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德国学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曾将欧洲从启蒙运动晚期（1750）直到1848年革命的近代历史，称作概念史意义上的“鞍型期”（Sattelzeit）。在这一百年左右，由于巨大的政治风暴、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语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许多既有的重要概念要么发生了深刻的语义变迁（如“国家”“公民”“家庭”“自由”“民主”等），要么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如“贵族”或“等级”），一些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如“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阶级”等）。
就“小说”概念的变迁而言，借用科塞雷克的术语，清末民初时期也可视为一种“鞍型期”。在这一时期，关于“小说”“文学”的种种论述和理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其中，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理论与新论述已经出现，但旧的却依然留存，且仍然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译者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必然呈现丰富的样貌。翻译本身构成了中西小说观念的一个“战斗场”：观察译者因应不同小说体式所作的增删改削，便如同看到不同小说传统与观念之间的“勾心斗角”；而追踪其背后的诗学轨范，则可为我们探测其时“广大的未被阅读”的文学中的“小说”概念究竟为何，开辟一条蹊径。
就翻译态度、对西方文学的了解以及对翻译底本的“忠实”程度而言，上文所讨论的吴梼、刘半农、周瘦鹃三位小说译者之间，其实有着很大的内部差异；然而，他们对于域外短篇小说的白话翻译，在小说修辞的层面上，却不约而同地受到中国叙事文学中“演义”传统的制约。面对公共听众/读者的“演义”修辞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写实主义”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他们（以及同时期许多其他译者）译作的诸多“增删改削”。这些增删改削的背后，既源自传统白话小说文类成规的潜在作用，也与这一时期仍然发生作用的传统小说观念及其内含的作者/译者与拟想读者的不对称关系有关。这说明，“小说”被视为面向通俗社会的教化工具这一传统观念，在清末民初还有相当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与吴梼、刘半农、周瘦鹃的白话译本相比，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中的文言译作，更为有效地传递出了现代西方小说异质的叙事方式与文体感觉。二者之间的差异，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或翻译策略的不同，其背后还包含了一整套对于何谓“小说”（以及何谓“文学”）的完全异质的理解。鲁迅在东京版《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表达了他对于读者的期待：“域外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当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将小说读者设定为不为常俗所囿的“卓特”之“士”，这与传统白话小说对于公共听众/读者的想象与迎合已截然不同。在鲁迅这里，“小说”（不仅仅是“短篇小说”）这一“域外文术新宗”，已然进入文学的堂奥，并被看作表达“邦国时期”之“心声”的媒介。
正是这一对于小说功能及其在文化系统中所处位置的全新认识，决定了周氏兄弟的译述策略与翻译文体，并因此令《域外小说集》在晚清小说市场中显得“格格不入”。
当代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指出，翻译应被视为一种呈现和实践“差异性”的场所，而非传递“同一性”的工具。
吴梼、刘半农、周瘦鹃的白话短篇小说翻译，其间“演义”修辞的顽强现身，极大地彰显了中西小说概念及其叙述方式之间的差异。“演义”，这一清末民初小说翻译中“不透明”的体式媒介及其在译作中留下的斗争踪迹，向我们透露了丰富的文学史与社会史讯息——这一新旧转换时期里读者公众关于“小说”的集体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