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席勒（Dan Schiller，1950—）

学术生平

丹·席勒是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赫伯特·席勒之子，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76年、1978年分别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78年担任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从1979年开始，席勒在天普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先后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1986 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甘尼特媒体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1990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学系副教授、教授，与其父赫伯特·席勒同校共事。1996 年，他出版了著作《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试图通过“文化”和“劳动”两个关键词，重塑传播理论的发展脉络，评述美国行为科学研究者、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学者在传播和媒介相关研究中所持的态度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引起学界关注。1999 年，他出版了著作《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开始将关注投射在互联网政治经济学领域，探究信息技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大众传播、社会民主、教育制度等领域的重大冲击，粉碎了《数字化生存》等著作所表达的对信息技术发展的乐观看法。从1980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了14种传播学期刊的编辑和顾问，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信息（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坚学者。2001年，他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担任教授，其间与赵月枝保持良好的研究合作关系，开始关注中国的信息传播问题，并多次赴中国讲学。2007年，他接受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聘请，担任客座教授。他的代表性著作包括《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1996）、《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1999）、《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2008）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丹·席勒是开辟信息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对信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切入的对传播批评史的梳理。

丹·席勒对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信息社会”理论进行批判，提出把信息定义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会否定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性。随着科技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加快，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越来越难以让人忽视，信息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这一研究领域囊括了对信息系统结构和信息商品化过程的关注，并致力于重点分析信息生产、传输、消费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现象。丹·席勒虽然继承了其父赫伯特·席勒的批判性研究取向，但重点关注的是美国信息产业和信息科技的现状，致力于揭示资本主义市场中信息工业运作背后的政治权力控制，延伸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信息（数字）时代的研究意义。他对于“信息”以及相关派生词的认识十分敏锐、独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大行其道的“信息社会”理论隐匿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丹·席勒认为这种认知具有盲点，因为它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和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并用于市场交换之商品的区别。这种对主流“信息论”或“信息社会理论”的批判，在其专著《如何思考信息》（中译本名为《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中得到升华。他还研究了商品化在电信、广告、卫星电视、移动电话等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发展，国家和信息传播产业之外的资本力量对信息化和信息商品化的强力推动，以及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等。他的观点打破了人们对信息社会的空想性崇拜，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劳动价值论扩展到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在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深化了人们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丹·席勒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一书中进一步拓展了他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认知，对最前沿的“计算机革命”背后的深刻意义进行剖析。这部论著被看作第一部书写“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著作，它撕碎了人们关于“因特网将拯救世界”的美好愿望，以冷静的视角解读了因特网行业蒸蒸日上的背后的权力控制行为。因特网正在演变为一种政治工具，它将加剧不平等，并强化市场制度的不稳定性。以全力推行因特网行业的美国为例，其种种行为所蕴含的意味是：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把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纳入资本积累领地的扩展性秩序，信息文化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步的，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后者将前者集中发展为自己摆脱危机的最新积累场域，而这正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实质。

丹·席勒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一书中以批判性视角重新看待传播思想的历史沿革，对其中的关键人物和理论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他忠实地继承了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认识，对劳动分工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传媒领域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探索。在梳理传播学思想发展脉络时，他指出，即使是米尔斯和杜威等人，对传播的认识也没能摆脱实用主义的桎梏。传播领域的研究长时间局限于狭隘的工具提问，但这并不代表传播研究只是如此，传播研究者在理论构建和跨学科研究中同样取得了成就。但由于在一些关键时间传播研究被误置，因此对传播研究真正具有导引功能的理论被长期忽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传播理论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劳心”而开展的，这种视角失之偏颇。丹·席勒指出，书写传播批评史的目的应在于“抢救传播探索赖以进行的理论基础工程”，给传播探索的历史逻辑赋予意义，所以他将“劳动”作为书写传播学史的重要切入点，因为唯有从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出发，传播研究才有可能发展。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丹·席勒是信息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也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代代表性学者。他的研究不但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版图，使这一学说谱系更加完整，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延续作用。自达拉斯·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奠定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起，围绕着关键性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各个研究子领域开枝散叶。电影政治经济学、新闻（媒介）政治经济学、信息政治经济学、种族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热门议题。丹·席勒在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敏锐感知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冷静分析“信息浪潮”之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并且将“信息”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新时代的延伸环节进行定义和说明，是世界范围内传播学前沿理论的重要开拓者。

丹·席勒站在批判立场上对传播学思想的梳理，打破了罗杰斯著作的话语垄断。罗杰斯出版于1994年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的角度书写的一本思想史，因为与施拉姆的观点相互呼应、扶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传播学研究领域内主流话语的代表。丹·席勒从批判角度出发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则更偏重从思想产生、演化、继承等方面，向人们展示传播学研究如何可能。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中，席勒充分展现了其具有宏观理论视野之长，挑战有关西方文化传播发展史的流行认识，修正了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漫长的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将信息文化商品化的起源从威廉斯论述的18世纪向前推到15世纪中期，也就是说，席勒认为，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商品化发生于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领域起源之时，而非之后。这一观点的提出对再认识信息文化发展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他对于米尔斯、杜威等人的评价，对雷蒙·威廉斯理论的修正，对传播学研究议题的重新定义，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历史观立场上的重要发言，这一发言让传播学史不再只有“一种声音”，提供给传播学界一个认识自我的新视角。

在传播学诸多流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算得上对中国传播问题最为关注的一支。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媒介政策和媒介制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以此为契机，中西传播学研究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能够接轨和对话的主题。丹·席勒是北美传播学学者中继达拉斯·斯迈思之后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尤为重视的一位。他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同事赵月枝就中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进行过频繁交流，并在向中国引介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希望中国传播学研究能够开拓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意愿。

扩展阅读

原作

〔美〕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市场体系的网络化》，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美〕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Dan Schiller，Objectivity and the News: The Public and the Rise of Commercial Journalism，Philadelphia，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1.

Dan Schiller，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Norwood，NJ: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