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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大量欧西小说开始译介到中国。由于中西文学截然不同的“小说”传统，这些域外的虚构叙事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遭遇了中国传统叙事模式及相应文类成规的顽强“抵抗”。不少学者已注意到，晚清小说译者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改动，实源自对中国传统小说形式成规的适应。如韩南（Patrick Hanan）曾仔细讨论过梁启超《十五小豪杰》、周桂笙《毒蛇圈》的翻译，在他看来，译者在原作基础上的诸多增添与改换，是为了将叙事稳妥地安置在传统白话小说“说书人—听众”的“模拟情境”（stimulated context）之中。
卜立德（David E. Pollard）对鲁迅译凡尔纳小说的研究也表明，译作在人称、对白以及叙事修辞等方面的改动，实源自东方小说以章回为体裁的特点。
在西方小说概念尚未被深入理解和广泛接受之时，中国本土相关的诗学规范，在翻译过程中无疑具有轨范性的制约作用；而翻译文本中所产生的种种“误读”、删改等“赘余”因素，恰恰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学、文化系统相遇之时，所产生的碰撞与融合、对抗与协商的痕迹。
韩南、卜立德两位学者的研究，以清末民初的白话长篇小说翻译为主，且都将这种以“归化”为特征的翻译视为早期阶段的产物；实际上，不限于长篇小说（novel），在清末以至民初对欧美短篇叙事作品（short story）的白话翻译中，也不乏与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毒蛇圈》以及鲁迅译凡尔纳小说相似的翻译方式与文本形态。在中国白话小说传统中，分属“长篇”与“短篇”的章回小说与话本小说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叙事方式的本质差异；因此，有理由假设，在这一时段对于西方不同小说体式（novel, short story）的白话翻译，有可能共享同一种诗学规范。本章拟选取清末民初三位译者的三个白话短篇小说译作——吴梼的《灯台卒》（1906）、刘半农的《默然》（1914）和周瘦鹃的《难夫难妇》（1917）——为例，来对此进行探讨。选择这些作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09年出版的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中，这三篇作品均能找到对应的文言译本。《域外小说集》虽然在当时读者寥寥，但周氏兄弟却用一种富于弹性的文言，试图最大程度地传递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欧洲小说的叙事与修辞技巧；“五四”之后，《域外小说集》重新引起了新文化人的关注，并被周氏兄弟追溯为文学革命的先驱、“直译”的典范。
选择这三篇与周氏兄弟所译同源但在译入语（target language）文体上截然不同的翻译作品来对比考察，并不是以《域外小说集》为绝对标准，只是希望借此建立一个参照系，来对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小说翻译进行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描述。
文学史在很长时间里关注的都是经典作品，翻译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种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主要关注经典作品或是重要译者的译介活动。实际上，晚清民初的小说著译，数量庞大，但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一种如Margaret Cohen所说的“广大的未被阅读（the great unread）”
的文学。在Cohen看来，文学史所处理的经典作品，只是浮在水面的冰山一角，而由于文学典范的转移，文学史上还存在着大量的被忘却了的作品，这些“广大的未被阅读”的文学，构成了冰山的底座，它们通常代表了一个时代消逝了的共同的审美风尚。
本章的讨论试图突破晚清翻译史研究中仅关注经典作品的传统模式，寻找一种通向“广大的未被阅读”的文学史的通道：以《域外小说集》为镜，通过对吴梼、刘半农及周瘦鹃这三位不同译者之译作的考察，来呈现他们在翻译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受到的本土诗学的规范和制约，或许有助于我们探测文学史中那庞大的“不可测量”的冰山的底座。这里，翻译被视为呈现文化差异性的一个场所；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则有望为我们提供一条联结形式诗学与社会风尚的特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