”与“情节偏离”等操控策略，以对那一冗余结构施加合理干扰，使之成为“秘密写作”的否定美学。
在《摩诺斯与邬娜的对话》（“ The Colloquy of Monos and Una”）当中，坡借助两位对话者围绕死亡与重生问题的探讨特别指出：现代文明的“进步”实则意味着一种“倒退”（retrogradation） ，它以功利主义的自傲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拒绝听从后者的引导——“人类因其学会了对自然资源施加与日俱增的操控而不乏幼稚地沾沾自喜”；与此相对，“诗性的智慧”（poetic intellect）作为通向真理的最佳途径，则将那代表着工具理性的“技艺”视为引发社会“病态骚动”（diseased commotion）的罪魁祸首。（CPS 359）可以说，“诗性的智慧”正是坡在《诗歌原理》中围绕“美”所做出的界定：“美”一方面是“诗的职责” ，另一方面亦为“诗的真正本质”（CW XIV 275-276） 。有趣的是，维纳在其控制论思想语境下同样对“美”做了一番诠释：“美，正如秩序，在这个世界的许多地方发生着，当然仅仅作为一种局部的、暂时的抵抗，来应对熵增的尼亚加拉瀑布”（Human 134） 。尽管理论立场相去甚远，但坡与维纳却显然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美”是抵御熵增、克服无序的组织性力量，而其所提供的“秩序”却是诗性的，正如维纳从数学那一“最为庞大的隐喻”体系中同样发现了其“美学”附加值。
诗性的秩序，就坡的小说美学而论，乃是在以情节偏离为核心的“逆向反馈”基础上，实现文本话语系统的动态平衡；而就坡的宇宙观来说，则意味着以“诗性直觉”为基础去规避那种“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的过度操控。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所包藏的控制论思想远不止于围绕坡的小说诗学所做出，它甚至针对人类在其现代文明进程中所怀揣的“控制论无意识”提出了警示。就这一点而言，贝特森为我们理解坡提供了一则完美脚注：宇宙作为一个系统有其自身的纠错机制，“它所包含的控制难题与其说是类似于科学，毋宁说是近乎艺术”——“每一次伟大的科学进步……从来都是雅致的”，因此“社会科学家们最好不要意气用事，以为自己能够控制那个仅仅为我们所一知半解的世界”；人类的愚蠢在于将自己的一知半解当作“焦虑的食粮”，并由此而“加强了控制的欲望”，其结果只能是因操控而失控。贝特森呼吁我们回归“那一如今业已鲜为崇尚的古老动机” ，也即“围绕自身所处的世界而表现出的好奇心” ；从那里，“人类得到的奖赏不再是权力而是美”（Steps 268-269） 。
尽管热力学第二定律带着某种“悲观目的论”预言“美”将不可避免地最终沦为“局部的、暂时的抵抗”，但那一宇宙科学观恰恰说明了“文学控制论”存在的必要性与独特价值：唯有在拟真的逻辑意义上，我们方得以将那“局部的、暂时的抵抗”幻化为不乏永恒意义的“抵抗”，如莎士比亚在诗中所表达的信念，“只要有人类生存，或人有眼睛，/ 我的诗就会流传并赋予你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