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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笔者在上文所强调，坡与现代控制论思想的跨时空交往并非偶然。诺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曾给予坡一个短暂亮相的机会。那是维纳在谈及“机器自动化”的未来可能性之际所举证的一个不乏传奇的事例——“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
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方法，用现代计算机来下象棋，当然棋艺至少要算得上差强人意。在这项工作中，我所追随的思想线索背后是一段值得关注的历史。坡曾经探讨过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骗局，并且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揭秘；指出那部机器之所以能够下棋，乃是因为内部藏着一个无腿的瘸子进行操控。（Human 175）
虽然将坡笔下的“侏儒”描述成“无腿的瘸子”流于夸张，但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坡能够以某种看似偶然的姿态激发一位现代控制论奠基人的科学想象。在笔者看来，这偶然性背后倒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坡文学”自身的控制论“直觉”。热衷于“秘密写作”的坡从“自动象棋机”当中揭示了一种“创作的哲学”，一种将诗性直觉隐匿于机械逻辑之中的文学控制体系。
倘若说坡的数学理性往往包藏着艺术的非理性，那么维纳的控制论思想则同样不乏“机器的柔软”，如其写道：即便数学这种“看似最注重事实的科学”，恰恰在数学家眼中“建构出了人类所能想见的最为庞大的隐喻”，并借此获得了其在智性之外的“美学”附加值（Human 95） 。
对坡而言，文学叙事的系统逻辑在于《被盗的信》中神探杜宾所尤为强调的“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CPS 602） ；在于《金甲虫》中海盗基德（Kidd）在设置藏宝信息时如何将“诗性的统一”（poetical consistency）与理性的“常识”加以兼收并蓄（CW V 141）——无论是使用海滩上意外发现的那只神秘甲虫作为标定藏宝区域的悬锤，还是将白皙的骷髅头置于树梢作为指引寻宝的导航灯，均在控制论意义上体现了文本话语系统中诗性直觉对于机械理性的反馈修正功效。莱布尼茨作为科学家的超凡脱俗之处即在于此，如坡所言——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一流的数学家” ，而更因为他拥有一个“指路的仙人”（fairy guide）——“想象”，这正是牛顿那样的科学家们所缺乏的。
有趣的是，坡一方面在《我发现了》当中以类似的观念指出开普勒宇宙定律最初倚赖的与其说是逻辑，毋若说是“猜测”（Eureka 79） ；而另一方面又在《创作的哲学》中看似一反常态地将诗性直觉当作艺术家口中的故弄玄虚，转而突出《乌鸦》一诗创作的“纯粹机械”进程。在笔者看来，这绝非坡故意扮演其小说世界中的“逆反的精灵”（the imp of the perverse） ，而是通过控制论意义上的“逆向反馈”
对系统中的激进输出加以纠正
，借此保持诗学系统的“稳态”建构。如美国学者约翰·特雷西（John Tresch）所暗示的那样，就《创作的哲学》之隐含作者而言，无论是“讽刺意图说”，还是“技术拜物论” ，均是对坡的误读——坡既非19世纪美国新兴机械文化的狂热崇拜者，更非思想保守的盲目抵制者，他只是在纯粹直觉的非理性系统中突出数学逻辑的调控作用，恰如他在纯粹机械的理性系统中强调诗性的直觉；即便在《泄密的心》（“ The Tell-Tale Heart”）那一类以精神分裂为特质的反理性作品中，主人公的疯癫之中同样存在着机械感十足的逻辑样式主义，如约翰·特雷西所言，坡热衷于在“自然化与机械化之间、混乱与控制之间”提供一种“轮换结构”（structure of shifting） 。
艺术诗性与数学理性之间的“轮换结构”作为坡的小说美学特质，同样可以在英国控制论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心灵生态学”
中找到理论共鸣。贝特森暗示我们如何从更为宏观的认识论视野将“反馈回路”思想转化为某种不乏普适意义的通用哲学，如其所云：当人类的意识行为缺乏艺术、宗教乃至于梦幻（作为无意识潜能）的“协助”，人类将注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当然也就无法真正领略所谓“心灵的系统化本质（systemic nature） ” ；我们赖以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拥有回路结构”的世界——“仅当智慧（也即对回路性[ circuitry]加以理解或认可）掷地有声，爱方能幸存”。贝特森所说的“爱”乃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尊重，对“回路”逻辑的敬畏，否则即便是“自然母亲”也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因为过度注重“目的理性（purposive rationality） ”而酿成大错。作为终生崇拜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著名学者，贝特森之所以强调那一类为无意识所青睐的诗性“协助”，说到底不过是告诉我们系统思维的重要价值：纯粹的“理性” （也即贝特森眼中那“缺乏非理性协助的人类意识”）将“必然是病原性的”（Steps 146） 。如此说来，坡在其小说美学中正是突出了非理性对理性、偶然性对必然性、诗性直觉对机械逻辑的修正调校作用，恰如托多洛夫在评价坡的此类二元对立现象时所指出，坡的“理性主义”注定必须接受各种看似游离于常规之外的“偶然”与“巧合”
。毋庸说，坡与贝特森在“艺术性协助”的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共鸣绝不止于推崇“两种文化”的融通之意，更在于其所包含着的“作为认识论的控制论”之普适价值，就像贝特森所强调的那样，“即便在最为简单的自我修正系统（self-corrective system）中，整体性（holistic）特征同样是显而易见的”（Steps 315）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从控制论的“反馈回路”视角重新考察坡所尤为关注的“整体效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