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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国外关于代际流动性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的发达程度并不一定与代际流动性成正比。例如，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一直低于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而对于社会福利较高的北欧国家（如挪威、丹麦等），其代际收入流动性反而高于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因此，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很难确定一个社会的最优流动性水平。
第二，对于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现有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很多缺陷。例如，如何降低永久收入的测量误差，如何控制代际收入相关性的非均匀分布带来的影响，如何消除代际教育流动性估计中的内生性偏误，这些问题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并为更加准确地估计代际流动性指标提供保障。
第三，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核心主题。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的代际传导取决于机会的代际传导，而以教育、健康、智商等因素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又在机会传导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现有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是影响子代与父代收入相关性的主要因素，而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又是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第四，除人力资本以外，其他先天和后天因素在收入的跨代传递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献中著名的“先天—后天”之争即关注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在代际收入转移中的相对贡献，但基于特殊样本和分解方法的跨国研究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形成定论。近年来关于先天与后天因素交互影响的学说为这一辩论提供了新的诠释和研究方向。
相对于国外大量的研究文献，中国对代际流动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大多集中于对代际收入或教育的相关性估计，对其传导机制的研究较少涉及。王海港（2005）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发现，代际持续贫困的发生率分布得较为分散，农村的代际流动性比城市略低。姚先国和赵丽秋（2007）同样使用CHNS数据得到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7，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表明我国的代际流动性较低，同时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主要作用。魏颖（2009）利用多种微观数据和分位数方法估计了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并简单讨论了一些影响代际收入弹性变化的宏观因素。方鸣和应瑞瑶（2010）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估计出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7，并且职业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较大。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均表明中国社会普遍缺乏流动性，而人力资本在代际传导中的作用往往让位于其他因素（如人际关系），这些都为进一步研究我国代际流动性及其传导机制提供了方向。
为深化和拓展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提出如下建议：①数据本身是当前代际流动性实证研究的最大障碍，因此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前提是建立更加完备的微观家庭数据库，从而能够使用国外的前沿估计方法。②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方法对我国代际收入弹性进行更为准确的估计，包括利用过渡矩阵、工具变量、参数分解等计量经济学模型和双胞胎父母、兄弟邻里、养子养女等特殊研究样本，从而使我国代际流动性的估计结果更为全面和稳健。③在对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算的基础上，未来研究的重点应集中于代际流动性的传导机制，因为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价值。同时，在传导机制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人力资本以外的因素对我国社会流动性的特殊影响渠道。这些先天禀赋和后天因素的交互作用对提高我国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我国未来收入分配及教育、医疗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