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发展

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最主要的有六大学派，即儒、墨、道、法、名、阴阳。儒家宗述孔子，其主要代表是孟、荀。墨家是战国初年墨子所创立的反对儒学的新学派，宣扬兼爱非攻、非乐非命，但保留了关于鬼神的宗教信仰。道家宗述老子，其主要代表是庄子。法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富国强兵，后来韩非发展商鞅的学说。名家重视名辩的研究，主要代表有惠施、公孙龙。阴阳家以阴阳五行解说世界现象，主要代表是邹衍。

儒、墨当时并称“显学”，《吕氏春秋》说：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当染》）。儒家的特点是宣扬“仁义”，通习“六经”，“《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墨家的特点是宣扬“兼爱”，而对于名辩（逻辑）、几何、物理学有较精深的研究，在中国逻辑史、科学史上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道家是隐者之学，但也有广泛的影响。道家长于抽象思维，对于本体论的问题进行较深的探索，而又表现了菲薄知识、排摒文化的倾向。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墨子亦“好学而博”；老子则宣扬“绝圣弃知”“绝巧弃利”；庄子指斥“文灭质、博溺心”，要求回到原始的“素朴”。老子、庄子的这些言论是对于当时的等级制度的抗议。法家富于实际政治经验，是在政治上占优势的学派。商鞅、吴起、韩非主张“以法治国”，确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商鞅、韩非完全忽视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排斥一切文化学术，就陷于偏谬了。唯有齐国一些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兼重法教，提出了比较全面的政治、经济理论。齐国的法家学者依托管仲，编撰《管子》一书，是先秦学术的一部重要文献。（《管子》一书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他是将以“管子”为题的论文编为一书，并不是将稷下学者的论著都收在内。近年有些史家认为《管子》是稷下著作的汇编，不合事实。）

先秦诸子表现了各自立说、展开争鸣的学风。《庄子·逍遥游》论述宋钘的态度说：“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作为自由思想家，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随世俗的毁誉而改变自己的见解。《庄子·徐无鬼》记载庄子和惠子的对话云：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旧说公孙龙字子秉，实无确据，“秉”疑“宋”字之误，指宋钘而言。惠子的态度是“未始吾非”。事实上，不仅惠子如此，儒、墨、杨、宋亦莫不如此。

不但各学派之间展开辩论，而且同一学派中间更存在着不同的支派。韩非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

这样，大的学派之内又有不同的支派，这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的学术自由。

在战国时期，天文学、算学、医学、农学也都有一定的发展，惜乎许多史料已经遗失了。《吕氏春秋》中保存了战国时期天文学、农学的一些资料。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可能是汉代编成的，其中许多基本观点可能起源于战国。

总之，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昌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