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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性是刻画一个社会中个体发展机会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适当的代际社会流动性是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核心要素。纵观我国历史可知，中国古代社会存在阶层固化的弊病，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现实；此后，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成为增强社会流动性的重要途径，农民起义也时常引起社会阶层的剧烈变动；在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引起了我国社会阶层的颠覆性变化，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无法反映劳动力的边际价值，测量收入的流动性也失去意义；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逐渐使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得到市场化回报，但是在计划生育、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政策的影响下，收入的代际传递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在我国近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伴随着收入的高速增长，社会流动性也呈现整体下降的态势，这成为制约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瓶颈。本章从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根源出发，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在收入代际传递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的结果为分析和估算社会流动性（包括收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的决定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
我们的理论分析在经典的 OLG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的直接与间接传导，使父母在对子女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同时，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或基因遗传将自身的部分人力资本传递给后代，进而影响子女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在该分析框架下，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动机不仅来源于自身的利他主义倾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同时还受到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强度和人力资本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率的影响。该理论模型还有一个重要结论，即忽略人力资本的直接代际传递将导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低估。我们的实证研究建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1989—2009年的CHNS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预测。在包含收入、教育和健康代际传递的联立方程模型中，以健康和教育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其传递系数分别为0.485和0.310，反映出我国人口在教育和健康机会上的不平等性（即后代的发展机会很大程度上由父母的人力资本储备决定）。同时，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因素后，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估计值为0.481，显著大于基于传统方法（未考虑人力资本传导）得到的估计系数0.429，这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完全相符，说明传统方法由于忽视人力资本的传导机制而对社会流动性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同时，稳健性检验证实，该结论在不同子样本和不同健康指标下均具备稳定性。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父亲—女儿的收入传递弹性高于父亲—儿子，农村人口的跨代收入传递弹性高于城镇，反映出代际机会不均等问题在女性和农村子女等相对弱势的群体中体现得更为严重。
以上结果对缓解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改善收入和人口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具有以下三点政策启示：①由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直接传导是后代改善自身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农村地区和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机会均等化”改革（如鼓励农村地区高中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政策、加强各地区医疗服务均等化的政策）来提高弱势群体的后代在教育、健康及工作机会等方面的可及性。由于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交互传递机制，以上政策将对解决我国长期收入不均问题带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从而有助于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②由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变量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特征，因此改善当前人口的教育和医疗机会不仅有助于我国人力资本储备的短期增长，也将长期提高后代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并对收入增长产生“叠加效应”（multiplying effect）。在这一层面上，当前的教育和卫生体制改革对我国长期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建立新型医疗保障体制，增强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奖助学金的发放，缩小城乡医疗和教育质量差距等政策进一步帮助弱势群体发展人力资本，从而为建立和谐社会和改善社会长期流动性提供制度保障。③我们的理论模型显示，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和社会流动性指标的改变均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和人力资本对劳动收入的边际贡献率。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使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有效的配置和回报是依靠人力资本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前提。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以下政策改革得到实现：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使人力资本可以被自由配置到回报率最高的地方；逐步取消“五险一金”和其他社会福利与工作地域的绑定，提高劳动保障的均等性和可携带性，解除劳动力流动的后顾之忧；深化工资制度改革，使各部门的劳动报酬能够准确反映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企业家才能，从而为私人家庭和公共政府进行跨代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