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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fieldwork）与档案工作（archive）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所使用的最常见的两种方法。大而言之，田野工作也称实地调查，它面对的是人；而档案工作所接触的是文献、典籍和各种文字材料。人自身有思想意识和文化背景，故同为人的田野工作者和田野工作对象间就会产生身份认定问题，在档案工作中则不存在这种问题，或者说这一问题在依靠档案资料做研究的学者中不是直接存在的。当一个田野工作者来到他所要研究的社区时，他在身份上可能出现的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他自己就来自那一社区，在那里出生、长大，甚至至今仍生活在那里；另一种情况则是那一社区对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环境，他在那里没有亲戚朋友，不知当地的方言习俗，他还可能完全是一个外国人。印度的社会学家们称前一种人为“内人”（insider），后一种人为“外人”（outsider）。
最初的田野工作者实际上是不存在“内人”与“外人”之分的。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原本为文化人类学者所专有，而文化人类学又是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研究的代名词，所以最初的文化人类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人，他们研究的对象——田野工作的场所也完全在别人的土地上，他们的身份自然不同于当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西方人认为只有他们能对东方土著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但是，二战后，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日益成长起来，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的西方学者不再怀疑本地人研究自己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类学家也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文化。因此，现在，文化人类学早已不为西方人所垄断，文化人类学也不应定义为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文化的研究，西方人继续在东方社会做田野工作，同时也在自己的社会做这项工作；而东方学者在自己的社会做人类学研究的同时，也已有人将自己研究的田野扩展到西方。田野工作中的“内人”与“外人”的身份定位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尽管当今世界已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地否定东方人对自己社会文化的研究，同时也很少有人否认田野工作者自身的身份对田野工作的影响；但是，这种由个人的自身生活经历界定的“内人”与“外人”的身份在田野工作中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却较少有人进行探讨。1992年和1993年，我荣幸地得到了在中印农村做田野工作的机会，在中国，田野工作的地点是我的家乡，印度对我来说是国外，我因而难得地分别扮演了一次“内人”与“外人”的角色。本文试图基于我在中印农村做田野工作的经历，就田野工作者的身份与田野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谈一些粗浅体会，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1992年初，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X村——位于福建北部闽江边的一个村庄。田野工作的内容早就设计好，调查自1840年以来担任该村领导的是哪些人，他们依靠什么政治资源上台，在村子中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力，如何扮演村子与国家的中间人角色，最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该村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个历史学与社会学相交叉的题目，所以我既要做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同时也要进行实地调查，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有关一个村庄的文字材料毕竟是有限的，大量的材料要靠实地访谈那些健在的知情的村民们。
我回到家乡时，该村刚经历过一场变动，在1991年底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原村委会主任落选，被一位年轻人取代。原村委会主任名朱三（化名），“文革”前担任村团支部书记，“文革”时当过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后来一度沉寂，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从1987年起任村委会主任。任职期间，他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村里的各项工作都抓得有声有色，X村成了先进村，他本人也被评为市一级的优秀共产党员，镇领导希望他能连选连任。同他竞选的年轻人名李四（化名），曾是一位回乡高中生，他在当地的名望远不如朱三，改革前因对某些大小队领导不满，说了些错话，做过些错事，曾被批判过，改革后，他将自己在学校学的知识运用于农作物栽培，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年轻的李四能战胜政治经验丰富的朱三，大多数村民为何将票投向李四而不是朱三就成了我在X村田野工作的起点。
