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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至民国初年是现代文学的形成期，也是诸多现代文学表述模式乃至整个现代文类体系将定未定之际。在“白话文学”的兴起、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文学的现代转型背后，还伴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以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这一现代文类体系的创建。“文学”“小说”这些已有的概念如何与现代西方的literature、novel等概念形成对接，并构成（或并未构成）互译关系，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文学史和文化史内涵。传统的文学史或文类史研究，并不处理诸如“小说”“诗歌”乃至“文学”这些现代文体和文学概念的形成问题。现代文学的发生，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通常被置于中国文学（在域外文学的影响下）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这一叙事框架中来呈现。然而，究竟是否存在一种从传统到现代贯通一气的“文学”或“小说”概念，其实颇为可疑；此外，何谓“传统”，何谓“现代”，我们也很难对其进行本质化的界定。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充分注意到晚清以降中西语言之间建立起互译关系的历史性，提出通过研究跨语际的话语实践来书写批判的思想史的思路：
研究跨语际的实践就是考察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模式，如何由于主方语言与客方语言的接触/冲突而在主方语言中兴起、流通并获得合法性的过程。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研究，充分意识到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实践的媒介性与历史性。她将晚清以降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置于翻译这一跨文化的场域中来讨论，有效地规避了何谓“传统”、何谓“现代”的本质化界定，其研究思路和学术视野颇具启发意义。
不过，在《跨语际实践》中，刘禾所使用的语言概念颇为宽泛，它除了指称“个人主义”“国民性”等话语概念之外，也包括“写实主义”“自由间接引语”等文学表述模式，后者实际上是文体的概念。这一将文体纳入跨文化“语言”实践的研究方式，其实隐含了一种方法论上的错置，也暴露出刘禾此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个悖谬之处：一方面认为中西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互译性，强调新的语言/话语概念从客方语言到主方语言所经历的冲突和变异，但另一方面又将考察中西语言之间的“对等关系”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作为其主要工作目标。在笔者看来，这一悖谬与刘禾在根本上所采用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起点有关。简言之，作为“跨语际实践”的对象，无论是词语、话语还是作为文体的表述模式，在刘禾这里，都被视为一种索绪尔意义上作为抽象形式的“语言（langue）”，而非在现实语境中由特定主体发出的“言语（pa-role）”来考察。由于语言的规则是被系统地给定的，因此，诸如“个人主义”“国民性”这些话语在现代中国的流变与变异，只能是对规则的偏移，而非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创造；换言之，以“现代中国”为主体的历史，在刘禾所研究的“跨语际实践”或者说她所探讨的中国1900—1937年间的文学、民族文化及其“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其实是付之阙如的。
本书同样将翻译视为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场所，并尝试在晚清以降中西文体的翻译和跨文化协商中来书写批判的文学史；但与刘禾的研究不同，笔者将关注的对象从“语言”转向“文体”，研究的出发点并非中西语言/文体之间的（虚拟）“对等关系”，而是二者先在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差异。在笔者看来，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小说”“写实主义”以及“文学”概念本身，不仅是一种新观念、新话语，还是一种与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的制度与文体。与索绪尔从各式各样的个体表述中抽象出来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不同，“文体”总是一种巴赫金意义上的“言语体裁（speech genres）”，换言之，是一种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形成的、包含述行主体和隐含读者的言语或是文章体式。因此，关于文体的跨语际、跨文化旅行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词语翻译或是话语分析，还必须深入历史的肌理，仔细辨认和探讨文体从始发地到目标地的旅程中，与新环境中的语言习俗、文化制度以及目标读者等相碰撞、融合与协商的细节。
当代比较文学学者、文学理论家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探讨“小说”（novel）的文体形构及其全球流播的文学现象时，提出了“形式妥协（formal compromise）”的概念。在《对世界文学的猜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莫莱蒂在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的“世界文学”的批评视野中，以19世纪以降“小说”在日本、巴西、菲律宾以及中国文学中的流播与变异为例，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一文体如何从根本上是在西方形式、本土材料以及本土形式的“三角关系”中形成“妥协”的产物，因此，伊恩·瓦特（Ian Watt）以18世纪英国小说家笛福、菲尔丁为例所界定的小说的形式现实主义，在他看来，就不再是“小说”的规则，反而是例外。
