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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古已有之。
诸侯称霸的社会有诸侯们的民主现象，权一统的社会有皇帝们的民主现象；推而论之，大约氏族时期，无论父系还是母系，也自有其民主现象吧？
在中国，后来被史家称为“帝”的尧、舜两位氏族首领，便在民主现象方面有过良好表现。也有史家认为，包括禹在内的“三帝”，并不真的存在。即或如此，假托的民主表现，也还是可以证明人类对于民主的早期想象。尧是有后代的，却将帝位传给了深孚众望的舜，这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做法。舜也是有儿子的，却将帝位传给了禹，而且禹还是遭罪诛之人的后代——传说禹的父亲因治水无果，被砍了头，很可能还是经舜批准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天下为公”的典范。禹也是一心想要以尧、舜为榜样的。考察期满了的第一位接班人，不幸死在他的前边。而第二位接班人尚未来得及接他的班，他自己却猝死了。偏偏他的儿子又有野心，威胁合理的接班人不许接班；偏偏合理的接班人又怯懦，所以也就不敢相争，结果禹的儿子成为首领。成为首领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合理的接班人杀了。
“天下为公”的历史随之终结，“家天下”的历史随之开始。这一开始，也就一发而不可收。中国古代人的权力崇拜，远比近当代人强烈得多。权力得来不易，家传才心安理得，自然视民主思想、民主言论为大逆不道。
周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分封有功者、立诸侯，起初也是想民主些，要求诸侯们每年年末到王朝所在地开一次会，互相交流统治的经验教训，很有点联邦的意思。这方式，也不能不承认是人类早期的民主现象。但是，又要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又要一国权力家传，永远姓周，这就特别难。好景不长，周王朝也衰微了，于是群雄争霸，烽烟四起。
孔子一生大愿是“克己复礼”，所要“复”的正是周朝那一种制度。也许在他想来，那就是光复民主。所以他的学生子路倡导文明祭祀，不杀活牲，孔子的反应是很冷漠的。子路不解，质问他何以不热忱地支持自己，他则叹道：“唉，你眼里只看到了几头牲畜的可怜，我心里日夜思想的却是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周朝的那种礼啊！”忧国忧民心境，令人感动。
假如孔子至今还活着，假如我们问他，周朝那一套封建秩序和那封建民主，恢复了又怎样呢？您明明心里清楚，那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啊！他肯定是答不上来的，或者他认为，世代君王都接受他的谆谆教诲，争做仁君，便可持续了吧？但我们清楚，那不过是他的天真理想。后来的君王们倒是都极敬起他的学说来了，但没几个真照他的教诲做仁君的，而是要求百姓照他的教诲做良民。
中国历史上的情形如此，外国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就说英国的亚瑟王吧，统一了疆土之后，实行圆桌会议，十几位有功的骑士，不但可以与他平等似的围坐在一起共议国事，还可以那样子和他共饮共食、碰杯同歌。如同中国古代开明的封建君王与大臣们那样，也还是民主的吧？但那又怎么样呢？
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仿佛也是很乐于实行民主的，有新思维的人都有几分可能被她请入宫中，待之以礼，赐给爵位。连法国的狄德罗也做过她的贵宾，并且写过锦绣文章，赞颂她的“与时俱进”。但法国一兴起真的民主革命来，远在俄国的她便视为洪水猛兽。一听说路易十六被“制宪议会”处以死刑，她立刻下令出兵，帮助法国“保王派”武装力量镇压革命，“替天行道”。
封建制度之下，民主从来都是现象，从来都是陪衬封建统治的“秀”。封建制度是绝不允许民主也制度化的。
古罗马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在人类的社会中，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最先出现在古罗马文学中。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一经从希腊神话中被移植到罗马神话中，便发生了微妙的情节改变：
人类不堪神们不断升级的崇拜指示和祭祀要求，只得和神们进行迫不得已的谈判。
要进行谈判就得有谈判代表，普罗米修斯成为人类公推的谈判代表。他的谈判条件只有两条——人类愿意对神们保持崇拜和敬畏，也愿意因而履行祭祀的义务；但神们不能对人类施加太多、太高的要求，使崇拜和敬畏成为人类的精神负担和压力，且神们也当集体自律，还应将人类最需要的火无条件地给予人类。
这是人类公推的代表，首次向神权理直气壮地提出人权诉求的文学记载，可视为人权最早的“白皮书”，当然也可视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可能正因为这种最早的民主思想形成于古罗马，后来在古罗马出现了“元老院制”。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是古罗马人首先在自己的古国里将民主制度化了。
