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受益于一位具有极强历史纵深感的学者，他对这一效仿过程有一个完全创新的观点：差异化效仿。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拥有俄罗斯血统，其最重要的成果与罗斯托的理论成果在同一时期出版。十月革命后，他移民奥地利，然后在纳粹入侵后来到美国，并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所掌握的欧洲语言和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使他强调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而非相似之处。最终他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效仿过程的解释。格申克龙的理论并没有解释整个过程，而是重点关注了罗斯托理论中的两个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并且试图找到开启不同国家发展进程的机制，即便它们都是后发国家。
格申克龙通过提出“相对落后”（relative backwardness）的概念开启了他的思考。他将欧洲各国与作为领先国家的英国进行比较，并以它们所不具备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和数量进行相应排序。
最接近英国的国家最有可能效仿英国，而且无须等待和进行重大调整。而一国与英国的社会条件差距越大就越难效仿英国，效仿就越有可能出现延迟；随着差距的不断扩大，后发国家的情况自然也变得更为不利。
（边码49）然而，格申克龙看到了这些国家实现改进或适应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具备英国的初始先决条件，但可以利用替代要素。尽管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但这些替代要素可以扮演与英国的先决条件同样的角色。根据格申克龙的观点，这就是欧洲大陆在效仿英国的过程中表现出差异的原因。由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找到替代要素，因此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工业化的能力，而且只有当这些国家将替代要素最终付诸实践时，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当我们讨论各个国家的案例时，会重新提到格申克龙的理论及应用，还有基于这些理论的讨论结果。
对于相对落后这一基本概念，格申克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观察：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利用替代要素实现了经济起飞，它的发展速度一定比先发国家更快，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是后发是否真的有优势？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但效仿者确实不需要创造新的发明或通过复杂的工作来完善它们，而这些发明和改进都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相反，效仿者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已经十分完善的技术，实现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因为先发国家不可避免地会经历更为渐进的试错过程。如此一来，后发国家如果能够保持增长率优势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不仅可以实现经济起飞，而且还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先发国家。
经济学家们对“追赶”的最终结果已进行了大量研究
，他们试图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
因此，那些先发国家并非一直都能处于领先地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便是如此，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同样是如此。意大利的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但后来却屈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短暂而猛烈的扩张，然后又在17世纪不断扩张的荷兰面前败下阵来，再后来又被发展势头极猛的英国所替代。由于竞争的驱动力，还有落后并不太多的国家的效仿能力，一国的领导地位不可能永久稳固。那些原本落后的国家可以尝试成为一个效仿者，而且它们拥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边码50）格申克龙还注意到，再来的经济起飞由于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发国家的主导产业与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主导产业并不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格申克龙没有充分深入挖掘其内涵，因为他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经济起飞阶段和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上，这便掩盖了后续的发展路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路径表现出持久的差异；工业资本主义的多种形态表明它们竞争的不仅是产品价格、质量、种类和服务，还包括管理生产流程的不同制度。
格申克龙的概念揭示了效仿和创新之间的根本区别。效仿所需要的是关注创业、教育和国际关系的良序社会，甚至连独裁政府都可以追求这样的目标（比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而且有时经济增长率会非常惊人；创新所需要的是风险偏好和创新能力，目前这些要素在有效实现公民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中都已存在。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独裁政府也并非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率。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自由社会往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极权政府中只有几个国家开始了效仿，而且事实证明大多不可持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多数情况下，效仿过程只有在极权政府被消灭后才可以充分实现。
格申克龙的理论工作让理解欧洲国家发展路线的差异成为一种有益的实践。许多学者一直在从事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并不断对格申克龙的概括进行验证和改进，甚至到了否定只有一种工业革命模式——英国模式
的地步，或认为英国模式是一个无法效仿的例外。
我们将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推迟到下一章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后续学者对格申克龙的概念的有趣的实证和补充。
（边码51）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在对效仿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时，波拉德注意到采用地区维度比采用国家维度具有更强的逻辑上的一致性。
在同一本书中，波拉德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使我们注意到可被定义为“干扰”的因素。格申克龙的分析则完全集中于一个国家的国内先决条件，还有其找到自身发展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国际经济的大背景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和可供效仿的技术储备；从整体来看，如果后发国家懂得如何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波拉德提出了“共时性差异”（differential of contemporaneousness）
的概念，他强调一些国际影响性事件干扰了个别国家的发展路线，有时这些国家会背离既定的方向，这意味着要充分理解各国发展路线的多样性，关注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变得十分重要。
（边码52）波拉德以铁路为例进行说明。毫无疑问，在引起极大轰动的工业革命创新中，不论是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在政府官员的关注中，英国的铁路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似乎没有国家可以离得开铁路，但是铁路给各国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不仅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甚至有时与各国的发展方向相矛盾。在英国，铁路不是发展的起因，而是发展成熟的结果——铁路出现时国家已经解决了募集资金和跨部门协同的问题（英国当时已经拥有足够规模的机械和冶金行业）。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铁路是促进发展的强大触发器，国内金属加工业兴起，并建立了充足的融资渠道。就美国而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其拥有庞大规模的铁路网），它打造了大范围的管理体系，通过首次实现对劳动力的科学管理，美国变得强大且举世闻名。
对于像意大利这样最落后的国家，新政府在统一后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被视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力举措。铁路建设需要进口大量国外材料，但意大利却没能及时建立本国的金属加工业，其金属加工业直到最后才发展起来；意大利的铁路项目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最终给公共财政带来了负担。格申克龙是第一个思考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什么在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从铁路上获取全部经济收益时就要修建铁路的人。
波拉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典型的干扰因素，或确切来说是“共时性差异”。土耳其和其他更为落后的国家情况更糟，它们的铁路全部是购自国外的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在支付铁路费用时）使业已摇摇欲坠的公共财政最终崩溃。
波拉德有关“共时性差异”的概念也适用于其他干扰因素，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在第9和第10章中看到）；此外还有1929年的经济危机，我们将在第11和第12章中进行讨论。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国际贸易，它发生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有关后一点，波拉德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并将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视为经济战的一部分，但是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把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放在第8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