莫莱蒂的概念和方法颇具启发意义。在已有的中国小说史研究或是中西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对何谓“小说”的界定，往往需要选择一个潜在的西方小说标准，或是一种传统的小说概念，然而，这种选择在面对小说文体所具有的永恒的流动性和未完成性时，便显得颇为武断和无力。莫莱蒂的方法避免对“小说”或是某种民族文学事先作出本质化的界定，而是通过定义一个具体的分析单位，譬如特定的修辞模式、叙事单位或是细微的文体特征，并追踪它在不同语言和文化环境中的形态变化（亦即“形式妥协”），来对文学史的展开进行实验性的观察。在莫莱蒂这里，“世界文学”不是一个研究对象，而被视为一种新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他将民族文学的视野比喻为“树”，将世界文学比作“波浪”，在他看来，从“波浪”的视角对“小说”文体及其跨文化流播和变异的观察，将对民族国家视野中的文学史和文体史构成持续的知识挑战。
本书从莫莱蒂的方法中获益良多。笔者所聚焦的“文体协商”，即大致相当于莫莱蒂提出的“形式妥协”，指的是文体在跨越语言和文化边界之后，如何与当地的社会习俗、阅读风尚以及文学制度发生碰撞，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妥协，并产生形式的变异和创造。相对于刘禾或隐或显地以西方（原著）为中心、隐去了“现代中国”这一历史主体的“被译介的现代性”，笔者更愿意在莫莱蒂的延长线上，在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的“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提出“被协商的现代性”，作为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新角度。除“导论”之外，本书其余各章将以具体的案例逐一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经典样式，如周作人“直致的白话文”，鲁迅独特的短篇小说形式，以及废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手法，等等，并非缺乏主体性的“被译介的现代性”，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翻译或“广义的翻译”
为途径的跨文化的文体协商的产物。
晚清以降，中西诗、文、小说之间的相遇、碰撞与融合，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奇特而壮丽的景观。以小说为例，中西文体的碰撞不仅催生了如赵毅衡所说的晚清小说中“苦恼的叙述者”，也蕴含着非凡的创造力。如果将着眼点从晚清移向“五四”，鲁迅在与世界文学的互文关系中完成的短篇小说，其形式的创造，在根本上便是一种跨文化的文体协商。本书有三章详尽探讨了这一话题：第四章将《狂人日记》置于安德烈耶夫小说的延长线上，探讨了鲁迅如何在其中杂糅了安德烈耶夫的心理写实主义形式与陈冷血清末报章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第六章以《幸福的家庭》为例，展示了鲁迅如何创造出“叙述”与“独白”交叉对峙的形式，来转译现代西方小说的自由间接引语，并在《伤逝》中运用得出神入化；第七章则从“时空体”的角度，分析了鲁迅如何在《高老夫子》中并置《儒林外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诗学，以“写实”的形式实现了对现代中国文化情境的“寓言”式书写。
鲁迅之外，废名为现代小说所贡献的独特文体，同样可视为以“广义的翻译”为途径的文体协商的产物。本书第八章“中国之‘意识流’”探讨的即是废名如何化用“因文生情”的晚唐诗学，在其小说文体中实现了对语言的“诗性”操练，并与伍尔夫、普鲁斯特小说的意识流手法产生了奇妙的契合。第九章则是通过比较鲁迅、陈寅恪对唐传奇文体渊源的不同论述，完成对中西小说之“不可译性”的一个学术史案例的考察。与鲁迅以现代西方fiction观念为纲建构起“中国小说史”不同，陈寅恪将小说视为一种摹写现实的混合文体，从而超越了中西“小说”之间的格义，为其相关的文体论述赢得了更具弹性的协商空间。
除了小说文体，文学革命最显赫的成就——白话文，也并非直译西洋文学的结果。本书第三章“无声的‘口语’”研究的是周作人对古希腊诗人Theocritus《牧歌第十》的翻译，意在展示其“直致的白话文”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对原文和汉文格律形式的双重疏离而锻造出来的。第五章则以群益书社对《域外小说集》的再版为例，探讨了关于此书之“直译”的神话，是如何与文学革命“言文一致”的意识形态相铆合而被建构起来的；而透过《域外小说集》与“直译”之间的裂隙，我们再次见证了文体之无法直译或者说根本就具有“不可译性”的本质属性。
以文体的“不可译性”为出发点，本书尝试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及其诸种文体形式的生成，置于一个以翻译为媒介的跨文化的阅读、阐释、传播和再生产的空间场域中来分析，希望提出一种兼具历史想象力和空间想象力的文学史写作方案。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与莫莱蒂让文本作为分析单位消失在“细读”和“远读”（distant reading）这两极不同，本书各章仍然关注经典或非经典的翻译以及“广义的翻译”文本，在“远读”文体的同时也“细读”文本。在笔者看来，细读并不如莫莱蒂所言“必然依赖一个范围极其狭窄的经典”
。通过对翻译文本与其源文本和参照译本的细读，可以勾勒出文体在跨越不同语言、文化边界时发生的斗争和变异的踪迹，从而呈现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诗学风尚。此外，本书对鲁迅小说与世界文学互文关系的研究也充分显示，经典文本与非经典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亦可视为一种独特的翻译行为，对这一互文关系的细读，可作为一种有效的语境化的阐释手段，令文本中的文学形式充分“显影”。与莫莱蒂对文体的“远读”试图展示世界文学体系全貌不同，本书探讨晚清以降翻译与跨文化实践中的文体协商，目的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文体迁徙、流变的案例观风察势，打开文学史和文化史中被折叠的瞬间与空间，从而对现代中国文学形成其自身的历史，有更加立体而幽微的体察。
回到鸠摩罗什的命题，既然“文体殊隔”是翻译的宿命，那么，与其感叹原作的不可企及，不如探讨文体在翻译和跨文化过程中的迁徙、协商与流变。将现代文学形成其自身的历史，置于晚清以降的翻译与跨文化实践的“空间”中来考察，探讨其“被协商的现代性”，这一研究视角不仅有助于我们摆脱成见，洞幽烛微地思索现代中国文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在根本上质询何谓“外国”、何谓“本土”，何谓“传统”、何谓“现代”，甚至重新界定何为“他者”、何为“自我”。奥尔巴赫在《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中，引用了圣维克托的休格（Hugh of St. Victor）的一段话作为结语：“认为家乡甜蜜的人是幸福的，而四海为家者才是强大的，但把整个世界作为流放地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奥尔巴赫借此表达他对世界文学的语文学综合的远景期待，笔者则将之作为题词，作为在一个“共识”已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文体、文化以及个体如何自处的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