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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计算米兰达规则成本的方法论

一、错误的分析——非法(供述)证据排除率

评估米兰达规则成本的可能方法之一是,看有多少供述因为警察违反了米兰达规则而被排除。在一些案件中,被告人以警察违反米兰达规则为由而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被采纳,直接导致了一些危险犯罪分子被开释。例如,在得克萨斯州,一名邦迪多斯摩托帮的成员杀害了一名曾经指证过该帮派的年轻妇女,其供述了这起谋杀,但是该供述却被排除了,理由是在其作出供述之前本应得到律师的帮助(而没有得到)。 被告人从容地走出法庭的大门,脸上充满着得意的笑容,只留下被害人的父母在那诉说着他们已经对这个刑事司法体制失去了信心。

从现有的经验数据来看,虽然这些案例有点戏剧性,一些米兰达规则的拥护者们的回应是——供述被排除而导致的对被告人的开释,更不用说是对危险性被告人的开释,其实相当之少。彼得·纳尔杜利(Peter Nardulli)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伊利诺伊、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州的9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后发现,在7035起样本案件中,只有5 起定罪因为被告人成功的基于米兰达规则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被撤销,仅占样本案件数的 0.071%。 纳尔杜利此后于1983年在芝加哥的研究则发现在3626起样本案件中,只有1起因为供述被排除而被撤销定罪,占样本案件数的0.028%。 弗洛伊德·菲尼(Floyd Feene)、福里斯特·迪尔(Forrest Dill) 、阿德里安娜·韦尔(Adrianne Weir)等人根据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数据所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619 起样本案件中,最多只有2 起因为非法供述被排除未能定罪,占样本案件数的0.3%。 其他一些研究也得出了基于米兰达规则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对定罪的影响很小的类似结论。 为数不少的研究发现,初审法院定罪的案件,在上诉审中很少因为违反米兰达规则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被推翻。

基于这种情形(因为违反米兰达规则而被撤销定罪的百分比很小),有人认为米兰达规则对警察执法的负面影响微乎其微。例如,马修·李普曼(Matthew Lippman)教授援引纳尔杜利的研究结论(只有0.071%的案件因为违反米兰达规则被撤销定罪)认为,“基于米兰达规则的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能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保罗·马库斯(Paul Marcus)教授曾经认为基于米兰达规则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很少被法官采纳,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人们对米兰达规则可能为警察执法带来妨碍的担心失去了意义。 纳尔杜利则将其研究所获得的数据作为支持其“就供述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刑事司法体制的影响其实很小”观点的根据。

这些观点未能意识到米兰达规则给警察执法带来的问题的真实程度,对被排除供述的数据分析只能告诉我们那些警察已经获得了供述的案件后来发生了些什么。这些数据并未告诉我们那些警察因为米兰达规则而未能获得供述的案件后来如何了。正如约瑟夫·格拉诺教授曾经认为的那样,这些简单的计算并未考虑到“那些因为米兰达规则而未能获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所带来的损失,而犯罪嫌疑人的自愿性陈述本是查明事实真相的检验器” 。对基于米兰达规则的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简单分析忽视了那些“损失了的案件”。事实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动议分析所显示出的影响如何都无法替代失去供述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这是首先必须考虑的成本分析。 无论如何,警察执法几乎未受非法供述排除影响的证据本身并不能否认警察执法经常受到无法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影响。对极少数违反了米兰达规则但诉讼程序仍然得以进行,直至最后因此被撤销定罪的个案之关注,则混淆了规则本身带来的额外社会成本和具体个案的成本。

二、正确的分析——失去的犯罪嫌疑人供述

为了从未能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导致案件未能侦破的角度对米兰达规则的社会成本进行量化,我们必须对米兰达规则所要求的权利警告、犯罪嫌疑人的弃权声明,以及犯罪嫌疑人有权随时中止审讯等规则结合在一起是否导致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损失进行分析。就目前而言,基本的共识是,米兰达规则所要求的程式性权利警告至少阻止了一些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愿望。这就是米兰达规则的拥护者们谨慎声称米兰达规则的社会成本微乎其微,而不是根本不存在的原因所在。

因为米兰达规则而未能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并不必然意味着是一种社会成本。即使因为米兰达规则而未能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述,检察官也许还是会有足够的证据成功地对被告人定罪。因此,要说米兰达规则有社会成本,我们不仅必须量化米兰达规则导致的犯罪嫌疑人供述率的变化,而且还要对那些供述系定罪必需的案件数量情况进行考察。例如,如果米兰达规则导致了供述率下降20%,而且在这些案件中有20%的被告人定罪必须依赖供述,那么,米兰达的社会成本即为所有案件的4%(20%×20%=4%)。米兰达规则拥护者中的那些见多识广者们也承认,这是一种评价米兰达规则社会成本的较为合适的方法。 类似的方法同样被用于评价第四修正案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社会成本问题。 S9re4yVfRfnv/VeUqThOtinUgV9/qnc7wDVNLxXvSFPNIg8DjEWS+ep7Tp5K7k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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