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1．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现状及原因

社会流动性（social mobility）是决定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但社会流动性较低与贫富分化扩大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影响着我国未来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持续的收入不平等实际反映出的是社会成员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作为刻画社会经济机会公平程度的指标，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改变的程度，它通常包括代内流动性和代际流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而言具有更为核心意义的是代际收入流动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即收入和贫富差距会在多大程度上由父母一代向后代传递。近年来，以 Zhang and Eriksson（2010）、Gong et al.（2012）和 Deng et al.（2013）为代表的国外经济学文献以及以姚先国和赵丽秋（2007）、陈琳和袁志刚（2012）为代表的国内经济学文献对我国人口的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家庭的跨代收入相关性显著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这种经济地位的跨代传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收入的低流动性和子女在发展机会上的不平等程度。表3-1集中总结了文献中对各主要国家或地区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估计结果。比较可知，我国的代际收入传递弹性普遍高于发达国家和若干发展中国家，而代际流动性过低则造就了贫富分化代际传递的现象，这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有悖于社会公允原则，另一方面也使社会各阶层的个体普遍面临激励不足的问题，从而影响了经济效率（Maoz and Moav, 1999）。

依据以Becker（1993）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代际流动性不足的根源之一在于子女的人力资本在代际传递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反映为人口健康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际延续，使低收入人群的子女在人力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限制了其改善自身收入状况的能力（姚先国和赵丽秋，2007）。这一假说在我国社会具有现实的体现：在人口健康方面，健康水平的不平等在代际传递的趋势逐步增强，子女的健康水平受父母遗传、家庭生活方式及社会医疗资源等限制，无法得到本质的改善；在教育方面，自1999年教育改革以后，受到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的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了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刘精明，2006），即受过良好教育并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父母使其子女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这种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收入的代际不平等性？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对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医疗和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与社会流动性的相关文献综述

经济学文献中测量社会流动性的常用指标是代际收入传递弹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 of income），即父代的对数永久收入对子代的对数永久收入的影响系数。由于受到数据和方法的限制，对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早期估计往往受到收入度量误差及生命周期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弹性估计值普遍较低[如Solon（1999）等研究对美国人口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估计值一般在0.2左右]。近年来，随着 PSID、NLSY 和 NCDS 等大型微观面板数据的建立，各国对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研究数量和估计精度均有所提高。例如，Jäntti et al.（2006）用NLSY、NCDS和北欧四国人口注册数据进行了代际传递的跨国比较研究，估计结果表明美国的父亲—儿子代际收入传递弹性为0.517，北欧三国（挪威、芬兰和丹麦）均低于0.2，英国则为0.306。Vogel（2006）用 GSOEP 数据对德国的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进行了估计，在对永久收入进行细致测算后，弹性估计结果为0.24。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数据不完善、社会经历剧烈转型等原因，对于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文献匮乏，而针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则更为有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劳动力的供求和流动受到严格管制，因此工资无法反映劳动力的边际价值，测量收入的传递弹性也就失去了意义；改革开放后，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逐渐得到市场化回报，使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测算成为衡量我国代际流动性和代际收入分配公平性的重要指标。目前，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代际流动性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篇文献：Zhang and Eriksson（2010）用1989—2006年的CHNS数据估计了父母家庭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弹性并进行了分解，弹性估计值为0.45，但他们的研究并未考虑生命周期、测量误差等问题；郭丛斌和闵维方（2008）用中国城镇教育与就业情况调查数据估计出城镇居民代际收入传递弹性在0.3左右；Gong et al.（2012）用同样的数据，控制了生命周期、测量误差等因素对收入的影响，得到的父亲—儿子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达到0.6，父亲—女儿的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达到0.97，超出了以往研究的估计上限；陈琳和袁志刚（2012）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和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发现我国代际收入传递弹性在1988—2005年呈现从大幅下降到逐步稳定的趋势，并且城镇的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约0.4）高于农村（约0.3）；孙三百等（2012）用2006年的CGSS数据发现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对于降低代际收入传递弹性、提高代际流动性具有重要作用。

相比测量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这一领域更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是收入代际传递的作用机制。收入在父辈与子女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的，例如财富和产业的继承、政治租金的划分与制度变革、社会群体中的习惯形成与共同环境影响（Borjas,1992）等。但人力资本在收入代际传递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父母的人力资本会影响自身收入进而影响其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例如对教育和保健的投资），从而间接影响子代收入（我们称其为人力资本的间接传导机制）；另一方面，父母的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可以通过遗传或言传身教等途径直接传递给子女，从而增加子女的收入（我们称其为人力资本的直接传导机制）。

