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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跃升通道有限（卢盛峰等，2015；解雨巷和解垩，2019），阶层间呈现“复制式流动”特征（缪子梅，2015）、流动性减弱，这些问题都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社会流动性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均等程度，对于保持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邵挺等，2017）。大量研究表明，经济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背景、种族、性别和出生地等导致的机会不平等（邹薇和马占利，2019）。由于职业因素在阶层代际传递中的重要影响，职业代际传递已成为代际收入流动以及社会分层等问题的一个重要逻辑环节（汪燕敏和金静，2013；周兴和张鹏，2015），也成为社会流动性和代际传递研究的关键维度。然而，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居民职业代际流动整体上呈现一定的封闭状态，父代对子代职业选择有着强大的影响作用，子承父业趋势明显（郭丛斌和丁小浩，2015；刘非菲和梁岩，2014；孙凤，2006）。更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职业代际传递趋势显著加强（卢盛峰等，2015）。深入研究职业代际传递的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对于保持我国社会活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Becker and Tomes（1979）将代际传递纳入均衡分析开始，众多国外学者通过职业矩阵对职业代际传递现象进行研究（例如 Guest et al., 1989;Long and Ferrie,2007；等等）。韩雷等（2016）、解雨巷和解垩（2019）等一批国内学者对我国职业代际传递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由于数据要求和研究成本较高，多数研究仅针对某一类特殊的、受社会关注的职业（例如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工作）进行深入分析，对职业代际传递整体研究相对较少，对影响职业传递性差异的因素研究鲜有所见。
与此同时，虽然对教育是职业代际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一论断，学界已形成一致观点（郭丛斌，2011；吴晓刚，2007；张翼，2004；周兴等，2015;Blau and Duncan,1967;Breen and Jonsson,2007;Ruiz,2016），但在其影响力度的判断上依然存在较大争论。例如，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吕姝仪和赵忠（2015）等认为教育能够促进职业代际流动；但郝雨霏等（2014）、Jann and Seiler（2014）等的研究却并不支持。那么，我国职业代际传递现状如何？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校毕业生是否依然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哪些是影响职业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本章根据2018年中部某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行政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代际流动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的热点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职业流动更是衡量社会代际流动性的重要指标。李晚莲（2010）将职业代际传递定义为社会成员几代人之间发生的职业类型和层次的变化流动情况，反映的是职业地位在代际变动下的流动过程。刘艳艳和朱梅红（2017）沿用了类似概念。而朱晨（2017）则偏向将职业代际传递定义为劳动者与其父代之间职业选择和层次上的升降变化，并将其与社会的开放程度、公平程度、资源等外部环境因素紧密结合，共同进行分析。秦晓岚（2019）则认为职业代际传递主要是指职业类别和职业层次在父子之间的变化和流动。本章沿用此概念，主要研究父子两代人在职业类型上的职业代际传递变化与流动情况。
国外相关研究最早从19世纪末的社会流动研究开始。Lipset and Zetterberg（1956）把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的12名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将职业划分为体力、非体力和农民三类，再根据调查数据制作父子的职业流动关系表，最终计算得出职业代际流动率。研究结果显示非农职业流动率基本相同，并提出非农职业流动率不变的假设。Blau and Duncan（1967）从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出发，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开创了“地位获得模型”，探究了父代职业和受教育程度对子代职业及教育的影响，以及它们的影响程度。该模型对后来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后续研究职业代际传递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众多学者认为“地位获得模型”存在一定的缺陷。随后学者们提出了更多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研究职业代际传递情况，如运用普通最小二乘（OLS）法（刘一伟，2016）、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线性概率模型（莫艳清，2017；秦晓岚，2019;Kramarz and Skans,2014）、对数线性模型（孙凤，2006）、负二项回归模型（王超恩和符平，2013）、单变量线性回归和有序响应模型（薛凯，2014）、多类别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吴晓刚，2007；张国诚，2019）、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LMLEM）（褚翠翠和孙旭，2019）等。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我们将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因素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个人因素，包括先天性禀赋、个人特征属性和后天努力的自致性因素；二是社会制度因素，主要是指社会改革、经济制度变迁等；三是社会资本等非制度因素。
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个人因素角度出发来分析职业代际传递。这里的个人因素包括父辈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户口等先天性禀赋，子辈性别、学历、是否党员等个人特征因素。大量学者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研究职业代际传递问题，常常涉及教育、阶层等不同方面。Long and Ferrie（2007）比较美国、英国的数据，得出美国由于人口流动性更大、公共教育更广泛等特征，其职业代际传递效应更小的结论。褚翠翠和孙旭（2019）、郭丛斌（2011）、李路路（2002）、卢盛峰等（2015）、吕姝仪和赵忠（2015）、秦晓岚（2019）等众多学者从教育角度出发，一致认为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够促进职业代际流动，减弱代际继承状况。但许申（2011）比较高职和本科毕业生职业代际流动情况后，发现两者并无明显差异。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发现父亲的教育水平和党员身份会促进职业代际传递的发生，但父亲的收入却具有反向作用。丁颖和王存同（2017）、解雨巷和解垩（2019）等学者主要研究了阶层在职业地位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认为父母的阶层对子女的职业地位存在显著影响，丁颖和王存同（2017）还指出这种影响存在地域差异，越发达的地区，父母阶层的影响程度越大。刘志国和范亚静（2013）、朱晨（2017）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两个角度进行比较，认为我国职业代际传递和流动情况存在明显差异。此外，一些学者如黄衍华和乔晓春（2017）、吕姝仪和赵忠（2015）等开始关注职业代际流动中的性别差异问题。
在制度因素方面，王春光（2003）指出改革开放后职业流动仍存在制度和结构性限制。陆学艺（2004）认为社会职业流动呈现向上趋势，社会结构更为开放。但李春玲（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代际流动性与代际继承性都在增强，阶层仍存在固化现象。郭丛斌和丁小浩（2015）、孙凤（2006）指出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这不利于职业代际流动。吴晓刚（2007）强调了我国独特的人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的重要性，由于存在城乡制度鸿沟，农民代际流动率非常高。卢盛峰等（2015）从政府对学校的布局政策制度出发，强调教育机会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进而探究其对职业代际流动的影响。结论指出住所附近有学校的居民实现职业代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高，这体现了政策制度的重要性。
关于社会资本因素方面的研究较少。严善平（2000）指出大多数职业类型中都存在明显的职业代际传递情况，位于职业声望两端的职业类型尤为突出。边燕杰和张文宏（2001）对1999年天津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认为在经济转型期，亲戚和朋友的社会网络对职业流动者的作用最为突出。豆小红和黄飞飞（2010）以“穷二代”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这一群体的职业代际传递较强，突出了家庭社会资本对职业代际流动的重要影响。梁霄羽（2018）指出社会资本能够促进职业代际向上流动，但效果开始减弱且不如人力资本作用明显。父代社会资本以影响子代教育的方式影响职业代际流动。
总体来看，当前对职业代际传递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社会整体职业代际流动的情况，并且更偏向于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些体制内工作的代际传递性，很少有文献对不同职业代际传递的差异进行研究分析；②对影响职业传递性差异的因素研究鲜有所见。因此，本章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不同职业类型代际传递的情况，以及造成不同职业出现代际传递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