仔细想想，令我们后人难免困惑——当时的古罗马，其实还是一个兼有显著的奴隶制特征的封建制古国，怎么就会产生了“元老院制”那么一种特现代的民主形式呢？
民主现象是一回事，民主制度是另一回事。民主只有制度化了，才进而合法化了；只有合法化，人民才能变为公民，才能拥有公民的公权力。
由于有了元老院，古罗马才废除了帝王制，改为保民官制。恺撒起初只不过是执政官。他这位“执政官”当多久，取决于元老院和古罗马公民对他的政绩评估如何。倘若他当得不好，别人经由公选取代了他，便是既合理也合法的事。当时一心想要取代他的，自然是另一位统率众兵的将军庞培。
元老院虽然使一个古国在民主方面制度化，但并不意味着这一个古国于是就成为“理想国”了。最血腥、最野蛮、最残酷、最违背人性的事情依然发生在古罗马——便是经常发生在角斗场里的事情；便是奴隶非人，奴隶主有权任意惩罚、买卖乃至杀死奴隶。而且在元老、贵族和执政官之间，权力争斗、尔虞我诈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暗杀手段也是家常便饭。
恺撒不甘于仅仅做“执政官”而且还打算称帝，结果被元老们所杀。对于恺撒，这是悲剧；而对于一个古国的民主制，却是迫不得已。
只要人类的历史仍处于封建制度的历史时期，民主即使制度化了，也无法保证国家的公权力不被权力欲极大的人个人化。
又比如拿破仑……
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发生在意大利实属必然。那时的意大利，资本主义已露端倪，资产阶级已经产生。
任何一个新阶级都必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的阶级。资产阶级不屑于仅仅充当封建贵族阶级文化的“异己继承者”，对于劳动人民的大众文化又看不上眼，所以倍感文化饥渴。如果不能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那么将不但在文化方面被封建贵族阶级所蔑视，也会被劳动人民所讥笑。这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客观原因。
只要有阶级存在，文艺就不但注定具有阶级的形式特征，也注定具有阶级的思想色彩。复兴来复兴去，不同于封建贵族阶级的文艺产生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悄然形成。
像孔子“克己复礼”是由于有一个周天朝的“样板”存在过一样，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也是由于有一种古罗马的民主制曾存在过。
文艺复兴的接力棒一经传到法国，于是演变为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随之在法国全面爆发。
民主是需要用血来换的。法国资产阶级流不起那么多血，便将平民阶级鼓动起来，和他们一起造反。平民阶级不怕流血，一往无前，资产阶级反而被吓着了，于是就反戈，再与封建贵族阶级联合起来，镇压平民阶级的造反。封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平民阶级，三方面都死人无数；三方面人的手上，都交错沾染了别的两个方面的鲜血。比起来，平民阶级所流的血最多。
人类用血浇铸了一部《人权宣言》，它使人类的血总算没白流。
民主对于人类而言，只有在西方的启蒙运动之后才牢固地确立了其文明意义。封建的王朝统治最长的也不过两三百年，还要依赖封建专制的手段。其不可持续，已无须证明。
人类希望借民主政体，以使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公民权——人权。这一种可能性，也已无须证明。
故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全人类的精神生命。在独裁的、专制的政体和泛民主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之间，民主的管理方式，无论对于哪一个国家，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幸而人类已经进入了理性时期，较能够靠理性包容各种民主制度的差强人意之点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替封建帝王们所出的这一统治招数是最阴损的，也是今日之中国人最应予以唾弃的。
归根结底，民主乃是使一个国家在思想上别沉睡不醒的“脑白金”。近代的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而不自知，首先就是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卑鄙，致使国人在思想上集体睡着了。所以我们这一头“东方睡狮”，当年被外国人用大炮来轰，起初却仍一眼开一眼闭，半醒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