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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言税是社会公平的砝码，而不直接说它是天平本身，乃因在我看来，天平本身当是一个国家的财税体制。若体制并不尽完善，再加上砝码摆放失衡，天平必然严重倾斜，贫富悬殊遂成不争之事实。
我这里所言“公平”，自然是相对的。全部人类的物质文明史，说到底是这么一部“史”——生产更多的面粉和奶油，做成更大的蛋糕，将蛋糕越来越相对公平地进行分配。
我进一步认为，“公平”在人类的词典中是这样的一个词——若抽掉其“人文”的，亦即自觉自愿地关怀弱势群体的内涵，那么也就失去了人类社会学的主要含义。这时的“公平”一词，只不过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已。人类社会若依据丛林法则行事，泛达尔文主义必成独步天下的主义，而泛达尔文主义是反人类的。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在任何一个国家，税收的种类和额度，都是要由法律来决定的。有时增加某些种类，有时减少某些种类；有时提交某些额度，有时降低某些额度——这往往由国家的经济状况所决定。
税的现象，在人类的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着了。强壮而勇敢的猎手单独猎杀了一头动物，“公社”在对这一“财富”进行分配时，首先割下一部分肉，放置一旁。为什么？因为氏族里还有需要全体强壮者予以关怀的老人、妇女、儿童、病残者，氏族集体有义务关怀他们。猎手有功，理应分到较大、较好的一部分肉，氏族其他成员不应对此提出异议。但是，若那有功的猎手自恃有功，企图独占好肉，只将蹄蹄角角、筋筋骨骨抛给别人，那么他将受到严厉谴责。如果他拒不服从氏族之“公平”原则，偏执地坚持胜者通吃的“公平”，那么等于自己不愿承担氏族义务，不愿作为氏族一员而存在。这样的猎手，即使是狩猎英雄，也将被氏族所驱逐，甚至会受到惩罚。
现在我们人类的财富早已极大地丰富了，钱钞、股份代替了兽肉、兽皮，如何体现分配公平的问题，于是变得更复杂了，也需要以更“人文”的思维来对待了。世界上没有在此点上解决得无比良好的国家，只有解决得尚好的国家。解决得好与不好，人们都知道的，有一个评判标准叫“基尼系数”。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目前的贫富对比系数差距较大。不愿承认此标准的人当然可以嗤之以鼻，但社会现实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由此而联想到了两件事：
一是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人士言之凿凿地指出——某国有垄断企业，多年以来很少向国家主动纳税。至那时，账面上已累积“趴”着数百亿元了，却似乎一向无人问津，其实是畏其强势背景。那么，几百亿元岂不是形同“小金库”了吗？这不是危言耸听，后来由小组会上的发言而通过为全体大会发言，并引起强烈反应。会后又怎样，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是我曾访问日本时，晚间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样一幕——警车呼啸至某处，荷枪实弹的法警包围了一座豪宅；警犬吠叫，细致地搜查，严肃地讯问——皆因宅主被怀疑巨额逃税。
在氏族公社时期，倘若一名成员有所猎获而不公开，藏匿独享，重则被处死刑。今天，在很多国家，坐实了的逃税是大罪，是和强奸一样可耻的罪。
国企对国家经济命脉的贡献甚大。但是在中国，某些戴着“国企”红顶子的企业，因其背景非同寻常，便似乎“老子天下第一”睥睨一切，包括税务部门往往也对他们的高门槛望而却步。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往往，会使国有企业变质为权力集团所有，甚而变质为家族集团所有。
我很欣赏孟德斯鸠就税及税法所写过的一段话：“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受那些财产，同时因对社会他人尽到了帮助而可以心安理得……”
国家必须在“财富”方面有所储备，以应对灾难，以图进一步发展。这的确是关系到国家每一个成员切身利益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切身利益的问题。然而国家财富之积累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全体公民人人负有积累并增长财富的积愿诉求。考虑到这一种积愿诉求，即国家理念的人性化体现。否则，便会导致国富民穷，而那时的国家不仅不是稳定的，而且是危险的。
“放水养鱼”不仅是对扶持中小企业而言，也是对全体公民而言。全体公民都是“鱼”。民富之国才是真正的富强之国，国富才有了首要意义。
故税法乃法中大法，乃调解社会财富相对公平分配的最直接的措施，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直接措施。
为了使受助济的群体不觉得仿佛在接受慈善，国家以税法的名义来做同样的事，以区别于一般慈善。对于国家，这样做正是公平的，而且也是责任。
税收是符合“上帝”意志的。
——这个“上帝”是人类对同胞的仁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