问题很快就弄清了。由于该村是我的家乡，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从学校回到家乡参加了当地的红卫兵组织，以后又在当地插队和工作，直到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才离开那里，所以村里人大多认识我，他们能叫出我的名字，在私下背地里谈论我时往往称呼我为村里某某人的儿子，这是当地人的习惯，也以此来表示我同村子的关系。所以我很快通过访谈弄清了村民们为什么反对朱三而选李四。村民们对朱三的不满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朱让自己的儿子负责选择村里最大的工程——大礼堂的承包方，村民们怀疑他可能借此中饱私囊；二是朱在任职期间以解决村财政困难为由，将已分配给村民们的土地收回，侵犯了村民的利益。李四则宣称如果群众选他当村主任的话，他将立即停建大礼堂，用该笔款项建十个养猪场，养猪场本村的泥瓦匠和木匠就能建，无须请外边的建筑公司，这就为本村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盖礼堂不能产生经济效益，养猪却能增加村子的集体收入。李四的竞选纲领既攻击了朱三的弱点，又赢得了群众的心，所以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对村委会选举结果的调查似乎已得到圆满的答案，但田野工作自身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就是我访谈了许多人，却一直没去访谈当事人朱三自己。我没访谈朱三是有原因的，在“文革”时，我与朱三分属两个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这两个组织相互争权，直至发展到武斗大打出手，积怨很深，成员平时见面都不打招呼。这种隔阂使我在该不该去访谈他时犹豫再三，担心他刚经历过一场政治挫折，在这种时候去找他让他谈自己的失败，等于去揭他的伤疤，他能理解我的工作、接纳我吗？但如我不去找他，我的田野工作就有很大的缺陷，他毕竟是该村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这成了我在田野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想不到这个难题在一个清晨不知不觉地解决了。那天，我在村路上散步时，看到他正站在路旁，我有意识朝他微笑了一下，随后朝他扬起手，他几乎同时对我做出同样的反应，并朝我走来，双方的手握在了一起，我们交谈了起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好些年没回来了吧？”
“我回来已一个多月了。”
“这次怎么待得这么久？”
“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村历史的书，要将百余年来村里的大人物都写进去，其中也有你。”
“我可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我可以帮助你，我帮你找些老人开座谈会。时间过得真快，‘文革’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是呀，当时才十几岁，做了不少蠢事。”
“那时大家都疯了。不过，现在我同你那帮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你恐怕不知道吧。‘文革’毕竟是过去的事了，而且，那时大家为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争得面红耳赤，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好笑。”
在融洽的气氛中我们约定了访谈的时间。
也许，我同朱三的个人历史恩怨尚不足以妨碍我同他的访谈，毕竟我们之间没有深仇大恨，双方只要跨出那一步就行，但是，一些牵扯到家族间矛盾的事就难办得多。我家虽算不上当地的望族，但在村中也已居住了五代人，有百余年，难免同村中某些家族发生矛盾，其中同丁五（化名）一家矛盾较深。
丁五是个80岁左右的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镇政府任过职，深深卷入当时的地方政治，是当时地方上的一位权势人物，那一时代的老人大多已去世了，欲了解那个时代当地的政治和历史，他无疑能提供极有价值的材料。但我家同丁五一家以前就不和，后来丁五被定为小业主兼地主，还有在国民党政府任职这一历史污点，我家则是翻身户，两家的隔阂就更深了。更严重的是，改革开放后，为了房产问题，两家对簿公堂，双方对判决都不满。在农村，打官司是撕破脸的事，不经过岁月的冲刷，双方的家庭成员相互之间是很难重新交往的。
同朱三的顺利访谈激励我去解决这道难题，我下决心要访谈丁五，无论遇到多大的阻力。丁五在镇上开了间小杂货铺，卖些火柴、蜡烛、鞭炮之类的小商品。一天早上，我走进他的小店，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我这次回乡想写一本关于家乡的书，在我的采访中，人们多次谈到你，为了使书写得更公正，我想请你谈谈有关你的事情。”
他几乎没做任何犹豫就接受了我的提议，小店人来客往不好交谈，他建议到他家去，半路上他突然改变主意，说家里太乱，显然他意识到让我去他家会对双方家庭产生太大冲击。正好路边有个饭馆，我们找了个雅间，谈了两小时。雅间很静，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听他回忆过去的岁月，原有的紧张与担忧消失了，我的心情像以往访谈其他人时一样平静，我把丁五看作是我的访谈对象，丁五好像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最后结论，既严肃又认真，我们二人家族之间的隔阂被搁置了起来，至少在那个早晨是这样。
