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致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及其问题的主要原因

经济空间结构变化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长期结果。既有自然地理（包括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区位因素等）这样的第一性因素，也有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分工与专业化等空间集聚这类第二性因素。不仅有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些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还有知识、人才等新经济增长因素。自然与区位条件、产业结构特征、人口、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交通基础设施及其可达性、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区域政策等因素变化直接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一）自然与区位条件的影响

从自然条件来看，我国地形西高东低，呈现出三大阶梯，大的方面分为三大自然区，分别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基本上都在胡焕庸线 以西地区，东部季风区基本上都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都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我国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东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区冬季寒冷也对宜居水平以及冬季生产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北方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铁矿等主要能源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其中石油主要分布在新疆、黑龙江和陕西，天然气主要分布在四川、新疆和内蒙古，煤炭主要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而铁矿主要分布在辽宁、四川和河北。这种资源分布使得中国北方地区依托于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较早地开始了工业化，形成了集中的老工业基地以及资源型城市，也导致这些地区成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压力相对比较大的地区。

区位条件主要反映某地距离主要市场包括国际市场的距离以及可达性。显然，我国沿海地区具有好的区位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沿海开放战略也是考虑到区位条件，重点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综合来看，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中的西南地区经济增长较快，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地位出现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自然和区位条件的较大影响。

（二）产业结构与产业竞争力因素的影响

1．2000年以来，影响经济份额下降省区市的主导因素

区域经济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以及区域产业优势变迁密切相关。将2000—2006年、2006—2014年和2014—2017年三个阶段各区域经济占全国份额的变动分解为三个分量，即反映产业结构效应的结构偏离分量（ Industry Mix Effect, IM）、反映区域竞争力的区域（或竞争）偏离分量（ Com-petitive Effect, CE）以及反映产业结构与区域竞争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分配偏离分量（ Allocation Effect, AE），重点关注经济份额呈现下降趋势的12个省区市，分阶段分析其经济份额的变动是由结构效应主导还是由竞争效应主导。将各效应分解为8个行业分量，分析哪些行业的变动影响较大。

2000—2006年，这12个省区市中广西和新疆经济份额的变化主要由结构效应导致，而甘肃、辽宁、吉林、天津、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河北和黑龙江的经济份额变化主要源自竞争效应（见表3）。

进一步分别将结构效应和竞争效应分解成行业分量（见表4），可以看出，2000—2006年，广西和新疆的结构效应主要受工业影响；甘肃的竞争效应主要受其他行业影响，而辽宁、吉林、天津、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河北和黑龙江的竞争效应受工业影响最大。

2006—2014年，这12个省区市经济份额的变化都主要受竞争效应影响（见表5）。

进一步将竞争效应分解成行业分量（见表6），可以看出，2006—2014年，广西、辽宁、吉林、山东、山西、内蒙古、青海、河北和黑龙江的竞争效应主要受工业影响，新疆的竞争效应主要受房地产业影响，甘肃的竞争效应主要受金融业影响，而天津的竞争效应主要受其他行业影响。

2014—2017年，这12个省区市中山东和河北经济份额的下降由结构效应主导，广西、甘肃、新疆、辽宁、吉林、天津、山西、内蒙古、青海、黑龙江经济份额的下降主要源自竞争效应（见表7）。

进一步将竞争效应分解成行业分量（见表8），可以看出，2014—2017年，广西、甘肃、新疆、辽宁、吉林、天津、山西、内蒙古、青海、黑龙江的竞争效应主要受工业影响，山东和河北的结构效应主要受其他行业影响。

2．第二产业发展缓慢是导致部分省区市经济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

我国第二产业布局比较集中。2018年，广东、江苏和山东三个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10.81%、10.96%和8.94%，占比加起来近1/3。近年来，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省区第二产业发展缓慢，份额下降过快（见图9），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高技术制造业仍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等工业发达省份。

3．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滞后是导致部分省区市第二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

