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

在闲暇时，王安石写下了后世流传甚广的名作《明妃曲》，追思汉元帝时和亲塞外的宫女“王昭君”。传统看法认为，王昭君不肯贿赂画工毛延寿，被丑化了形象，未能得到皇帝的宠幸。王安石提出，悲剧的制造者不是毛延寿，而是汉元帝自己不能知人。汉元帝连自己宫中之美都不能发现，眼瞎昏聩，即使王昭君留在汉宫也没有什么好结果。“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诗从“相知心”的高度重新思考君臣关系，在南在北，在胡在汉，关键是遇到明君。明君在朝，可提拔贤士于草莽之中；昏君当政，忠臣亦被嫌弃。尧舜在上，草木鸟兽亦润其泽；桀纣当权，比干文王也不得免。立足北宋政治现实，通过昭君出塞这个传统题材，王安石阐发君臣相知的全新主题。 人贵相知，与地域远近没有关系，所以“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当时王安石心情沉闷，知音难觅，无以排遣，只能“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诗中的句子，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或许这位“明妃”所处的情境，与王安石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样的保持本真，一样的不安于流俗，一样知音难觅，一样注定失意的命运。黄庭坚认为这篇作品“词意深尽，无遗恨矣”。大概正是因为王安石在个性上与昭君有些相似之处，才能将昭君的千古遗恨描绘得淋漓尽致。这首悼念昭君的作品，不经意间竟成了王安石的一生之谶。几年后，王安石奉诏入对神宗，踏上了变幻莫测、悲喜跌宕的执政之路。

蛰伏期间，有几件日常琐事，被记录下来，非常能体现王安石的性格。

相传，包拯曾是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上司。一年春天，衙门院子里牡丹盛开，包拯一时兴起，命在院子里摆酒席，让司官们一起赏花赋诗。众人轮番敬酒，兴致甚高。但包拯发现席中两位才子——王安石和司马光不曾举杯。于是，包拯问道：“今日欢聚，两位才俊何以不饮酒？”两人连忙欠身答道：“属下素不饮酒。”包拯笑道：“平时可以不饮，今日可不能不饮。两位难道不知‘一人向隅，举坐不安’的话吗？”司马光盛情难却，只好饮了一杯。王安石却起身向包拯一躬：“属下平生不饮酒。”包拯端着酒杯，说：“今天大家高兴，你就破一回戒嘛，来，我敬你。”王安石还是不喝，说：“属下确实不会饮酒，还望大人见谅。”众人看着包拯难堪地站在那里，纷纷过来劝说。然而，不管众人怎么劝，王安石就是不喝。好在包拯生性豪爽，不予计较。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马光处事比较通达，善于替别人考虑；而王安石坚持己见，不逢场作戏，即使让人没面子也坚持自己的原则。

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王安石的习惯。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王安石爱吃鹿肉丝。

夫人深感意外，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怎么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她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方。”

夫人明白了，对众人说：“明天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看会怎么样？”

第二天朋友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王安石只吃最近的菜，桌子上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件事，更能说明王安石不注重吃穿仪表。据说，他从来不换长袍。是不想换还是想不起换呢？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去洗澡。在王安石从浴池出来前，朋友们拿走他的旧袍，特意留下一件新长袍。王安石出来后，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朋友们很无奈，但也略感欣慰——他总算身上穿了件新衣裳。当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世界时，自然会忽略外表。

王安石的不修边幅，甚至一度引起皇帝的怀疑。嘉祐五年，王安石到京城时，时人把他当成怪人。据邵伯温记载，一天大臣等蒙召参加御宴，皇帝要求客人在池塘中自己捕鱼。在钓鱼时，将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上的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是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把那些鱼饵都吃完吧。”

王安石不在意吃穿，不注意仪表。他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众所周知。苏洵和张方平认为，王安石矫揉造作不近人情。张方平曾与王安石共同监督地方考试，他说王安石把一切规矩都弄乱了，便不再与他交往。苏洵对王安石的做派更是厌恶，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别人去吊唁，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一篇留名千古的文章——《辨奸论》。文章开篇提出，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可能受骗。只有冷静地观察，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人山涛预言王衍的例子，王衍是当时一名聪颖秀逸的书生，但山涛审视之后说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他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事情，卢杞容貌极丑但富有才干。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女人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郭子仪担忧地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将一个也留不下来”。苏洵认为，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王衍或卢杞单个人还没有亡国的才干。然而，现在一个兼有王衍的阴险和卢杞的丑陋之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主，为国家之大害。他总结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最后，他预言道：“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意思是说，假使王安石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自己算是说错了，而这个人可能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也就没有人知道他是那个给国家造成祸害的人了。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损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真是太可悲了！

