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习性与民族精神

古人尝说“国有与立”，一个国家必有足以立国的基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延续发展了几千年，必然有其足以自立的思想基础。

近三百多年来，中国落后了，这也不是偶然的，必有其一定的原因。正确认识民族延续发展的内在基础，正确了解民族迟缓落后的基本原因，是今天的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20世纪20年代，很多人研讨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意在考察中国落后的根源。这无疑是必要的。于是揭出了国民的一些劣根性，如愚昧、散漫、奴性、盲从之类。事实上，这些都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在专制政治的压迫之下千百年来养成的习性。习性不是遗传性，而是世代养成的习惯。

民族的习性是否就是这些呢？

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更屡次出现反对统治者暴政的斗争。这些不能说是奴性盲从的表现，而是反对压迫、反对奴役的英勇斗争。应该承认，中国人民有一个争取自由、争取人格尊严的传统。如果认为中国人民仅只具有一些劣根性，那是没有根据的。

谈论国民性，不能不涉及古代哲学思想。哲学思想根植于民族习性的土壤中，又能起一定的陶铸民族习性的作用。在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从汉代以后，直至辛亥革命，儒学占有统治地位，而道家思想也流传不绝；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亦发挥了广泛的影响，但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儒家学说。儒学鼓吹“三纲”“五伦”，“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封建时代，“三纲”之说确实是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随着专制主义的加强，强调臣对于君、子对于父、妻对于夫的绝对服从，斫丧了人民活动的生机。儒学宣扬的“三纲”之说，确实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枷锁。但是，历史究竟前进了，辛亥革命打破了“君为臣纲”，五四运动批判了父权和夫权，但是旧思想仍有一定影响。个人崇拜实际上是变相的“君为臣纲”。家长制作风、重男轻女的旧观念尚待消除。

儒家是否只讲“三纲”“五伦”呢？那又不然。孔子维护君权，但是不赞同个人独裁，以为国君如果要求“言莫予违”，就会有亡国的危险；更反对暴政，宣称“苛政猛于虎”。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意志，断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更提出“天爵”“良贵”之说，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价值即在于道德自觉性。孟子宣扬大丈夫的标准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对于广大人民，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树立了激励人心的榜样。不可否认，儒家这一方面的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确实起过积极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讲，儒家学说中，除“三纲”“五伦”之外，也还有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观点。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生活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一个民族应该对于自己的民族精神有比较明确的自我认识。 CWCHoWdfw13IpP2DyB7PFnq5JqGw14oV3ULO0QIhQdatBiCOHz1LXqxJSppApg5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