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发达农业经济体的制度比较

传统上而言，制度分析仅适用于起源于欧洲的西方世界，用来解释为什么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我们将在第3章讨论这一主题；还有为什么后来美国取代了英国的领导地位——我们将在不同章节广泛讨论这一主题，这其中的大部分出自诺思的著作。然而，近年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催生了一部非常有趣的著作，该著作设定了一个更为全球化的目标，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化最早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甚至推测西方霸权有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它并非源于结构上的优势。 本节将简单概述这一新著，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简要地谈一下欧洲的定义。

（边码7）众所周知，即使在罗马帝国时期，欧洲也从未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罗马帝国曾扩展至包括北非和小亚细亚半岛，但对其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控制有限。即便是衍生自古希腊和古罗马（其贡献了众多非严格意义上的拉丁文化）的欧洲文化矩阵，如基督教等，也并不仅仅来自被视为欧洲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地理（西部的海洋既提供了保护，也带来了一定限制）、历史和宗教的原因，欧洲成为一个西、南、北三面环海的大陆。欧洲东部的边界不那么明显，东部边界更多取决于文化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在这片大陆上，各国之间的跨文化影响、军事冲突和经济交流十分密集和活跃，各国通过多种方式将它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所以谈论“欧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历史上所有组成欧洲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即使这片大陆从未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当然，欧洲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的地区一样，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边码9）表1.2对我们提出的制度比较进行了总结，其中只出现了三个国家或地区：欧洲、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中美洲地区的农业文明（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之所以没有被列入，是因为16世纪前，中美洲地区相对独立，人口的识字率较低，同时商业发展较慢。此后，中美洲地区处于欧洲人的控制之下，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没有能力去反抗。所以，它并不具备与欧洲在引发工业化的先决条件上进行比较的条件。印度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不太一样。公元前3000年，印度拥有一个复杂的农业文明，以各种方式与中国和欧洲建立了联系。在此后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认为印度也存在一些相当成功的复杂商业活动。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解释：印度的智识和宗教生活在许多方面都是独创的，因为它有一些世俗国家 的成分和亚洲其他地区所缺少的多元化，这些构成了印度20世纪民主进程的基础。 但是，印度却无法在政治或军事上捍卫其文化传统和经济。首先，印度无法抵挡穆斯林的征服，穆斯林建立的莫卧儿帝国延续了数百年。17世纪，随着东印度公司（见第2章）的入侵，印度又改由英国统治。 因此，就引发工业革命的可能性而言，印度并不适合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因为它缺乏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先决条件，其中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

（边码9）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表1.2。这里所描述的三个文明很早便有了文字、制造（这一概念最初的意思是手工制品，也包括借助机械设备生产产品）和商业，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生活，尽管农业还是最普遍的活动。它们虽然基于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但对人类理性这样的伦理美德（虽然理解上大相径庭），以及文化、艺术传播有着共同的信念。在这些特征的基础上，它们有能力取得重要的技术和科学进步，并开展商业活动。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直到11世纪末，中国和阿拉伯世界要比欧洲更加发达，它们有能力维持大量的人口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它们却在大量欧洲中心论的文章中被视为停滞不前的国家，不论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还是后来的马克斯·韦伯都坚持这样的观点。它们拥有复杂的军事系统、繁荣的商业活动以及成熟的纺织品和陶瓷生产技术，但数百年来它们所展现的是一种不一样的保持发展的能力。

（边码10）为了理解“大分流”——这一贴切的表述援引自彭慕兰——的原因，表1.2比较了三种社会的几个基本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政府的类型：自由主义或极权主义。在6—16世纪的中国，极权政府占统治地位，政府如家长一般保护其子民，却不让他们拥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就伊斯兰世界来说，政府服从于宗教戒律，所有的法律都依照这些宗教戒律而制定。显然，并不是所有的极权政府都是贪婪且反对经济发展的。相反，许多极权政府都在寻求促进发展的方法，主要是为了通过官僚体制让当权者致富、武装军队，以及获得国际上的权力地位。但是，由上层制定的法律从来没有像那些由经济参与者设计的法律一样有利于个体的经济活动。在城市中最先出现了商业精英自治或参与治理，然后又在国家中出现。除此之外，在代议制政府的社会中个人享有的自由无法与极权政府的社会中所允许的自由相提并论。第2章和第3章将提供有关这些观点的大量证据。正如诺思（还有许多其他人）所说：

