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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最终不在于是否形成中产阶级社会。从理论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如果形成，整个社会的贫富结构就变成了“枣核型”，这也意味着较富裕的人多起来，自然构成了稳定因素。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就是较富裕的人群从少数变成多数的过程，壮大中产阶级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如果我们在财富分配政策方面失之于兼顾、失之于体恤、失之于相对公平，恐怕国家还没等到“枣核型结构”时，社会矛盾就已经尖锐万分了。
一则报道说，中国的城市初步形成了中产阶级化，以我的眼睛看，事实并非如此。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人口已经突破了十四亿，要达到“枣核型”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怎么也得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的中产阶级够达到八亿以上吗？我很怀疑。我写《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谈到的中产阶级，是指从城市平民阶层中上升出来的一个阶层。社会朝前发展，平民共享改革成果的份额越来越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上升出足够的中产阶级。当年我就提过，中国的城市平民阶层正处于一个相当脆弱的边缘，甚至完全有可能随时下跌。
平民的生活，如果在稳步地，哪怕是小幅度，但同时又必然是分批地提升的时候，社会的中产阶层才能开始成长，这是正常的发育，而我们的平民基础却是脆弱的。所以不应该急于谈如何壮大中产阶层，而首先要把城市平民这个阶层的状态分析清楚。他们的退休金普遍较低，和物价的上涨不能成正比。他们有一点存款，但用那点存款给儿女买房子的话，交首付都不够。即使交了首付，能够可持续还贷的能力也是较差的。何况他们的医疗保障都非常有限，家庭中如果有人罹患重大疾病，一次抢救就要花很多钱，于是会倾家荡产。一旦有这样一个病人，原来属城市平民阶层的这些家庭可能就会迅速滑入城市贫民阶层。社会保障如果没做好，平民阶层中每一个人都有下滑的危机感，即使有幸升为中产阶级的少数人，也根本无法拥有中产阶级本应有的稳定心态。
再譬如说，出身平民的高校大学生，毕业后能找到律师、医生这样的体面工作，在大城市工作上三五年，就仿佛可能纷纷加入中产阶层了。实际上，普遍而言，大学生起薪的相对消费能力较十几年前比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一般的工作，除去房租、衣食、通讯交通等各种生活开支，所剩也就不多了吧？如果这时你想反哺于父母的话，是会很难的。在这个状态下，你变成中产阶层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而且其他方面也没有给你提供一种感觉到上升的希望；你这一生的状态就不可能是中产阶级的状态，活得很累、很焦虑。
真实的中产阶级在哪儿呢？
仅有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念也很不同。在中国同样是中产，一个是从平民家庭里，通过刻苦读书成为优秀分子的人；一个是官员子弟，通过种种优势过上中产阶级生活的人，价值观能一样吗？以一个平民子弟的眼光来看，他认为要反腐败，打破特权，加强底层的福利；可是，另一方可能对他的观点非常不屑。同属一个阶层，但达成共识的稳定价值观并不存在。
我们的大学生群体应该是未来中产阶级最有可能产生的土壤吧？但目前，这些准中产阶级们的价值观如何？恐怕，它可能很不像中产阶级价值观，而更像资产阶级价值观。它和人文的关系不再那么紧密，身上沾染了一种特别的亲和——与资本的亲和。最优秀的平民阶层里产生出来的大学生，当他感到要成为中产阶级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希望尽快地成为资产阶级。司汤达的《红与黑》里的“于连情结”，可能在当下的青年身上会体现得多一些，但绝对不能据此就责备我们的青年。
关怀、同情、平等、敬畏，这些人文观念在哪里？我们有主旋律文化、有红色革命题材，都有各阶层的强力支持；我们有商业文化，那里也有强势资本的运行规律在发挥作用。但是社会的人文力量在哪里？我们拭目以待！
中产阶级的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资产阶级先于中产阶级产生。资产阶级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些敢于冒经济风险的人，是一些对商机有敏锐反应的人，甚至是一些唯利是图只认金钱原则不认其他原则的人。资产阶级产生之后，客观上带动了经济发展，从而使城市平民相对受惠。哪怕城市平民觉得受了剥削，但是比之于从前，实际生活水平还是渐渐提高。然后，从这些受资产阶级之惠的城市平民里，才逐渐派生出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靠经济冒险的方式完成了阶层雏形。但是，中产阶级却是靠文化知识的提升。最初，中产阶级的成分是城市平民中的卓越分子和优秀子弟，这些人有着不同于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对民主非常在意。由于在意民主，就在意社会公正——主要是分配的公正。刚开始，中产阶级可能还是只为本阶层着想，但若当他们更深远地思考后，他们的思想就会兼顾到底层。西方的民主历程不是由资产阶级来推动的，民主意识很强的中产阶级才是主力军。资产阶级要保持稳定的有利于他们的框架。平民除了暴力，没有任何可能性去推动变革。只有平民中派生出来的优秀知识层——中产阶级，才有这个能力理性地通过思想表达民主、公正、自由的要求，表达人类的同情心、责任感。社会进步了，中产阶级的价值才会实现。社会进步已经不能依赖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考虑的利益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管社会是否进步，他们只管自己的阶层拥有资产的量化问题；中产阶级主张体恤下层，除了以身作则，还要求政府、国家和资产阶级同时体恤，他们对于人性道德的主张是比较由衷的。因此，整个西方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由两种力量推动：一种是资本运行本身的力量，一种就是人文的力量。
人文的力量，它不可能来自草根阶层，草根无法凝聚成一种力量。思想、读书，这更符合中产阶级的状态。资产阶级早期的时候是不太读书的，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常常有那种老贵族会指着一个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说，“瞧这个指甲黑乎乎的家伙”。没错，就是他——曾经“指甲黑乎乎的家伙”，现在变得腰缠万贯。创业的这一代资本家，何尝有精力、有心思、有情绪去读书，去关注历史，去思考社会呢？而这些却是中产阶层最接近的。中产阶层的优秀子弟，他的前人没有给他留下过多的资产，他们不可能像资产阶层那样去轻易冒险，进入大学后，他们乐于接受人文价值的洗礼，喜欢沉浸在公正平等的理想中。
底层面对严重的贫富差距产生了强烈的愤懑，很容易把情绪发泄向中产阶层。底层和资产者阶层的距离太远，他们想象不到富人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个国度里的事情，他们只能从网上偶尔知晓他们结婚花费了多少，股票又怎么样了。他们与新兴的中产阶层距离更近，对中产阶级的言行更为敏感，比如收一个红包可能几千元，他们一下子就能看到。正如哲学家所说，使我们郁闷、恼火和不高兴的往往是我们的左邻右舍。
中产阶级是要同情弱势的，尽管离底层最近，但是已经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顶多是底层的代言人，但是时常也做不到，这是一种夹缝中的状态。中产阶级将通过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或价值呢？中产阶级在西方是通过做了什么，真的担当了什么，有所牺牲，最后还要有所成果——当这个成果真的被底层分享到了，底层才会认可他们的。这是一个很沉重的悲剧过程。中产阶级要学会担当的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的社会最应该首先去考虑的。我从不指望中产阶级能有多大的作为，悲观地说，在中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深信，几十年之后，中产阶级会渐渐省悟——对底层的同情与代言，乃是本阶层最光荣也最值得欣慰的阶层本色。而底层也终将相信，除了中产阶层以外，他们没有更值得信赖的阶层良友。底层和中产阶层，实在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双方，都是一个社会真相。而即使社会真相，有时也需要几十年来证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