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财富不平等的启示

浙江大学文科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陶彦君

20世纪80年代，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过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经济不平等程度加深的问题。这表现为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家庭财产分配差距的扩大等。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不同时期、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的现象。

一些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问题长期持续的恶化，无疑冲击了其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社会的稳定，甚至导致一些国家频繁出现社会动乱。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社会分裂。这种分裂先是表现在个人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其次是不同人群人力资本上的差异，再次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后是价值观的差异和矛盾。这些差异和矛盾会有不同的外化形式，或者以种族差异表现出来，或者以性别差异表现出来，或者以区域差异表现出来。随着财富分配不平等带来的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和激化，社会将进入一种易发冲突的状态，最终会演变为一种持续冲突的状态。近年来，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动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是发达国家财富不平等近期变化的主要特点，集中于收入差距、工资分配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等方面；第二是对一些发达国家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解释，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是对中国的启示，回到中国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问题，讨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如何吸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发达国家财富不平等的基本事实

收入差距的扩大

在过去40多年中，全世界很多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趋势，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皮凯蒂等主编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18 ），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不同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引人注目的是欧美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出现了长期上升的趋势。如图1-2所示，在1980年至2016年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35%上升到47%，欧洲地区的这一数字也在不断上升。除此之外，俄罗斯的这一比例上升得更快，从21%上升为46%。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和印度也都出现了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上升的局面，而且印度的高收入人群收入份额远超过了中国。

在发达国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深。我们利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教授公布的美国人群收入组数据，描绘了两张收入差距趋势图。图1-3为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0.5%人群的平均收入与全社会人均收入的比率，图1-4为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群的平均收入与全社会人均收入的比率。从中可以看出，在过去百年历史中，美国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正U形的变化轨迹。收入差距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下降，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入差距进一步下降，并在之后保持了30多年的相对稳定，一直到70年代末收入差距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代表的共和党执政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了持续上升的过程。在1977年美国最富的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全社会平均收入的3.3倍左右，到了2017年达到5倍左右。同时，最富的1%人群的平均收入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率从不足10倍，上升到超过20倍（见图1-3）；处于收入分布金字塔尖的0.1%人群的平均收入与全社会平均收入的比率从26倍左右，上升到100倍以上（见图1-4）。

从1979年开始，英国的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并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了顶峰。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英国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79年的0.254上升到了2007年的0.386。到2019年，英国最富有的20%人群的收入比最贫穷的20%人群的收入高6倍以上。法国收入差距也出现了扩大趋势。在1983—2014年间，法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高收入人群（收入分布前1%人群）的收入显著增加（见图1-5）。在这20余年间，法国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与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几乎翻了一番。1983年法国收入最高的0.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居民平均收入的21倍，到2013年这个数值变为37倍。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同样出现在德国。根据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的数据，1983年至2013年间，德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收入份额指数从100增长到13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90%人群的收入份额指数从100下降到85左右（见图1-6）。到了2013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中间40%人群的4倍，是底层50%人群的12倍。

工资分配差距的扩大

经济不平等的另一个维度是工资分配的不平等。工资分配不仅表明了不同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劳动报酬的差异，而且也是收入分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不同工资组员工的工资增长率的差异越来越大。有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90%员工的工资实际增长率仅为24%，而工资最高的1%员工的工资增长率却高达158%（见图1-7）。显而易见，这种高工资人群和低工资人群工资增长率的差距不断拉大，最终结果是他们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进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美国工资分配差距的扩大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性别工资差距问题。目前，女性几乎占美国劳动力的一半，但男性在美国高收入人群中占了绝大多数。根据皮凯蒂等人的分析，2014年在劳动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中，女性只占了27%；在劳动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女性只占了16%；在劳动收入最高的0.1%人群中，女性只占了11%（见图1-8）。

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

在考察收入分配的变化时，我们不能忽视财产分配的变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与财产分配具有紧密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强化。更大的收入差距会带来更加不平等的财产分配，反之亦然。美国的数据显示，现在财富分配不平等水平远超过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富人身上。如图1-9所示，2016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和10%人群占有的全社会收入的份额是24%和50%，而财富最多的1%和10%人群占有的全社会财富的份额则高达39%和78%。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财产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1983年财产最少的90%家庭占有的全社会财产的份额是32%左右，财产最多的1%家庭的财产份额是34%；而到了2016年前者的财产份额下降到22%左右，后者的财产份额上升到近40%，二者相差18个百分点。到了2016年，美国最富的5%人群的财富占比已高达2/3（见图1-10）。

过去40余年，在西方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对西方国家财富分配问题的重新关注。一些研究文献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产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所独有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都出现了类似的财产分配不平等加剧的问题。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8年到2018年，英国家庭总财富的基尼系数从0.61上升至0.63。在2018年，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了全英国45%的财富，而最贫穷的10%的人仅拥有全英国0.07%的财富。其中，金融净资产的不平等程度最大，2018年的基尼系数为0.91。这说明一些家庭可能背负有金融债务，而另一些家庭则可能拥有数百万英镑的金融投资。而法国最富的1%人群的财产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28%，虽然在此之后有所降低，但2010后仍处在22%以上。

经济不平等的原因

有关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变化的统计数据看上去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对其背后原因加以解释却并非易事。经济不平等的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是在社会和经济变化下的结果，又是各种制度和政策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如皮凯蒂等人在分析法国20世纪初以来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动时指出的，不平等经历了很多演变，这些演变是历史事件和政治决策的混合结果。

面对工资、收入、财富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化趋势，一些学者仍在试图发现其中的原因并加以解释。虽然这是一项困难的、难以达成共识的工作，但我们可以从大量的研究文献中概括出几点共识。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巨大变革是导致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化的主要原因。其不仅改变了全球的利益分配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了影响，也对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

