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斯·W.斯迈思（Dallas W. Smythe，1907—1992）

学术生平

达拉斯·W.斯迈思1907年3月9日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市。在他的青年年代，经济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对他的政治经济学立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并非之后的学术经历，而是与罢工的码头工人、穷困的农民以及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斗士的交流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迈思接触了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包括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制度主义。一方面，他大量阅读梅尔文·奈特等人著述的经济学史和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政府的文件和报告试图分析当时的经济状况。如果说大萧条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形成，那么罗斯福新政则影响了他的职业规划。在1937 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斯迈思先后到美国政府农业部和劳工部任政策分析员。他对于媒介的关注也开始于他在劳工部任职期间，当时他负责追踪和记录媒介通信产业的劳动力动态和工会活动。这项工作也使他能够更为详尽地了解信息技术发展造成的传媒产业的劳动力变更。1943年斯迈思离开了劳工部，成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工作集中在劳动关系、收听率以及频段分配等方面。1948年，斯迈思离开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也是在那里，威尔伯·施拉姆创立了传播研究所，并开设了美国第一门传播学研究的博士课程。那里也成为许多学界巨擘的人生交叉点，包括查尔斯·奥斯古德、赫伯特·席勒，以及后来的乔治·格伯纳和短暂停留过的西奥多·阿多诺。在这一阶段，斯迈思开设了一门传播经济学课程，搭建了他将受众视为商品的理论构架，同时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电子媒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电子传播的结构与政策》（1957）。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斯迈思决定回到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并在萨斯喀彻温大学开设了一个传播学项目。在里贾纳的十年里，斯迈思和威廉·李文特一起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受众商品论。1974 年，他来到西蒙菲莎大学，与威廉·梅洛迪一起致力于通信政策与受众商品论的研究，并完成了他关于美加两国经济与通信关系的巨著《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以下简称《依附之路》）。此时，斯迈思更加清晰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特色，并将他的视野拓展到中国、日本、英国以及东欧的传媒行业和政策领域。1980年，斯迈思离开西蒙菲莎大学，来到天普大学和珍妮特·瓦斯可、丹·席勒以及文森特·莫斯可一起任教。此后，他又回到西蒙菲莎大学并在那里退休。1992年9月6 日，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世。斯迈思先后于1971 年和1978年访问过中国，可惜其理论当时没有被中国学界广泛认知。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达拉斯·斯迈思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开创者，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最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是“受众商品论”和“依附论”。

早在1951年，斯迈思便提出，商业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人力（注意力），由此奠定了“受众商品论”的基石。1977 年他发表了《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标志着“受众商品论”的形成。这一理论引起了批判传播学领域的热烈辩论，并成为批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斯迈思认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目的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此时，测量受众的公司便能够计算他们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的类别，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媒介则根据“产品”（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所以，媒介公司的使命其实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这便揭示了商业广播电视的真正商品（尽管是临时形成的商品）是受众群体。而这些“免费午餐”的享用者不仅仅是在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之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因此，“受众商品论”解释了广播电视时段具有价值的原因、广告客户和媒介公司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受众测量机构存在的理由，从而将媒介行业的本质牢牢地置于经济基础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传媒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然而，斯迈思的分析也被批评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批评者说他的观点将意识形态降格为经济基础，同时，将能动的人降格为无生命的被动商品，是经济决定论。一些持“积极受众观点”的学者，特别是提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学者，更是以大量的实证研究，竭力证实受众是主动参与媒介传播和意义创造的生产者，而不是商品。

“依附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去探讨不同国家传媒产业的相互关系。斯迈思在《依附之路》一书中提出了媒介依附理论，指出加拿大的报刊、图书和广播电影电视业都是美国市场的附庸，其背后的原因是加拿大经济对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依附。和加拿大传播研究的先驱哈罗德·英尼斯一样，斯迈思也认为经济制度和传播体系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传播的流动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传播是各种经济力量的核心。他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地分析媒介制度及其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的联系，主张将对社会过程，包括传播和媒介行为的考察，置于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终其一生，达拉斯·斯迈思始终处在传播学研究的最前沿。他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经济学、传播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他所做的只是不断试图改变现状。他对于传播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创设。1948—1949年，斯迈思在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学研究所开设了美国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为“传播经济学”。这也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端。当时，由于冷战气氛浓重，也由于电子媒介日益强大，对传媒的研究十分敏感且具有冒险性质。因此，斯迈思起初谨慎地讲授传播经济理论，而后才讲授传播政治经济理论。那时，他最感兴趣的是宣传问题，特别是大众传播如何与资本主义体制形成了“对共识的引导”。他的研究焦点是社会心理学、实验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而不是他的本行经济学。

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建立。比尔·梅洛迪称达拉斯·斯迈思为“一位文艺复兴式的学者”。他试图挑战从自由贸易到后现代主义的所有权威学说，因而他的大部分著述在主流社会科学那里并不受欢迎。他反对一切确定性和经验性的理论，对他来说，独立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批判地检视主要的社会机构，理解它们自身的矛盾与限制，从而提供一个改变它们的平台。斯迈思批判性的探索包含两个主题：一是大众传媒对于自由思想的钳制以及受众的商品化，这一点在《依附之路》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二是新技术的矛盾性角色以及当权者对于大众传媒的“魔力”的迷恋。即使在晚年，他仍然不断提醒人们去反思自己的研究、观点和信仰。这些理论探索最终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因此被看作这一学派的奠基人。

三是对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反思。1954 年，斯迈思发表了《对传播理论的观察》一文。这篇文章是对传播研究方法论的探讨，1953 年先是以意大利语发表在意大利刊物上，其后才以英文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抨击了传播学研究中“逻辑实证科学理论”的方法，主张一种“制度历史理论”的途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当时传播学实证主义研究的权威人物克拉珀。在早期，斯迈思并不反对经验调查的方法，他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实证调查。但是，20 世纪40年代以后，传播学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政治学的民意调查方法，越来越趋向于行为主义的社会学、心理学，而放弃了历史学、哲学等的思辨性研究方法和对社会制度的宏观考察。随着这种研究越来越趋向数量化和微观化，斯迈思越来越反感这种“对所观察的行为做简约的、证伪的陈述，从而使智力活动的丰富性削弱”的经验主义。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对理论和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做视野广阔的历史分析，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较大框架中，进行批判，付诸实践。

四是对后继学者的深远影响。根据由瓦斯可、莫斯可和潘德克共同编纂的斯迈思纪念论文集（1993）的论述，他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四代政治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他在伊利诺伊时的学生古拜克，以及他在西蒙菲莎大学的同事梅洛迪、贝比、潘德克、莱斯、曼塞尔等。这一深远影响也在国际媒体及通信研究协会设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奖项中得到体现。

扩展阅读

原作

〔加〕达拉斯·斯麦兹：《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编著：《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40页。

〔加〕达拉斯·W.斯迈思：《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吴畅畅、张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Dallas W. Smythe，“ Rejoinder to Graham Murdock，”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8，2（2）：120-127.

Dallas W.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Economics，”in William Melody（ed.），Culture，Communication and Dependency: The Tradition of H. A. Innis，Norwood，NJ: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1980.

Dallas W. Smythe and Thomas H. Guback，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Boulder，CO: Westview Press，1994.

Dallas W. Smythe and Tran Van Dinh，“On Cr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A New Critical Analysi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33（3）：117-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