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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生平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1976 年出生于奥地利。1994 年至2000年，他在维也纳技术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并于2002年获得技术科学方向的博士学位。2000 年到2006 年，他在维也纳技术大学设计与技术评估研究所担任讲师，并于2004—2005年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中心兼任讲师。2008年，他在该中心获得了准教授席位，并成为文化与社会科学专职教员，准教授席位评议人包括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尼克·戴尔 威瑟福德和罗宾·曼塞尔。2010—2013年，他成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信息与媒体系媒介与传播研究教授。从2015年起，福克斯进入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并担任主任，于2017—2018年兼任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主任。同时，福克斯还是网络开放期刊《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理论》（以下简称“3C”）的编辑，这份期刊关注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注重对互联网社会、数字媒体、社交媒体进行批判性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尤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是“3C”的主要理论立场，这也使得它成为“挑战”主流传播学理论研究取向的重要阵地。
福克斯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涉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与社会、信息社会批判等。他的著作被译介到国内的有《社交媒体批判导言》《交往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马克思归来》《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等。福克斯还撰写了大量论文。作为一个“媒介实践者”，福克斯不仅为报刊撰文，而且有自己的Twitter、YouTube、Vimeo频道，持续与订阅者讨论社会、媒介、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话题。他还将3C 上的内容制作成了音频，在Spotify、Apple Podcasts和YouTube上发布。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福克斯对传播学理论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发挥的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他延伸了丹·席勒整合“劳心”与“劳力”的尝试，发展了尼克·戴尔 威瑟福德对“高科技资本主义”的批判，使“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labour）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核心议题。
在互联网时代，几乎所有受众都处在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监控之下，“主动地”向广告商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消费偏好等。这一过程催生了“网络无产阶级”，或者说导致了互联网用户的无产阶级化。所有用户在非睡眠时间都在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循环劳动，是为其创造剩余价值的免费劳工。这种现状引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的高度关注。1996 年，戴尔 威瑟福德拓展了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他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后，资本主义的控制将不局限于“生产”或是“消费”环节，广告商能够通过“数据化”手段获取受众的全部相关信息，精准地定位潜在的消费者，将广告信息推送给他们。在戴尔 威瑟福德那里，“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已见雏形。不过，真正奠定它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核心议题地位的人是福克斯。
福克斯突破了自治学派的局限，并拓展了戴尔 威瑟福德的工作，直接将“生产性劳动”的概念追溯到马克思那里。福克斯援引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生产性劳动”包括：（1）任何创造了满足人类需求的物质或符号使用价值的人类活动；（2）直接对资本积累所需的剩余价值和商品生产有所贡献的人类活动；（3）对剩余价值与资本有所贡献的一切人类集体工作。在此基础上，福克斯声称：凡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作一种“劳动”。他用“生产性劳动”的概念来统摄这些行动与实践，实现了丹·席勒的愿望——将“传播”行为还原为“劳动”，使之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批判研究的范畴。
表面来看，福克斯的理论建构比自治学派更为大胆，他放弃了对具体行业中劳动过程的探讨，而直奔整体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循环，在这一语境下，几乎没有哪种人类活动不是劳动。许多学者对福克斯的批判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过于宽泛的劳动概念误解了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失去焦点。然而，福克斯对此的回应是：“生产性劳动”的概念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是为了界定谁有权力和力量发起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在福克斯眼中，反抗的“主力军”恰恰不是工程师与算法师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是充当无酬劳工的互联网普通用户。因此，过度纠结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的区分，会陷入一种分离主义（divisionism）的误区，排斥可能的“盟友”，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仿佛这些互联网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从未受到剥削，而只是进行了某种“公共的交换”——让渡自己某些“微不足道”的权利，以换取更多的信息、便利和愉悦。
福克斯的理论贡献建立在丰富的经验研究与实践之上。他与戴尔 威瑟福德一样，强调社交媒体对用户线上行为进行的实时监控和算法分析，强调谷歌与Facebook 将用户线上行为当作“数据商品”出售给广告主的逻辑同样受到马克思提出的“一般资本”（capital-in-general）逻辑的支配。因此，福克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研究不需要纠结于“谁是生产者，谁是非生产者”这一类“苏联问题”，而应将那些非洲的奴隶矿工、各电子设备生产厂的硬件装配者、软件工程师、低收入的“数字自由职业者”（digital freelancers）、回收处理电子垃圾（e-waste）的工人全部视为劳动者。在《社交媒体批判导言》中，他将谷歌、Facebook与Twitter作为个案进行了批判分析，分析了所谓的“谷歌主义”（Googlism）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为工作场所的谷歌与Facebook、社交媒介对用户的监控与对用户隐私的侵犯、作为公共领域的Twitter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社交媒体中的“参与式文化”、粉丝文化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并试着将劳动理论、政治经济学与涂尔干、韦伯、滕尼斯、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批判结合在一起，发展一种实践的、批判的公共领域理论。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福克斯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他主编的论文集的标题——“马克思归来”。尽管在他之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已经形成了建制，但仍旧面临学科定位上的两难：在部分传播学学者眼中，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早已不见“传播”的影子，过于宽泛的“劳动”概念使得理论谱系中的“传播”失去了独特性，媒体与其他信息产业、互联网企业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眼中，“传播”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重要议题”，而是可以一笔带过的“边角料”。更加尴尬的是，尽管以“政治经济学”自居，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中许多学者从事的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并无关系，而更接近一种批判的社会学研究。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变成了“双面胶”，夹在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两边都不得其门而入。传播政治经济学亟须明确属于本学科的核心概念和核心研究领域，并且同时得到政治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认可。
在福克斯之前，许多学者都曾经尝试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丹·席勒试图将传播置于“劳动”的框架内，使之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文森特·莫斯可则吸纳了更多左翼学者加入学派，在共同体的层面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戴尔 威瑟福德开展了关于“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和一系列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尝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福克斯迈出了较为关键的一步。
在学理层面，福克斯借助“生产性劳动”的概念，将传播研究接入了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在建制层面，这种“接入”是通过共同体的拓展和巩固来实现的。2008 年，福克斯与莫斯可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与“数字异化”（digital alienation）为主题，通过“3C”征稿，《马克思归来》正是这一次征稿的结晶。作为一部特刊，《马克思归来》吸引了一大批新锐青年学者参与讨论。他们将“商品化”这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议题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网络结构、剥削关系结合在一起，探讨“数字化”与商品化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而“异化”的议题涉及当代“数字劳工”的命运，包括结构性的阶级斗争、劳工在微观层面的抗争行为，也包括文化、身份政治、民权运动、女权主义等分支议题。《马克思归来》的另一特色在于“建设性”，学者们尝试跳出经典的受众研究、意识形态分析框架，提出“另类媒介”“社会主义媒介”等“替代性媒介”的发展方案，喊出了“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归来》被引入中国之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必读书”，而福克斯本人也一度被认为是数字资本主义理论，乃至整个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集大成者”。正是在福克斯这里，“劳动”这一议题被置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位置。也正是从他开始，许多主流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开始注意到“传播”这一领域。
原作
〔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主编：《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社交媒体批判导言》，赵文丹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英〕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交往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王锦刚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杨 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