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

学术生平

布鲁诺·拉图尔1947年出生于法国勃艮第，其家庭以酿造葡萄酒为业。他从1966年起在第戎大学（也称勃艮第大学）接受哲学和圣经解释学教育，开始对认识论问题产生兴趣，并于1975年获法国图尔大学博士学位。1973年至1975年在非洲服役期间，拉图尔受雇于法国海外科研技术办公室（现称发展研究所），作为临时研究员参与该组织关于象牙海岸阿比让地区的发展社会学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受到了人类学田野训练。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图尔获富布赖特·海斯奖学金资助，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萨尔克研究所，在神经内分泌科学家罗歇·吉耶曼的支持下展开了历时21个月的实验室田野调查。1979年，拉图尔与史蒂夫·伍尔加合作出版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是其科学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这部早期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以布鲁尔的“强纲领”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模型，试图说明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1978 年至1981 年，拉图尔参与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有关巴斯德与法国社会的科学史研究，在此过程中他发现巴斯德对细菌的研究并非完全由社会利益决定，社会建构主义的还原论难以合理解释巴斯德以及细菌如何彻底改造了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在1984年出版的《细菌：战争与和平》（英文版译名为《法国的巴斯德化》）一书中，拉图尔一方面探讨了对科学进行社会解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为存在的事物提供了本体论基础，提出了主张知识和实在是在实践过程中被同时建构出来的建构主义实在论。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拉图尔的思想逐渐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论调拉开距离，开启了科学技术研究的实践转向。

自1982年起，拉图尔任职于巴黎高等矿业学院的创新社会学研究中心，在此期间他与同事米歇尔·卡隆、玛德琳·阿克里奇、约翰·劳等人共同奠定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基础。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一个既定的社会场域的建构实际上是众多异质行动者被同一网络调集、信任、联结和凝聚的结果，网络中的所有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特别是非人类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相互联结并获得本体论地位，因此对于整个非还原性的社会图景而言，只有当某种新的联结正在形成的时候才是可见的。通常来说，拉图尔等人是在经验研究的层面上使用“网络”这一概念的，突出该理论的方法论维度，将网络用作描述异质行动者之间动态联结的表达工具。继卡隆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1986）一文中强调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新的行动者之后，拉图尔将符号学推进到方法论层面，提出了“追随行动者”的口号，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系统地绘制了一幅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线路图，要求研究者采用一种动态的视角去追踪行动者留下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以后，拉图尔的工作主要是在本体论和方法论领域继续发展和完善“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在“广义对称性”原则中塑造自然—社会的混合本体论，希望以此取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对称性”原则中的社会本体论，这一阶段的观点集中体现在《社会转向之后的进一步转向》（1990）、《不要借巴斯之水泼掉婴儿》（1992）和《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1991）等作品中。直至2005年出版的《重组社会》，拉图尔逐渐淡化了对广义对称性和混合本体论的讨论，发展出一种更自洽的关系本体论。所谓的关系本体论就是将实体之间的关系实化，基于关系是否将某一实体征募入内来界定行动者，这使得拉图尔完成了对实践科学的第二次本体论辩护。

拉图尔2006年就职于巴黎政治学院，并于2012年至2017年负责巴黎政治学院媒体实验室的T. A. R. D. E计划，该计划包括“争议视角下的科学技术制图学课程”“环境研究跨学科研讨会”“政治艺术实验课”等多个项目。这一系列项目延续了拉图尔“使科学融入社会现实”的初衷，致力于传授和发展他所命名的“科学人文学科”。在《自然的政治：如何把科学带入民主》（1999）、《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2015）、《回到现实：新气候体制下的政治》（2017）等一系列以环境和气候问题为主题的作品中，拉图尔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以此回应那些对其理论的夸张模仿。2022年10月9日凌晨，拉图尔不幸辞世，享年75岁。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微观社会学纲领的兴起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向人类学领域的扩展，以拉图尔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研究学者逐渐摆脱早期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宏观社会因素还原论，走向了微观取向的实践路径。按照拉图尔自己的概括，他从事的是“经验哲学”的实践研究，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来理解科学真理的原因所在。换言之，拉图尔站在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点上，通过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社会学的术语，对科学事实、科学实验、科学知识等核心概念重新进行阐释，继而质疑科学知识生产的理性基础，以及科学家认识活动的客观性前提。他的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对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模式的更新。

在较为早期的作品，如《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细菌：战争与和平》《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拉图尔着眼于科学实践的经验研究，主要工作是将科学从形而上的认识论领域解放出来，使其扎根于实验室的生活世界。拉图尔的分析视角基于具体的地方性科学实践，以情境科学观作为解释科学的有效性和普遍性的根基，从而使科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具体化为地方性情境中的实践有效性和合理性。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一书标志着拉图尔研究视野的转向，他开始将自己的哲学阐释运用于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在拉图尔看来，现代制度的建立得益于将自然和社会进行二元分割，这种现代式的分界造成了人们对转译实践的遮蔽和否认，导致坚持主客二元论的主流哲学难以吸纳和解释现代社会中不断增殖的杂合体。基于此，拉图尔提供了一种非现代维度的思考路径来回应现代危机。他通过建立对称性原则来修正传统人类学方法，避免绝对差异化地处置自然与社会、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关系，主张从转译实践的中间王国出发，去追踪集体共谋的网络实践过程，在同一网络中表征自然实在、社会联系、话语以及存在之间的联系。