从不同类型工业增加值规模的空间分布来看，广东、江苏、山东三个沿海省份处于工业发展第一梯队，其中江苏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处于领先地位，而山东则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上的发展规模最大。处于第二梯队的则是河南、浙江、湖南、湖北、河北等东中部省份；西部地区仅有四川、内蒙古、重庆三省区市挤进了各类型工业份额前九位，且排名靠后；东北三省在各类型工业中发展规模均处于中下游，没有一个省份进入各类型工业份额前九位（见表9）。

从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各行业在省级层面的比较优势来看，从行业规模和比较优势两个维度，以各省区市高技术制造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份额位居前20%，以及行业相对专业化程度大于1.2为界限，综合判断各行业的主要集聚省区市。

由表10可以看出，高技术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个或者两个省区市，且地域分工特征明显。广东主要专注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江苏在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信息化学品制造业上的产值规模和比较优势都非常突出，山东在医药制造业上具有优势，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天津和陕西。

4．第三产业在部分中心城市的集中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

我国第三产业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等省市，其份额增量则主要在河南和长江流域各省市（见图10）。

从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分布来看，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这三个知识密集型高端生产性服务的集聚特征更明显，其地域分工模式符合中心地理论特点，呈现等级规模结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而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地域分工相对分散，金融服务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服务，在64%的城市均属于比较优势行业，随着我国交通网络的快速建设，在交通运输上具备比较优势的城市范围得到扩大，且大部分连接成片。

（三）人口、劳动力与消费市场因素的影响

人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其空间布局对于地理景观的再造以及经济活动的集散具有重要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影响：一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支撑，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又会通过对就业结构的影响间接对人口诸多要素产生反作用。目前我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中部经济发达省市，且主要集中在区域性中心城市，与经济的空间分布较为匹配；从常住人口的变化来看，人口仍处于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的阶段，新疆、西藏受国家政策扶持的影响人口增速较快，受人口外迁的影响不大，但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如不改变这种趋势，将严重制约地方经济的发展。

劳动力的质和量在空间上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到产业选择及其生产效率。这种差异不仅是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因，也成为企业选择经济区位的主要因素。从劳动力的规模来看，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省份是劳动力的主要集聚区，劳动力密集区则是北京、上海这类人口密集地区。

劳动力的质体现为人力资本，是指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能够获取高素质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的区域，便成为最适合现代经济活动发展与布局的区域。从大专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的空间分布来看，高素质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都市圈。

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规模和水平将对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消费受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结构等的影响。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区是我国消费市场规模最大和水平最高的地区，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社会消费总额较高，但居民消费水平仍有待提高；西南地区消费市场增长较为明显，其中以贵州、重庆的增长最为突出，而东北地区受人口流失和经济乏力的影响，消费市场低迷，这又进一步影响了经济要素的流入，形成恶性循环。

（四）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因素的影响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密切相关。我国城镇化进程是与工业化紧密联系、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镇化布局是与我国工业体系布局密切相关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北部地区的内蒙古、新疆等的城镇化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中部、东部地区人口稠密，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业地区，农业人口数量大、比重高。近年来，我国区域之间的城镇化过程呈现出收敛的态势，2005—2017年全国各省区市城镇化率之间的泰尔指数 ^[1] 逐渐下降，说明各省区市之间的城镇化水平有趋同的趋势。从四大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看，中部、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东北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曲线的陡峭程度来看，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上升速率较快，东北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显著放缓的趋势（见图11）。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区市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从“北高南低”向“东高西低”转变。尽管早期的工业化奠定了中国北部省区的城镇化基础，但是随着后来的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明显快于东北地区以及西部地区。早期的城镇化多以工业化带动，但是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城市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就业增加开始主要依靠服务业带动。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服务业更为先进和发达，更加能够吸纳农业释放出的劳动力。加之经济落后地区的人口倾向于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迁移，更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2017年全国城镇化率排名前十的省区市中，有七个来自东部地区，排名后十位的地区全部为中部、西部地区。北京、天津、上海城镇化率已超过80%，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区市；仍有六个省区城镇化率不到50%。我国内部各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是非常不均匀的，且空间格局始终处于变动的过程之中。城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已经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心城市及其辐射带动的城市圈和城市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载体。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2019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0.6%。大城市以及城市圈和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区域经济和人口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城市群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载体。“十三五”规划纲要列出了19个城市群，目前承载了全国78%的人口，贡献了超过80%的GDP。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以10.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近40%的人口，创造了超过一半的GDP。