与朱三和丁五的成功访谈成了我在X村田野工作非常有价值的部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访谈了几乎所有我要找的人，搜集到了足够的材料，带着满意和喜悦的心情离开了X村。
完成了在中国X村的实地调查后，我即着手准备前往印度，申请签证和研究资金花了大半年时间，1993年9月底，我终于如愿以偿乘坐飞机到达印度南部喀拉拉邦首府特里凡德琅。
特里凡德琅有个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于尼赫鲁大学，它的整个园区与楼群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资修建，图书资料以及电脑电视设备花的也是联合国的钱。它除了承担科研与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任务外，还承担由联合国委托的培训第三世界研究发展问题的人才的任务，我国也曾派出一些年轻学者在这里进修过。我之所以落脚于该所是因为我的一位师兄卡南博士在这里当教授，我们都师出于荷兰布雷曼教授的门下，布雷曼教授拜托他帮助我在印度的田野工作。
凭借来自联合国的雄厚财力支援，该所购买了大量的有关发展问题研究的学术著作，订有数百种的国内外报纸杂志，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该所收集的有关喀拉拉邦的各种资料非常齐全，从20世纪初的政府公报到最近的人口普查，以及各种有关社会经济的统计材料。书库内备有桌椅，图书资料全部开架，读者可以随意在书库内取阅。我最初的两星期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在取得有关喀拉拉邦情况的基本材料后，我很快对图书馆产生了厌倦，印度南部的气温很高，没有空调的书库像个蒸笼，令人昏昏欲睡。我不断地催促卡南教授为我选定田野工作的地点和助手。
天遂人愿，我到印度后不久，正赶上全印潘查亚特讨论会在该所召开。潘查亚特正是我到印度来要研究的题目。经卡南教授的介绍，我认识了出席会议的一名代表比莱。比莱40余岁，受过大学教育，在印度海军服过役，退役后在新加坡生活过，访问过中国，前些年回到印度，加入了印共（马）。他因为是喀拉拉邦一个村庄的潘查亚特成员，而且对该问题有研究，所以被邀请参加了会议。相似的年龄和教育背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使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他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提议，当我田野工作的助手。
在比莱的安排下，印共（马）元老南布迪里巴德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之后，喀拉拉邦发行量最大的《祖国报》记者采访我，将我的照片与简历登在该报的周末版上，从那以后，我走在特里凡德琅的大街上时会有人认岀我，在这印度的极南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毕竟屈指可数。
比莱陪同我访问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家庭，参加了一些群众集会，使我增加了对当地社会的一些感性认识。一天，比莱开着自己的小汽车把我拉到了他的家乡P村，一个离邦首府约40公里的村庄，它坐落于西高止山山脚下，风景如画，政府在此建有供官员避暑和召开会议的招待所。那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访谈了村长，一个老共产党员；参加了一场追悼会（因村长那天在追悼会会场）；与比莱的岳父、一位地主交谈；与村中印共（马）的积极分子们在一个小茶店聚会。临别时，我向村长表示想在该村做一段田野工作，能否住在村招待所。村长表示欢迎，但招待所为政府所办，他需征求政府的意见再答复我。
几天后，比莱给我带来了好消息，村长已同招待所联系好，同意我住在那里。我与比莱约好在下星期三他开车送我去。这一消息使我兴奋不已，中印两国同是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同的历史命运，两国之间可相互借鉴学习的地方很多。一千多年前我国的高僧法显和玄奘就曾到过印度学习佛教，印度的僧侣也到中国来，但遗憾的是自那以后两国之间的交流并没多大的发展，直到今天，两国人民仍主要通过西方媒体来了解对方。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大批研究中国问题的印度学者主要依靠西方出版的英文著作来观察中国，中国的有关印度问题研究的论文使用的也是西方的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材料，两国都同样缺乏对对方的第一手的深入研究。两国的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这一点，在印度的日子里，不少学者对我说，中印两国学者应加强交流，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不能老是跟在西方人背后跑。正由于此，我在印度亲身感到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期待与友谊，接受过许许多多印度人的帮助。如果我能在P村住下来，完成我在印度做田野工作的计划，这不仅将是我学术生涯中最有意义的篇章，也是中印两国学者合作科研史上有意义的一页，我怎能不高兴呢！
星期三那天我一早就打点好行装等待比莱的到来，但直到下午四时，仍不见他的踪影，我忍耐不住跑到外边去打听，没有结果。当我回到卧室时，发现门边有一纸条，上写短短几行字：“王：你在P村的住宿问题仍没解决，明天我再与你联系。比莱。”第二天，比莱来了，他说政府官员不批准我住在P村，在印度，村长的权力有限，一切由地方官员说了算，事情变化得太突然了，刚打开的大门突然被关上了。我决定不再麻烦比莱，自己去找有关部门交涉，弄清事情的原委。