全球化、资本流动与财富分配

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严重化的第一个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程表明，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商品贸易和资本的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资本流动的一般趋势往往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国家流向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从资本收益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收益率高的国家。而且，在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的国际流动会带来国际劳动力就业的变化，资本流出国会失去就业机会，而资本流入国会增加就业机会。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来说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也就吸引了更多外来资本进入。这样一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了更高的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就业率大幅度上升。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这些国家将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到发达国家，而且由于其具有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出口会不断增加，自然替代了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导致了发达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和工资水平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工资差距扩大，最终导致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往往既是资本输出国，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国，它们的资本会从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丰厚的收益，而它们的低技能工人却在贸易全球化中受到伤害，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工资水平停滞不升，甚至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结构和资源分布情况下，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对于资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对其国内的低技能劳动力并非好事。这也是为什么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浪潮。

上述观点的一个证据是全球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图1-11是学术界热议的“全球不平等增长大象曲线”（Elephant Curve of Global Inequality and Growth）。全球化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而这种效应对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在全球人口收入分布中，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是受益者，享受到了更高速度的收入增长；而中等收入人群则主要是发达国家中的低收入人群，这些人受到失业和工作不稳定的影响，其收入增长是相对缓慢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发达国家中的高收入群体，全球中的巨富人群，他们则是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其收入增长速度高出全球平均水平数倍 。

高科技与财富分配

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平等加重的第二个原因是科技的进步。从长期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短期看，科技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现实来看，一些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发达国家有着更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又有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科技进步更容易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把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工资差距加大现象归因于技术进步，尤其是计算机的广泛使用。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消除了部分工作岗位，或者提高了这些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从而不成比例地增加了生产过程中对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

同时，高科技带来的一些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改变。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资本的共同作用。更准确地说，技术进步带来了潜在的市场机会，而资本却是将这种潜在机会变为实际利益的驱动器。在资本的支持下，新兴高科技企业为了吸引高技术人才、积累人力资本，会不断提高其工资水平并增加激励手段。于是就出现了高科技企业的高端技术人员收入报酬不断上升的现象。另外，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自然会影响到传统产业。当产业结构发生急速变化时，就业结构由于受到劳动力自身禀赋的影响不能做出及时调整，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传统产业工人的就业和工资水平。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是机器替代人力。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并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但伴随的代价就是不断加剧的失业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一些研究发现最容易被新技术机器替代的职业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办公室的文牍职员和从事重复性、常规性劳动的员工 ，而这些人员大多是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失去工作以后，即使重新找到工作，其就业的稳定性和工资收入水平也会大不如以前，会成为低工资收入人群。随着科技的进步，企业会减少对常规型劳动的投入，而增加对非常规型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中，高收入人群（如经理人）和低收入人群（如服务员）的就业比例会上升，中等收入人群（如工厂工人）的就业比例会下降，从而导致“工作极化”的现象 。

由此，学者们几乎达成一致观点：正是技术进步，特别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对高技能人群的相对需求，从而加剧了工资收入不平等，最终导致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

公共政策与财富分配

一些发达国家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国内公共政策导向发生了转变。这些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到了80年代受到诟病。为了提高效率，提升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它们对税收和福利制度进行了整改，以适应全球市场的竞争。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几乎成为所有高福利国家的不二选择。另外，政府的公共政策变化也是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他认为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市场的力量，更主要的是由政府政策导致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变化使得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不利于穷人。这些变化包括对金融部门的放松管制、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为富人提供寻租和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和取消或削弱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补贴等。不言而喻，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而受到伤害的是中低收入阶层。

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证据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法规（如最低工资、工会组织和社会保障）往往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然而，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发达国家进行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采取了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这方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与此相关的一项制度改变是工会组织的衰落。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工会人数（劳动者中工会成员占比）的下降会降低劳动者的相对议价能力，从而加剧工资分配不平等，最终导致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

发达国家在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同时，也在进行税收改革，而这方面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对高收入人群的减税。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财富分配差距。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欧洲各国政府都减少了它们对利润和资本的税收，并逐渐降低税率。艾格和他的合著者通过考察1980年至2007年间全球最大的65个经济体的年度劳动所得税数据，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化使得高收入者的相对税收负担下降了，尤其是对于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而言。 除了劳动所得税，企业的税制改革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例如，有学者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发现，企业税率的降低会加剧3年内的收入不平等。

对中国的启示

最后，对中国来说，一些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引以为戒。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虽然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高位。而且，最近20年中国居民财产积累速度惊人，财产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我们在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除了强力的维稳手段，更重要的是高速经济增长，后者使得许多中低收入人群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当未来经济趋于中低速增长时，加上外部冲击因素的增多，中低收入群体能否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就是一个问号。在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持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是否仍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一个问号。为了消除这些疑问，我们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领域，重点要解决市场不完善和扭曲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而在再分配领域，重点要强化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只要有决心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不同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化原因有所不同，除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外，更多地会受到国内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其公共政策的影响。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的国家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如中国和印度；也有的国家在近10多年出现了收入差距缩小的现象，如巴西。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曾超过0.6，然而从21世纪初，巴西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在2000—2011年期间基尼系数的年均变化率为1.3%。一些研究文献表明，巴西取得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再分配政策力度的提高。高等教育发展大幅度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上技术人员的供给，从而缩小了高技能人员与低技能人员之间的工资差距。政府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又进一步缩小了收入差距。

总之，我们应该从现在起未雨绸缪，改变发展理念，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尽快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顺利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rRlwxNybtYdWEEd2lGWAlKw46FuH4HRFu9WIJwTzYcNzCTzQVA68wybbu8gWxH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