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形成

中国文化起于何时？目前史学家尚无定论。《周易·系辞下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垂衣裳而天下治。

这是《周易大传》作者的远古文化起源论。司马迁作《史记》，“自黄帝始”。汉代以后，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很多。五四运动以后，20年代至30年代，国内出现了疑古思潮，对于传说的“三皇五帝”一概持否定态度，认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都是神话人物，实际并无其人，甚至也否认了大禹治水的历史真实性。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商代的历史总算肯定下来了，夏代仍在怀疑之列。但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确有很长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缩短了，而是伸长了。夏代的真实性已逐渐肯定下来。我认为伏羲、神农、黄帝虽然是传说人物，也未必全无事实根据。伏羲指畜牧时代的代表人物，神农指农耕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指发明了宫室衣裳的时代的代表人物。尧、舜、禹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诸家学者共同承认的，未必出于人们的臆造。近来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者认为尧、舜本是神话人物，后来转化而为历史人物，是神的人化。我则认为，从先秦诸子的记述来看，尧、舜、禹本来是历史人物，后来《山海经》等把舜、禹转化为神，毋宁是人的神化。汉代纬书也曾经将孔子神化，幸而《论语》《左传》《史记》都保存了关于孔子的记载，孔子还是被还原为人。我认为，在殷周以前，中华民族（当时称为华夏族）已有长久的历史，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商代宗教和艺术已相当发展，保存至今的商代青铜器的精美，犹令人赞叹。商代的甲骨文表明当时文字已很繁富。《尚书·周书·多士》记述周公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表明商代已有典籍，但都失传了。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脩》）

孔子已叹夏、商之礼“文献不足”，今日更难考其详情了。甲骨文提供了商代史迹的一些证据，但仍然是不完备的。

《尚书》的《洪范》篇，传本列在《周书》，《左传》记述春秋时期士大夫的对话，其中引用《洪范》中的文句，却称为《商书》。20年代有人怀疑《洪范》是战国的作品，但《左传》中记述春秋时卿大夫已引用《洪范》的文句，足证在春秋时《洪范》已是公认的典籍，不是后人依托。（郭沫若先生认为《洪范》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更是主观臆断。）《洪范》是中国上古时代第一篇有系统的理论文章。《洪范》提出“五行”“五事”之说：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五行”是关于自然事物的类别，“五事”是关于人的认识的初步分析。

《周易》古经可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周易·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从《周易》引述了一些周初的故事而没有引述其后的故事来推测，《周易》应是西周初年编成的。（有人认为《周易》出于战国，也是无据之说。）《周易》提出了六十四卦的完整体系，含有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

孔子赞美周代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同上）从《尚书·周书》的记载来看，周公旦确是文化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对于以后儒家有深远的影响。要之，殷、周时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时期。

西周末年，伯阳父提出“天地之气”的观念，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时不继”的命题（近人或谓伯阳父与史伯是一个人，但尚无确据），表明西周末年哲学思想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巨人。孔子生于纪元前551年，到现在已两千五百多年。孔子以前的中国历史也已有两千五百多年了。韩非说：“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两千余岁。”（《韩非子·显学》）表明春秋战国以前，华夏族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孔子的伟大贡献是兴办民间教育，把“学在官府”的文化传授给一般平民，从而促进了文化学术的发展。孔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成就而提出了自己的一贯之道，这一贯之道即是“仁”，仁的主要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要求“立”“达”，也协助别人“立”“达”，既肯定自己，也承认别人。孔子以此为道德的最高原则。孔子总结了自古以来的生活经验，提出了最高的道德原则，而对自古以来的原始宗教不感兴趣。他宣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他不谈死的问题，不谈鬼神。这种“务民义远鬼神”的思想态度，对于尔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与孔子同时而年辈稍长的是老子。他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老子》。《老子》提出了中国第一个本体论学说。以往人们都认为天地是最根本的，《老子》认为天地不是最根本的，还有比天地更根本的，即是“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原。所谓道就是自然世界的普遍规律。《吕氏春秋·当染》有“孔子学于老聃”的记载，《礼记·曾子问》叙述了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但《老子》书有批评礼的文句，因此后来有人提出了《老子》的作者是否老聃的疑问。（这个疑问是北魏崔浩首先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史学家将《老子》一书列为战国时期的著作。但是，《论语》中记述了孔子对于“以德报怨”的批评，而“以德报怨”之说见于《老子》书中。从《老子》全文看，有少数文句确定是出于战国（如“绝仁弃义”之类），大多文句亦无必然出于战国的明证。因此，近年多数史学家仍然肯定孔老同时的旧说。孔子与老子是春秋末期两个大思想家，双峰并峙，开辟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洪流。孔子是中国伦理学说的最大宗师，老子是中国自然哲学的最大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