（欧洲）大范围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缺失，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最基本的人类自由的重要环境。在这个竞争的、去中心化的环境中，人们可以追求多种选择……故事的关键在于多样的选择带来了更多的可能（相比单一的统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尽管如此，极权政府还建立了压榨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相比参与性的政府或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政府，这种制度对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危害更大。Acemoglu和Robinson（2001）研究的核心就是比较压榨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 他们将压榨性制度定义为通过攫取租金——主要是税收和金融，利用经济剩余让少数人变得富裕。包容性制度让绝大多数人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根据Acemoglu和Robinson的观点，压榨性制度带来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而包容性制度带来的发展则是可以持续和积累的。无论是从技术、组织，还是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由建立小国所引发的欧洲特有的政治分裂，最终促使各国政府去探索增加财富的最佳方式。

（边码11）第二个维度是秩序，由第一个维度直接产生。大国拥有许多内部资源，它们的关注点在于维持现状，更倾向于孤立主义和自卫；而小国总希望变得更大，因而会发动征服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分裂比中国的大一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大的激励，而这是以欧洲自中世纪至20世纪的长期战争状态为代价的。我们将在第2章讨论“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地理探索，这也同样是政治分裂和欧洲小国为了增加财富相互竞争的结果，它们国内的资源都极其有限。

伊斯兰世界处于不断的征服战争中，相比而言更像欧洲而非中国，因为在奥斯曼帝国之前，伊斯兰世界内部长期处于分裂状态。伊斯兰世界的地理位置也并不优越。一方面，它的西部和北部与欧洲接壤；另一方面，在东部它与印度和亚洲各民族相遇。最终，16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前朝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伊斯兰帝国。然而，奥斯曼帝国不久便陷入了困难时期，主要因为它的经济来源枯竭（经由地中海和红海的贸易绝大部分被大西洋航线和发现的新大陆取代）。此外，它的地理位置阻碍了伊斯兰世界参与地理探索，意大利城邦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

第三个维度——（法律意义上的）公正——当与政府体制连同起来看时，便极其重要。如果政府是极权政府，那么公正将是专制武断的；而如果是代议制政府，还有后来的民主政府，那么它至少在原则上是“对所有人平等的”，并且它不会带来特权。罗马帝国的法律传统（人身保护令，即如果没有能够证明有罪的证据，任何人都不会被起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非常有益的，后来的欧洲传承了这一传统。

（边码12）围绕最后两个维度，我们来看一下国家扮演的角色，这一主题将在第4章中进行讨论。欧洲的税收更高，也更有效。这些税收起初是为达到军事目的而设立的，也被用来增加私人不便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即公共品）的供给，最终人们认识到税收对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税收是一种整体性的公共行为，并没有取代个体活动。即使在欧洲，最民主的代议制政府也会向其公民征收很多的税，从而更好地保护他们，并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更有力的军事支持。正是由于欧洲国家的税负较高，最终人们对税收的使用进行限制，独立战争前的美国有一句著名的话：“无代表，不纳税”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当中，因为这些国家事务的决策权不再专属于最高统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参与带来了真正的政治民主。

从表1.2中的三个文明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欧洲为个体自由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主要通过现有的政治制度实现，这些制度不仅对个体给予尊重，而且也为理解个体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支持做好了准备。这是通过众多的文化机构实现的：知识分子不仅可以公开表达他们不同的观点，而且还可以把这些观点传授给他们的学生，这些学生可以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来获取批判性的知识。正是思想和企业的自由，奠定了经济持续进步和经济实体多元化的基础，众多的经济实体带来了竞争，这是持续改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最强大的动力。

（边码13）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欧洲懂得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环境，因为它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法律确定性，而这些为与投资相关的经济核算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此外，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层面（公共品）为个体经济提供了更大的辅助性支持。欧洲的哲学和宗教基础被证明在营造和保护政治、文化和经济活力上具有战略意义。 它们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四个基础：

