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控制论到小说批评

虽然美国学者大卫·珀卢什在《柔软的机器》一书中将其所命名的“控制论小说”（cybernetic fiction）仅仅作为科幻文学的一个“亚类别”局限于“后现代作品” ，然而在笔者看来，却恐怕鲜有别的作家能够像坡那样对“文学控制论”（不妨在本书中做出这一临时规约）表现出更具主体意识乃至于原型价值的“慷慨”展示——无论看似怎样“玄虚”，那“玄虚”本身恰恰就是坡在其小说诗学系统中实施的审美控制。坡的那篇不乏传奇色彩的“文论”《创作的哲学》因其与坡的另一篇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魔术揭秘文章《梅伊策尔的自动象棋机 》（“ Maelzel’s Automaton Chess-Player”）表现出相似的机械逻辑，而使得坡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部“诗歌自动机”（poetry-automaton） 。 难怪乎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一书中提及“自动象棋机”之际不得不向坡脱帽致敬了（详见笔者在下文的引述）。坡所一贯主张的“数学理性/诗性直觉”以及“整体效果论/情节偏离说”等辩证二元论也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于控制论的两大核心思想：“稳态”（homeostasis）与“反馈”（feedback） ——同样凭借它们，智利著名生物学家马图拉纳和瓦莱拉甚至将生命系统亦视为一部控制论的“自创生机器”（autopoietic machine） 。

德国学者本尼·珀克是少数正面触及文学与控制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媒介性、控制论与叙事性：1960 年之后的美国小说》一书中，他指出文学阅读与创作所表现出的“自创生”（autopoiesis）逻辑：我们从文化记忆中提取模板，而后又演绎性地将这些模板重新用于“个体交往记忆”；换言之，文学书写负责对认知模板加以检验、联结，以“高度规约化的形式对思想进行‘再生’”，而文学阅读则是作为“记忆训练方式”，藉“自反性”姿态对主体记忆赖以依托的图式加以质询和调整。 尽管“自创生”作为一个发端于生物学的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尚显陌生，但它却着实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渗透性影响，甚至业已在文学研究者当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有趣的是，“自创生”这个听似古怪的术语在其最初由马图拉纳和瓦莱拉苦思冥想之际，恰恰是意外间得益于一位友人的文学话题：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如何面临着“从文”（poiesis /creation）抑或是“从武”（praxis / action）的“两难境地” 。这个灵感为控制论生物学界创造了一个久负盛名的专业概念，在马图拉纳看来，它作为一个“没有历史的字眼”恰恰能够最为恰当地表征“生命系统所固有的自治动力学”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创生”作为控制论思想的核心衍生逻辑，无法直接从生物学领域介入社会科学；换言之，也即无法在“生命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直接找到某种学理上的同构性。在笔者看来，面对这一断裂，德国著名社会控制论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social systems theory）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重要的弥合作用：如果说马图拉纳和瓦莱拉所揭示的“自创生”逻辑意味着“认知是生命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实现了“物质-生命-心智之间的连续性关系” ，那么卢曼则是在社会学领域对那一逻辑加以变形，类比性地找到了从神经系统（有机体）到意识系统（心理）再到交往系统（社会）的连续性关系，且每一级系统本身均为“自创生系统”，而前一级系统又均受到后一级系统的“修正” 。在笔者看来，卢曼的艺术“社会系统论”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它拓展了生物学“自创生”逻辑的认识论边界，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摆脱传统阐释学对于意义的单维考量而建构了“意义功能说” ，并由此在学理上使得控制论与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卢曼本人所同样重视的文学和艺术）之间的嫁接成为可能。

受到卢曼的启发，美国叙事学家布鲁斯·克拉克在《新控制论与叙事》一书中进一步对前者的“社会系统论”加以利用，使得文学叙事通过读者的社会信息交往而获得“自创生”式的意义循环，如其所指出，“文本不会阅读自身。而且，即便它们被阅读，往往也是在系统性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的。除非读者或观众在某种社会系统的网络中相互渗透，否则一切均无从发生” 。克拉克的“控制论叙事学”聚焦于文学文本的意义建构系统，将关注点从意义层面转向意义发生的逻辑层面（实际上也即卢曼所强调的“意义功能说”）。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J.希利斯·米勒从文学与新媒介的物质性关联中真正体会到了所谓的“赛博空间那无法想象的异质性”，正如他几十年之后才终于理解了其在年轻时代围绕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一首诗歌所产生的困扰，“我现在还在试图理解并接受阐释学和诗学之间的分歧，即意思和意思的表达方式之间的分歧” 。类似地，坡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注重意义自身，倒不如说是更为突出意义的“表达方式”；换言之，即是故事寓意发生的逻辑路径，就像那封“被盗的信”——重要的不是信的内容（阐释学的“意义”），而是信的藏匿方式（诗学的“意义表达方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控制论意义上的闭合循环回路（意义的社会性）：“盗信者知道失信者知道盗信者” 。这一“自创生”逻辑可谓从微观视角映射了美国数字人文学者海耶斯所暗示的观念：文学的控制论基础在于它与媒介技术及“具身性读者”之间通过彼此生产与被生产的过程而形成的复杂的“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 。

可以看出，无论是本尼·珀克还是布鲁斯·克拉克，甚或是海耶斯，控制论对于文学研究的接入方式就目前而言，大抵还是社会系统论式的功能主义再现——正如卢曼眼中那“作为社会系统的艺术”，小说乃是作为“大众媒介的产物” 而寄生于意义的社会网络之中；即便在涉及具体作家、作品的情形之下，亦往往只是聚焦于后现代文化维度中的科技定位与人文反思，似乎控制论思想只情愿向约翰·巴思（John Barth）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那一类负载科技信息的后现代作家敞开心扉，且尤为偏爱那一类文学作品所固有的“主题与形式”（Soft 19） 。不过，也许正是“得益于”这一问题化的学术情境，坡作为文学控制论思想者的身份反倒显出了几分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更为关键的是，坡的小说诗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原型样本，使我们能够尝试站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去发掘、考察文学话语系统内部的控制论意义。 gDXWyzdZBeMHfm9H4GrObJuTbOsNMbdcrqEquoeOyPgBSmiuCHUg3KimwAOnAA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