我找到公共汽车站，正赶上全邦公汽工人罢工。罢工为私营汽车运营提供了机会，各种私营汽车争相在路边拉客，我看到了在印度电影电视中常见的印度特色交通，车顶上坐着人，车门边站着人，车尾部附着人，整个车身严重地倾斜却仍在路上开。坐着这种车，我找到了负责村子治安的警察局。一个身背步枪的警察守在门边，枪上亮晃晃的刺刀闪耀着权力的威严。说明来意后，我被告知在门外等候，门外已有一堆印度人，他们也在等候传唤。印度人一一地进去，又一一地走了。直到下午，我被吿知今天已不行了，让我下星期一再来。
星期一，罢工还在继续，我坐着同样的车又到了警察局，警察又让我等着。这次警察局外很热闹，罢工工人在不远处搭起帐篷，他们先在帐篷内开会，后来又游行，领头呼口号的正是与我一道喝过茶的一位印共（马）积极分子。下午三四点钟，我终于被领进了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警察局长很年轻，他先例行公事地问了我的姓名、国籍、家庭及来印目的等一大堆问题。问完后，他的脸上露出一点笑容说：“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工作。”我立即接上：“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工作。”我们都笑了起来。末了，他说：“你下星期一来，我们给你找住的地方，不过条件比较简陋，你不会在意吧？”
又是星期一，第三次到警察局，被告知局长今天有事不在，我愤怒地告诉他们，上次局长已答应帮助安排住宿，我今天无论如何不走了，你们看着办吧。接待我的警察经过一番请示后，带我到了一个小旅馆，开了一间房，房中除了几块床板外，一无所有，门外是露天厕所，难闻的异味直往屋里灌，真难为他们为我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还被告知，该旅馆不供饭不供水，附近也没饭馆。我问陪同我的警察，如果让他住在这里，愿意吗？他大笑起来，当然不。随即我离开了旅馆。
在旅馆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印共（马）的积极分子。他对我说的一番话令我大吃一惊，他说：“王同志，你怎么老往警察局跑？你应该依靠我们的同志，我们可以帮助你。你是否真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我再三向他解释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印度活动必须获得当地政府的同意，他似乎不能谅解。
我在印度的田野工作尚未真正开始便画上了句号。
1992年和1993年我在中印两国做田野工作的经历使我对有关田野工作者在田野工作中的“内人”与“外人”的身份问题产生了如下的想法：
首先，“内人”与“外人”在田野工作中各具自身的优势，他们的工作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内人”熟悉本地的风土人情，没有语言障碍，能够调动他在本地已有的各种社会资源，其工作也较易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尊重；但“内人”在研究中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各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会因为同当地社区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和历史恩怨而影响田野工作的公正和可信原则，还可能为了保护当地信息提供者，不得不有意地掩盖某些事实真相。“外人”恰恰相反，“外人”可以从一种不同的文化视野来观察当地人的生活，他可以以平等自然的心态同当地各种人接触，他可以坦然地公布自己的考察结果；但“外人”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隔阂，无法像“内人”那样融入当地之中，他所观察到的现象难免有局限性，所做的分析往往显得片面。以上因素使得“内人”与“外人”的田野工作显得同样重要。
其次，“内人”与“外人”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同100年前相比，20世纪末的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一体化的步伐在加快，原有的社区界限正被逐渐打破，地球上不同地区人的交往日益频繁，未来地球村的实现不再是梦想。“内人”与“外人”的区分也因此发生变化，今天X村的年轻人80%以上在外地打工，我自己早就在北京安家，X村的村民们已把我当作客人，而不是村子的成员，不管愿意与否，我与村民间已经存在距离，在田野工作中，我可能会同情某些人，反感另一些人，但我不会过深地卷入当地的纷争，这是田野工作者身份对我的要求，对X村村民们来说，我实际上成了“外人”。相反，在异国他乡的印度，我没有获得“外人”的身份，印共（马）的党员将我当作同志，地方官员对我则深怀戒心。同其他社会一样，印度农村中也存在着阶级矛盾，不同政治集团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六七十年代时，造反的农民曾将四个地主的头砍下挂在P村的电线杆子上，国大党政府则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至今共产党与国大党形同水火。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个来自中国的田野工作者就不可能被当作“外人”。
总之，无论是被当作“内人”，还是被当作“外人”，都不是田野工作者最想得到的身份认定，他希望得到的是对他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即把他当作真正的田野工作者，让他参与当地的各项活动，不对他抱有戒心或过分的期待。这在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田野工作者“内人”与“外人”的不同身份问题仍将存在下去，对田野工作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