对于此文，苏东坡说他和弟弟苏辙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

嘉祐八年（1063），宋仁宗去世，朝臣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在母亲吴氏去世后，王安石遂前往金陵（南京）葬母，之后索性不回京城了，隐居金陵讲学。

在金陵期间，王安石专心治学。他认为，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湮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要重新训释经籍，明白义理，消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以经学来化民成俗。后来，这些观点成了“荆公新学”的内容。

“荆公新学”一般指《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和他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即要以真正的孔孟之道来培养“干部队伍”。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以思想家的身份投身改革，依据《三经新义》撰写策论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后来“荆公新学”渐成官方显学。

在江宁，王安石一方面著书立说，一方面开课讲学。他教导学生们不要读死书，不要沉湎于科举考场的应试文字，而是要学习研究一些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实际本领。更为重要的是，他收了一批对其后改革影响很大的学生，如陆佃、龚原、李定、蔡卞、侯书献、郑侠等。几年后，李定从地方到京城，遇到了人生最大的波折。十几年后，郑侠给皇帝呈上《流民图》，给王安石变法带来致命打击。

在金陵读书讲学，王安石很专心，乃至于服丧结束，朝廷让他复官为工部郎中知制诰，他也不应命去京城复职。但并不是说，在这四年多的时间之内，王安石没有了公务，他曾先后三次被派充任主持考试的官员。第一次是嘉祐五年八月，他与赵忭、郑獬、滕甫一起主持开封府举人考试。第二次是嘉祐六年（1061）八月，他与吴奎、杨畋、王畴一起主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核苏轼、苏辙等人。第三次是嘉祐八年正月，他与范镇、司马光去考核礼部应举的进士。

在宋英宗时期，王安石一直蛰居江宁。朝廷征召他到京城工作，他说自己生病了，要在家里好好休养。当时人们议论纷纷，猜测他拒不回朝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自谦，二是宰相韩琦阻碍，三是要挟皇上。《邵氏闻见录》记载，在讨论宋英宗为皇子一事时，王安石曾与韩琦发生分歧，两人意见不合，所以不敢入朝。以至于宋神宗即位之初，问大臣：“王安石在先帝时期，屡召不至，好像不恭敬。现在召他入京又不来，是真的病了，还是以此要挟？”曾公亮说：“王安石文章事业，都非常优秀，应该大用。多次召他不来，一定是生病了，他绝对不敢欺君。”大臣吴奎说：“王安石曾纠察刑狱，判决不当，皇帝下旨不追究，他也不去拜谢。我认为是被韩琦压制，不愿意入朝。”曾公亮赶紧辩驳，说王安石具有辅佐之才，吴奎在蒙蔽皇上，吴奎反过来说蒙蔽皇上的是曾公亮。 可见，对于王安石不肯入朝当官，人们的看法不同。

之所以拖着不去京城做官，肯定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朝局不稳，时机未到，妄求进取必难有成就。同时，他和当政的首相韩琦有很深的矛盾，自知回去也施展不开。

嘉祐三年，王安石游庐山，所作诗非常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森森直干百余寻，
高入青冥不附林。

万壑风生成夜响，
千山月照挂秋阴。

岂因粪壤栽培力，
自得乾坤造化心。

廊庙乏材应见取，
世无良匠勿相侵。

高大的青松乃自然造化，假如庙堂上缺乏这样的栋梁，就尽管来伐取吧。如果不是良匠，就不要糟蹋这么珍贵的木材。 从这个时期的诗文来看，王安石的人生理想并不在文学。在27岁获得欧阳修赠诗称赞“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时，王安石答诗道：“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王安石崇敬的“韩公”，即唐朝大政治家、文学家韩愈，他作诗曾言“余事作诗人”，王安石借此表明志不在文学。 虽然王安石时时作诗，但并不多耗心力，主要精力还在于政治与学术。在《忆昨诗》中他回忆道“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可见他的人生目标颇似杜甫“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志在辅佐君王，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身在江南，心系朝堂，王安石在江宁读书育人，一直延续了四年，直到宋神宗登基，一场影响北宋国运的变革才拉开了序幕。 J7bcoF+6ribbw3IfiapbF5gJHyXRHMWEWej0axuQjvFHVkdZF5l/T+o3ollOTf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