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浙江省宁波市东15公里，有一处被称为“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名胜——东钱湖。该湖四周群山环抱，绿树簇拥，碧波荡漾，烟波浩渺，良辰美景造就了一个休闲旅游的佳处。但在一千年前，东钱湖处于大宋王朝东南一隅，声名不显，旱涝无常，为害一方。一个年轻县令，历经三年，筑坝修塘，兴修水利，不仅治理好了东钱湖，而且摸索出了一套富国强民、变法图强的措施。几十年后，该地经验推广到全国，一波激起千层浪，形成中华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最为诡异多变、波及最为深远的一场变革。
庆历七年（1047），27岁的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知县，成为该县历史上最年轻的父母官。宋朝时的鄞县，既没有现在宁波的稠密人口，也没有今日的富饶繁华。当时有人为王安石叫屈，举荐他像其他同科进士一样担任馆阁清要之职，以便早日升入高层，但王安石却主动请求到地方任职。
当时，到东南沿海做官显然不是什么“美差”，僻远的鄞县一点儿也不显眼，但相比于朝廷，这里是一片宁静的所在。此时，北宋朝堂上是一片腥风血雨。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失败，革新名臣黯然退去。与此相比，东南沿海的鄞县，一颗新星正缓缓露出地平线。在那里，王安石启动了一次试验，虽然范围有限，但二十年后，试验中摸索出来的改革理念和制度设计，将登上最高政治舞台，放射出远超庆历新政的光芒。
刚走马上任，王安石便发现当地旱灾发生频繁，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是造成老百姓生活艰辛的一个关键因素。鄞县地域辽阔，江河密布，濒临东海，江南水乡怎么会经常出现旱灾呢？
初来乍到，请教当地人是尽快熟悉地理人情的便捷方式。王安石向当地老农请教，老农告诉他，鄞县并不缺雨，只是存不住水。因为没有水利设施，不能蓄水，一段时间不下雨就发生干旱。虽然兴修水利是件大事，但农民是分散的，个人或家庭无能为力，需要政府或有能力的组织出头，带领大家一起应对旱灾。这并不是空想，有先例。吴越国钱氏统治时期，曾专设营田卒吏，负责修建疏浚水利设施，蓄藏山谷之水。那时各地设有“营田”吏，专管水利和营田事务，水利设施维护得好了，无旱涝之忧，人人安居乐业。但后来“营田”吏被废止，吴越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也渐渐废弃，山川之水得不到贮蓄，直接入海。一旦遇到少雨的年份，则发生旱灾。若旱灾连年，百姓则痛苦不堪。调查到这个情况后，王安石在《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写道：“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幸而雨泽时至，田犹不足于水，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
旱灾的原因找到了，怎样才能减轻或避免旱灾造成的不利影响呢？方法不是凭空产生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青年王安石不是坐而论道的书呆子，他决定登山临水，实地察看。当年十一月，王安石从县城出发，用了十多天时间，行程数百里，东到穿山，西至桃源，跑遍了鄞县境内的“东西十有四乡”，沿路劝导农民除葑草，浚湖泥，砌堤堰，置碶闸。而各乡居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王安石所著的《鄞县经游记》一文详细叙述了他在鄞县各地考察的情况：
他十一月十四日从鄞州县城出发，至万灵乡之左界（今邱隘镇），宿于慈福院；十五日到了“升鸡山”（今五乡镇）观碶工凿石，然后“入育王山”，宿于广利寺（即今阿育王寺）。因为大雨不止，于是不再能东行。十八日“下灵岩（乡）”，“浮石湫”（今北仑大矸镇）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堤堰中泄水的闸门）于海滨，宿于灵岩之旌教院。二十日至芦江（今柴桥镇），临决渠之口，与百姓谋劈山开河，筑二十里长塘，宿于瑞岩之开善院。二十一日“游天童山，宿景德寺（今天童寺）”，二十二日“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二十三日泊舟堰下（今东钱湖镇），食于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今横溪镇），夜中方至小溪（今鄞江镇），宿于普宁院。二十四日观新渠及洪水湾，太阳西斜时至林村（今横街镇），半夜前，方至资寿院投宿。二十五日，巡视桃源、清道二乡（今高桥镇），完成政事的训导方归。
王安石白天跋山涉水，晚上睡在寺院里；累了，在凉亭里休息一会儿，渴了，问老百姓要一口水喝，甚至掬一捧山泉。他衣裳粗砺，不修边幅，不让人接送。谁也不会想到，堂堂一个县太爷，竟然在荒郊野岭里穿梭，饥餐露宿。可王安石并不觉得辛苦，沿途走来，他骨子里涌动的诗情喷薄而出：“溪深树密无人处，惟有幽花渡水香”。长途跋涉，孤苦艰辛，可是那些溪水、老树、幽花，一路陪伴着他，一切都变得诗情画意起来。王安石是天生的诗人，但他最想做的是一个为民谋福利的好官。