第一个基础是人类拥有独特和绝对价值的定义。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类是依照上帝的样子创造的，由肉身和灵魂，或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构成。自由和公正源于这种个人的中心地位。这一原则强调得越多，极权主义和奴隶制就越容易被摒弃，特权和歧视也越容易被消除。最终就可以宣称人人平等——不论男女、老幼、贫穷或富有、健康或疾病、强大或弱小——对政治（代议制政府以及后来的民主政府）和经济（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圣本笃开始（祈祷并工作，Ora et labora），工作被重新定义为自由人而非奴隶的行为。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道院最先将这种新的工作理念付诸实践，自由和理性的人在实践中更容易提高生产率。所有用机器代替或补充人力的早期论述都出自修士们的笔下。

（边码14）第二个基础是在第一个基础之上产生的。如果每个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是一种横向关系。团结、信任和商业联系并不限于宗族，而是可以普遍展开的。由此引发了选举、宗族约束和客观的（在某种意义上涉及你并不知道的人）的制度的出现，这些制度需要可以实施正式制裁（法院）和维持公信力（公证体系，详见第2章）的机构。方济各会阐述了“公共利益”的概念，经销商和生产者的行为最终都被视为为了当地社区的繁荣的行为，个人致富仅仅是一种合理的结果。 欧洲商人“开拓性”的思想便源于这个基础；这种思想驱使他们采取任何合理的方式冲破限制，拓展业务。 民营经济产生了，它主要服务于城市，让城市中的每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合法工作和公平交易，在满足城市需要的劳动分工和共同责任中找到自己的角色。

第三个基础是精神上的提升。由于具备了推理能力，随之而来的是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学问的普及（大学、扫盲学校和印刷术），还有人类对自然的控制〔“人类创造”（homo faber） ，导致了技术的出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伟大的科学家和艺术家演绎了这一过程，最初在意大利，然后是整个欧洲。 这一时期出现的对知识的系统整理、寻找证据的实验方法，还有可比较的批判性分析，使科学成果不断积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停止过。正如牛顿所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最后，第四个基础即权力分立。权力分立对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并为监察与制衡体系的发展留出空间至关重要。在第一个阶段，权力分立意味着区分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力。如果没有抵制和严重冲突，这种区分在欧洲是无法实现的。在第二个阶段，权力分立意味着将社会通过“公司”或行会（guilds）这样的中间实体组织起来，它们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在第三个阶段，权力分立演变为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的分离，但这种组织形式在极权国家中并不存在。

（边码16）这些便是欧洲社会的特征，在反对和倒退的氛围里，出现了普遍的不排斥任何一方的经济活动，甚至在工业革命前就给欧洲带来了优势。 例如，近来研究中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是14世纪爆发的瘟疫——黑死病，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一事件定义为全球性的，它蔓延至整个欧亚大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导致了各地工资的上涨，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工资只有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保持了增长。在其他地方，工资上涨是一个相对短暂的事件，后来变得无迹可寻。 这些经济进程引发了工业革命，我们将在第3章进行探讨。但在此之前，我们将在第2章重点关注制度和经济实践，它们促进了欧洲优势的诞生。这些制度和实践最早产生于意大利城邦中，在“地理大发现”引发的国际贸易出现之前形成。

表1.3显示了欧洲在公元1000年前后相对其他国家的落后状态，还有它在工业革命前不断发展的优势。我们需要注意表中的一些结论。在本书中，我们主要采用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这个当前被大众普遍接受的指标来比较经济发展。它描述了特定年份、地理区域（通常是一个国家，也可能是一个地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为了进行比较，我们用人均值进行了标准化。虽然作为基本指标它存在各种缺陷，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用来代表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如今它经常与其他指标一起被引用，用来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GDP自20世纪开始被普遍采用，但幸好有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这位在荷兰格罗宁根工作多年的伟大的英国学者，才有了如今汇集了许多历史学家有关过去几个世纪的统计数据的数据库，而不仅仅是过去一个世纪的。在可以得到真实数据前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只有对GDP的估算，但这些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可靠、统一的基础上的。本书的量化数据基础就来自该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