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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Solon（1999）所述，相对于精确估计代际收入流动性而言，该领域研究更重要的议题是找到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这也是近十年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核心。在对各种潜在影响因素的讨论中，人力资本对收入流动性的作用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近年来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也为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的代际流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有密切关系（Becker, 1993）。根据这一理论，父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子代收入：一是父代的人力资本会影响自身收入进而影响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从而间接影响子代收入；二是父代的人力资本与子代人力资本直接相关，体现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长通过言传身教直接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以上两种假说实际上可归结为教育的代际流动性问题，该问题既是广义社会流动性的一部分，又对揭示代际收入的传导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与收入流动性相似，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也可以用代际教育弹性和代际教育相关系数来衡量。Bauer and Riphahn（2005）利用瑞士数据发现，入学年龄的提前能够提高教育的代际流动，这意味着入学之后学生的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可能变小。Hertz et al.（2007）估计了42个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和弹性，结果表明，非洲国家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普遍在0.6左右，美国为0.46，西欧为0.4，而数值最低的仍旧为北欧国家。Chevalier（2004）通过比较欧洲和美国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同时也证实了教育的回报率与教育和收入的代际弹性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回报率越高，高收入家庭的父母就越有动机将更多资源投入子女的教育，导致其后代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处于更高水平。
由于教育水平的测量误差较小，因此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估计往往比收入流动性更为准确。但由基因遗传所导致的父代与子代共同的禀赋可能会对二者的教育水平同时产生影响，因此对于代际教育流动性的估计很难完全排除内生性问题。
为了得到教育代际弹性的无偏估计，许多文献采用工具变量或分组对照的方法来消除内生性。
（1）工具变量方法。工具变量方法通过寻找内生解释变量（此处为父代教育水平）的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来解决内生性问题。该工具变量必须与内生解释变量直接相关并且与扰动项不相关，而教育政策的改革则常常被当作这样的工具变量。例如，Black et al.（2009）把挪威20世纪60年代的义务教育改革作为工具变量，发现改革增加了父母的教育年限，同时导致其后代的受教育程度也得到了提高。Oreopoulos et al.（2006）利用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旨在提高当代人教育水平的教育法改革同时也降低了受益者子女的留级率。Machin（2007）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大学扩招对高收入阶层的教育流动性有较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不大。Maurin and McNally（2008）发现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
使更多人得以接受大学教育，从而导致他们子女的留级率显著下降。这些利用工具变量的研究结果均为人力资本的代际传导提供了佐证。
如前所述，教育流动性的另一个表现形式是父代收入通过影响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能力来改变其教育水平。在对这一渠道的验证中，父代收入变量同样面临先天禀赋遗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文献中往往选用对父代收入的外生冲击事件（如失业）作为工具变量来对内生性进行修正。例如，Dahl and Lochner（2005）将美国收入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计划的扩张作为工具变量，基于 NLSY 数据研究发现，父代收入提高1 000美元将使子代的数学测验分数和阅读测验分数分别平均上升2.1%和3.6%。Rege et al.（2011）利用挪威的人口注册数据发现父亲失业会显著降低子女的平均学业成绩。而 Oreopoulos et al.（2006）利用加拿大的数据研究发现，父母的失业经历将导致子女的平均收入降低9%左右。这些发现为研究人力资本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然而，工具变量的方法同样存在缺陷：①教育政策本身的复杂性使教育改革的效果很难用单一指标来衡量。例如，大学扩招使父代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也会直接使子代人群受惠，因此很难衡量子代教育的改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的代际传递而引起的。②教育政策改革的受惠群体往往并非随机决定，某些特定人群的受惠程度往往大于其他群体，这种样本的自选择性又对获得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估计结果带来了挑战。
（2）分组对照方法。分组对照方法的思路类似于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通过选择特定的样本排除不可观测的先天禀赋对父代教育的影响，并依据父代教育水平将样本分组；然后，通过对比不同对照组之间子女的教育水平来得出父代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净影响。正如工具变量方法依赖于对IV的选择，分组对照方法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对研究样本的选择。为了剔除先天禀赋对父母教育的影响，一些研究使用同卵双胞胎的母亲作为样本来估计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收入或教育的影响。
由于同卵双胞胎拥有近乎一致的基因和幼年成长环境，因此这种不可观测的先天禀赋对代际教育传递的影响便可以在分组比较中作为固定效应被排除，使该组双胞胎母亲各自子女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更可靠地被归因于母亲在人力资本积累和投资上的差异。Behrman and Rosenzweig（2002）首先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明尼苏达州的双胞胎家庭，数据研究发现，在没有控制同卵双胞胎因素时，不论是母亲还是父亲的教育水平都与子女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3和0.47），但若只用同卵双胞胎母亲的样本，把父亲的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则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如果只用同卵双胞胎父亲的样本，则父亲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这凸显了父亲的教育水平在人力资本代际传递中的重要作用，为代际流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当然，利用双胞胎父母数据的估计也要满足一些严格的假设，例如，假定双胞胎所受教育不同但成长环境相同，等等。有时这些假设并不成立，例如双胞胎不仅成长环境可能有差异，而且其性格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这就可能造成对代际相关系数的估计偏误（Bound and Solon,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