城市作为人口和现代经济活动最重要的舞台，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大城市是城市人口集中的热点地区，这与我国长期的大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有关，大量的投入和政策利好使大城市的发展优于其他中小城市。因此，区域中规模较大的城市会成为地区承接人口的重要平台，一个区域所拥有的大城市规模越大、数量越多，城镇化的发展前景也就越好。我国市区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多集中在东部地区，东北地区暂时还没有市区人口超过500万的超大城市（见表11）。

（五）交通因素的影响

交通作为联系地理空间中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是社会化分工成立的根本保证。交通技术与手段决定着空间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是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变化。由于受地形条件限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的影响，我国铁路、航道、公路（高速公路）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特征。

尽管这些年来各地普遍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我国各地的交通条件均有很大改善，但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问题也极为突出。原有的交通基础设施好的东北地区已经被中部地区超越，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快速改善，这样也使得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好，相反，一些地区则变得相对落后了，目前西南地区的贵州已经实现了县县通高速，高速公路单位里程密度已经超过原有交通条件较好的东北地区中条件最好的辽宁。

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一直比较领先，就高速公路而言，1996年东部地区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米，东北地区为0.81米，中部地区为0.61米，西部地区为0.01米；到2000年中部地区超过东北地区，为2.85米，东北地区为2.17米，之后差距继续扩大，2018年东部地区为44.55米，中部地区为35.03米，东北地区为15.01米，西部地区为7.79米（见表12）。

（六）科技创新、技术研发因素的影响

创新已经成为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科技创新投入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2018年全国研发（R＆D）经费已近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占名义GDP的比重）也从2011年的1.84%上升至2.19%，增加了0.35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省区市间的差异巨大，部分地区和省区市的投入强度甚至出现减少，东北地区从1.28%下降到1.25%，西南地区则从1.04%上升到1.40%（增加了0.36个百分点），这些科技投入的变化也是导致这些省区市经济增长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见表13、表14）。

新技术方法、技术手段以及新生产工具、新管理方式等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使新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可以改变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组合。伴随着现代经济活动对技术依赖程度的加深，技术与知识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技术进步已成为经济模式转换的基本力量以及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专利的申请授权量方面，东部沿海地区和四川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其中江浙地区和广东的专利申请授权量最大，这些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也相对较高。北京处于技术市场交易的中心地位，交易额占全国的份额高达36.1%，其次是湖北和陕西，占比分别为8.3%和7.3%。这些地区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也相对较高。

（七）区域政策与对外开放因素的影响

区域政策反映了政府对地区发展的基本导向，是政府为实现增加就业、促进技术进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保护生态环境等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政策直接影响到一个区域发展某种行业的条件和约束，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从而成为吸引经济活动集聚的因素之一。开发区是集中体现产业政策及其导向的经济活动区域。为促进特定产业的发展，政府会直接设立引导相关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流入的开发区。根据国家各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按省区市分类统计后可以发现：我国的国家级开发区政策仍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和边境口岸地区，对内陆地区的布局相对较少。

[1] 泰尔指数（Theil index）通常用来衡量个人之间或地区之间某指标（例如收入、人口等）的不平衡分布程度。本章采用的泰尔指数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y i 表示某一地区的城镇化率， 表示全国城镇化率平均水平。泰尔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到1，泰尔指数越大说明不平衡分布越明显，也即地区间城镇化水平差异越大；泰尔指数越小说明分布越平均，也即地区间城镇化水平越相近。 4it5TaXGfvHg2/xvV1OiLT+OPgvho8fgFynkSCJM+dfFE+c+9NbWJjiRG31RYM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