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打压中国的背后是美国国内不平等的政治延伸。
2018年7月6日，美国向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出台反制措施。贸易摩擦政策出台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关系，他们多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怀念那个美国独步天下的时代，也怀念当时美国以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他们希望把今天的美国恢复到那个时候的状态。
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走美国之前走过的老路——重推贸易保护、提高关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平均关税不到20%，之后国会陆续通过一系列法案提高关税，到1929年关税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盘之后，《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 ）诞生，美国再次大幅提高关税。从随后的执行情况看，美国平均税率达到57.3%。这一法案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时任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收到过近千名美国经济学家的反对联署。许多国家亦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量因此下降了2/3左右，美国的对外贸易也下降60%。
尽管美国当年遭遇了很大伤害，但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种伤害是相对的，高关税让美国的产业得到了更多保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独霸地位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今天要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还是得用这套老办法。美国当然也会受损，但是美国当局认为美国比中国更能经受贸易摩擦的冲击。
1929年10月，美国股灾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催化了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抬头，再上升为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接着演变成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后升级为军事危机，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危机，这是当时危机演变的“五部曲”。
回过头来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积累多年的全球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不断渗透蔓延，演变成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2016年的英国脱欧等新情况，这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状况差不多。
现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车之鉴，各个国家均极力避免军事冲突。另外，有了互联网，各个国家的资讯和意见都能在全球范围得到迅速传播，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误判的可能。当然，信息革命，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革命，给予民粹主义和机会主义政客更大的空间和舞台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举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Twitter）公布政策，而不是通过传统渠道发布政策。
互联网也使得当下的民粹主义比20世纪30年代的民粹主义危险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难传达。专家、学者、智囊说服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和时间反而变少了。这是因为事情在不断快速变化之中，以前政策专家、学者、智囊有很多时间去说服一个需要不断应对新局面的政客，现在时间和客观情况已经不允许了。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的。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不能逆转。
2017年12月，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 Nature ）杂志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11000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的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拉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只有部分人能掌握并利用，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财富就更多；如果你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就只能居人之下。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与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小，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和智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任何机遇。
因此，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收入差距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往往就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等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拉大，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演变的前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100多年来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到1970年左右，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在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如鱼得水，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让自己的财富最大化。反之，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州，大部分人没有护照，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对电脑或互联网也不感兴趣，他们如何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
话虽如此，我们既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或新技术，亦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等，也不希望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和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责怪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但很遗憾，几乎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说出这些话。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这些年我花费了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当中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缩小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在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有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
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税、二次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但也有很多理论研究发现，征税的效果极为有限。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资产回报、资本增值速度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速，财富还是会向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一现实，政策制定者不应像以前一样把注意力只放在调节财富分配结构上，而更应该放在调节消费分配结构上。在经济学中，至少会有三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维度：第一种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种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种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种不平等程度一直在扩大，而围绕着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结果却是比较乐观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美国、日本、中国和欧洲的消费差距，与半农业社会和全农业社会时期的消费差距，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每天都吃三顿饭，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品质可能更高一些，但和穷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进步，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寿命差距与个人财富差距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因此，对政府来说，关键是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求，只要消费方面每个人都有基本保障了，即使财富差距变大，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毕竟财富生不带来、死带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