对家庭内部跨代人力资本投资（即上述间接传导机制）的探讨起源于Becker and Tomes（1979），他们在利他主义效用（altruistic utility）函数的假定下，通过研究父母在消费、金融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选择，刻画了代际流动性和收入不平等的演化。但 Becker and Tomes（1979）的模型中未引入家庭的借贷约束，这与现实世界中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相悖。Loury（1981）首次在Becker模型中引入借贷约束，阐述了在家庭融资受限的情形下，低收入父母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导致代际收入传递弹性较高的作用机制。Moaz and Moav（1999）和 Nakamura and Murayama（2011）在人力资本存量为离散状态（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假定下重新阐释了该机制。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导致的低流动性会对社会机会均等程度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这一传导机制与公共政策的议题紧密相关，一些研究者进而在上述框架下探讨公立教育（Restuccia et al.,2004）、个人所得税（Zhu and Vural,2012）等政策工具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

人力资本对社会流动性的第二种影响途径（即上述直接传导机制）主要是指健康和教育在父辈与子女之间的传导。其中，健康的代际传递在近年来开始被经济学家所关注。Akbulut and Kugler（2008）用 NLSY 数据全面验证了父母和子女在身高、体重、BMI等健康指标上具有高度的相关性。Eriksson et al.（2005）用丹麦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父母和子女所患的疾病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但由于数据所限，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对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因此其结果更多地被解释为相关性而非因果性。为了揭示父母健康与子女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一些研究通过分组对照的方法选择特定的样本来排除不可观测的因素对两代人健康的影响。例如，Currie and Moretti（2007）选取有姐妹关系的母亲样本来控制先天禀赋和家庭背景对代际传递的影响（假定姐妹之间具有相似的基因和成长环境），发现出生时体重偏低的母亲更容易生出低体重（low birth weight）的子女，从而证明该健康指标在代际传递中具有因果关系。Royear（2009）利用加利福尼亚州的同卵双胞胎数据也发现了出生体重指标的代际传递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影响健康的个人行为（如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之间也存在代际联系：如Loureiro et al.（2010）用BHPS数据发现子女是否有吸烟倾向受到父母吸烟行为的显著影响。

相比健康传导，教育的代际传递途径更为复杂，在上述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因素以外，教育的直接传导既可能通过先天的基因遗传（如认知能力的遗传），也可能通过后天的家庭教育（如父母的言传身教）。其中，认知能力的先天遗传近年来开始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重视。例如，Black et al.（2009）用挪威军队的数据检验了父亲和儿子在18岁时智商的相关性，发现其传递弹性为0.32;Björklund et al.（2010）用瑞典数据得到了类似的结论；Anger and Heineck（2010）用GSOEP数据区分了先天基因与后天环境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发现那些容易在后天培养得到的认知能力在代际传递中的效果更为明显。为了检测教育传导的非基因途径（如家庭教育），研究者往往需要通过特殊样本或工具变量来排除基因遗传的干扰，因此其研究方法也更为复杂。例如，Plug（2004）运用 WLS（Wisconsin Longitudinal Survey）数据中的被领养儿童样本排除基因传导途径，发现养父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养子的教育程度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而养母的影响则不显著；Chevalier（2004）和 Black and Salvanes（2005）分别利用英国和挪威的义务教育法规变化作为“自然实验”，通过工具变量方法来识别父母教育对子女教育的非基因影响途径，结果均发现母亲—儿子具有显著的教育传递性，但母亲—女儿和父亲—子女的教育传递效果并不显著。Magnuson（2007）将那些无丈夫供养、依靠政府救济来抚养子女的“福利妈妈”（welfare mother）随机选入“人力资本发展计划”，通过这一设计构造随机控制试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RCT），结果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

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从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根源出发，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在理论研究部分，我们将人力资本的直接与间接传导机制引入经典的三期世代交叠模型，从而探讨其对跨代人力资本最优投资和代际收入传递弹性的影响；在实证研究部分，我们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综合考察我国城乡人口在收入、教育及健康三个维度的跨代传导机制，并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精确度量人力资本的传导强度及其对收入传递系数的影响。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章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①本章首次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综合考察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对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研究，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②本章的理论模型拓展了Becker and Tomes（1979）的经典收入代际传递模型，为考察社会流动性的决定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③本章的实证模型建立在理论推断的基础上，结合具有全国代表性的长期面板入户调查数据，为重新评估我国收入的代际流动性提供了创新性的测算方法和估计结果；④本章所得到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将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社会流动性不足的产生根源及可能的政策干预方案，为改善社会的整体公平性和维持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本章的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包含人力资本及收入跨代传递的世代交叠理论模型；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统计；第四部分汇报实证结果，并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总结全章内容并提出政策建议。 O768so0AugnZmqh6R8YCFh8YwHeQrqwfZ3NjqgZfry4Oe1CqY1+Q+EaQGbUJ3B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