近年来，拉图尔着眼于“集体”中的“物”，关注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如何在经济、政治与科学等各种行为体的网络里发生，从而在政治中更加细致地把握生态维度，通过引入“物的议会”的方法为集体寻找更好的实践方案。与传统科学哲学对物的抽象界定不同，拉图尔还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物”纳入自己的实践哲学视野，在述行性、关系性层面重新确立“物”的界定方式。这一新唯物论通过考察物的建构过程，指出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二分仅仅是一种纯化的假象，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政治在现实的转译实践中相互渗透、相互界定、相互支撑。拉图尔对“物”的理解影响了部分学者有关传播的物质性研究，后者将媒介的物质性建构纳入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驳斥了传统传播研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霸权。

在不断完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过程中，拉图尔的实践哲学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其影响力辐射到传播学界对媒介化社会的考察之中。在认识论层面，拉图尔拒斥将自然或社会作为科学的外在指称，反对认识论上的还原主义，将传统认识论的问题进行本体论改造。他在格雷马斯“内在指标”的基础上发展出“流动指称”模型，借其描述科学指标从自然实在到知识形式的“转译链”，赋予参与转译的所有行动者本体论地位，使得科学哲学研究走出认识论领域，转向在经验层面追踪异质行动者在科学实践中的行动。在本体论层面，拉图尔延续了法国认识论对本体建构性的讨论，继承了巴什拉的“现象技术”和技术唯物主义观点，主张物的建构性是实在性的保证，塑造了建构主义实在论，从而将科学的认识论问题进行本体论处理。在为科学哲学做本体论辩护的过程中，拉图尔扩展了塔尔德“作为联结的社会”的概念，借用“网络”概念展现并描述实践中的一系列联结（转译）过程，其思想经历了从自然—社会的混合本体论到关系本体论的发展流变。在方法论层面，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符号学方法从科学修辞学扩展为“追踪行动者”的方法论，从而发展出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进路，以实践考察来“追踪”作为认识论的科学与作为本体论的事实的建构性。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拉图尔有关“物”的理解，有助于避免对媒介本质（功能性内涵）的先天判定，进而转向将媒介作为研究主体，将媒介看作实践网络中的“非人行动者”。另外，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系本体论驳斥了传统实体化的媒介观，启发人们在关系性层面理解媒介，在与媒介相关的实践网络中考察媒介的社会形塑力量。

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

进入21世纪，欧陆学界的媒介化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异军突起，“媒介化”成为传播研究中的重要概念。虽然不同的学者对“媒介化”的定义各执一词，但他们都在试图描绘媒介与社会如何相互嵌入、相互建构。这一研究旨趣正好契合了科学技术研究学派对于“技术的社会实践过程”的关注，基于此，科学技术研究学派为逐渐兴起的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推动着传播研究从思考“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转向分析“媒介如何影响社会”（媒介的社会形塑）。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当代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晚近几年中逐渐对媒介化研究产生影响，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观点陆续被媒介化研究学者引述和扩展。严格来说，相较于本书的其他学者，拉图尔对于传播学领域的影响尚未完全展开，不过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传播研究的重要性得到了不同学者的肯定：尼克·库尔德利指出行动者网络理论无疑是理解媒介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箱，安德烈亚斯·赫普也建议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技术社会学视野引入媒介化研究。约翰·杜海姆·彼得斯更进一步，将拉图尔的本体论当作其媒介理论的本体论基础。在未来，行动者网络理论或许会与媒介化研究发生更具实质性的关联，进一步拓宽传播理论的研究视野，使这一学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革新。那么具体而言，拉图尔的理论能给未来的传播研究带来什么？目前看来，行动者网络理论至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为未来的媒介研究提供了以下两方面的启发：

在认识论层面，拉图尔对物的哲学思考有助于研究者摆脱功能主义传统对媒介的工具性界定。传统意义上，媒介或被视为影响文化和社会的事物，或被看作个人或组织可以加以利用的工具/手段，无论是“文化范式”还是“效果范式”都持有一种实体化的媒介观。然而，自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来，当代不同媒介研究流派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媒介技术和形式，物质性作为媒介化最重要的当代表征之一，近年来更是成为传播学领域的热议话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非人行动者（“物”）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媒介的物质性研究大有裨益。拉图尔在《道德与技术》一文中写道：技术性行为中包含着什么？时间、空间和行动者的类型。对于行动者的界定仅仅取决于某人/物是否被网络征召入内，人或非人行动者皆能在“转译”过程中对传输之物进行重新界定、展现或背叛。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下，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媒介在当下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某种自主性和组织性的作用，不再是单纯的传输意义的“中介者”或“传义者”，而是通过“转译”的方式去创建更加丰富的、不确定的动态联结关系。

在方法论层面，行动者网络理论完成了实践转向的方法论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传播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拉图尔等人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期待并不仅仅停留在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个完备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们更多的是在方法论维度上提及“网络”这一概念。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网络”是一张“空间之网”：它是异质行动者在空间展开的实践网络，研究者要在空间中发现新的行动者及其关系；它还是众多行动者及其关系的动态联结过程，研究者要对其进行共时性考察。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展现了技术性网络的空间意义，这种思考正在不断启发学者将空间维度引入对媒介实践过程的分析。库尔德利在《媒介、社会与世界》一书中肯定了拉图尔对网络和空间的隐性关系的解读，认为媒介以网络的形式零散地锚定于社会空间，这些锚泊点的基础正是符号权力的集中地，因此媒介的空间属性涉及思想和形象的空间分布。这一观点有助于理解媒介对社会的隐性形塑功能。赫普则认为，媒介带来的社会变革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运作，随之而来的是媒介实践与社会现实的复杂交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意味着媒介化研究将走向一种“共时性研究”。

扩展阅读

原作

〔法〕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刘文旋、郑开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