在踏访各乡、充分了解地理民情后，王安石对鄞县的灾害有了深刻认识，认定当地最重要的灾害隐患是干旱。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调查王安石洞察到旱灾的根源——鄞县干旱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力不至”造成的祸患。人事不修是造成旱灾的重要因素，因此抗旱是当地当务之急，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兴修水利，是第一要务。
有了以上判断，王安石决心把任职初年的施政重点放在兴修水利方面。他向上级请求支持，在《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写道：“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某为县于此，幸岁大穰，以为宜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他觉得，应趁着丰收年景，劝督各乡居民利用农闲，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减轻水患的危害。
王安石这样说，也这样做。此后的三年，在王安石的带领下，鄞县百姓“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掀起了一场抗旱救灾的热潮。
兴修水利，建坝筑堤，不是小打小闹，王安石决定啃一个硬骨头，这个硬骨头就是广德湖。鄞县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大湖泊灌区，即西乡的广德湖灌区和东乡的东钱湖灌区。广德湖灌区鼎盛时溉田3万亩以上，几近当时鄞县耕地的一半。该湖对不易储存淡水的鄞县有重要意义，一是为农业灌溉提供水源，二是为运河补水。正因广德湖的重要性，王安石之前多任地方官先后对广德湖进行疏浚、整治。但以前的整治，主要集中在划定湖界，严防围垦，大多数小打小闹，并不全面，也不彻底。广德湖来水含沙量较大，湖面易于淤积缩小，加之周边居民屡有围垦，因此自唐代屡有废弃之虞。至北宋时，有“盗湖为田”者，有以围垦湖田为官员职田者，甚至废湖为田之议也屡次出现。
王安石借冬季农隙，组织士民兴修水利，但因连日大雨，工程进展不力。为此，他心急如焚，撰写了《祭鲍君永泰王文》，专程拜谒明州城外的鲍郎祠（灵应庙）
，为县民祈晴，以便施工。在祭祀鲍郎后，据说大雨果然停止，整修工程继续进行。但不久，大雨再至，王安石再度来到鲍郎祠祭告：“意者令之治行，无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听之乎？令则有罪，而民何尤？”希望鲍郎能从其所望，百姓亦会对其崇奉有加。通过整治广德湖
，保障了农业灌溉，提高了农业收成。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是大多数地方官的责任，但并不是所有地方官都有正确的思路和远见卓识。历史上不乏急功近利、妄图与水争利的官员。王安石之后，宋徽宗时期楼异为明州知府，废湖为田，得耕田万余亩，募民种田得粮食近两万石。但因湖水尽泄，自是“鄞西七乡之田无岁不旱，异时膏腴，今为下田”。
与广德湖相似的是鄞县东钱湖，该湖位于宁波市东乡，距市中心15公里，如今是浙江省境内最大的内陆天然淡水湖。古称东钱湖为“钱湖”，因“其上承钱埭之水”而名；更因“其利赖甚溥”，被称作“万金湖”。
周围群山列屏、秀峰峥嵘。相传在春秋末期，陶朱公范蠡灭吴有功，贩陶致富，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携西施隐居东钱湖畔，过上了“隐逸”生活，进退自如，忧乐两宜。治理东钱湖，需花大量钱财。鄞县县衙没有足够的费用，一半的工程费用要向东钱湖的灌溉受益田户收取，可是这笔钱对普通佃农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王安石发现，在东钱湖的不远处，比如邱隘、五乡、潘火等地，有许多大财主，他们明明是受益户，却不愿意出钱。
如何让富人心甘情愿出钱修湖呢？
王安石是一个有见地、善于动脑筯的人。野史传，有一天，王安石在田野行走，看到妇人淘洗谷米，只见河埠头下，糠屑浮在河面上，缓缓地向下游漂去。他忽然灵光一闪，吩咐手下人在东钱湖的堰塘口抛洒大量谷糠，再命人去邱隘等地查看。谷糠漂浮的地方，就是受益田户。如此一来，他不仅知道了东钱湖的灌溉面积，而且能够公平地分摊修整水利的费用。
在此基础上，王安石制定了治水规划，组织和率领十余万民工，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起堤坝，决陂塘。筑七堰九塘，限制湖水流出，抵御海潮侵入，从而解除了湖区周围及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这一年，在他的主持下，全县兴修水利设施二十多处，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抗灾能力，而且充分发挥了湖区的灌溉和渔获之利。自此，“七乡三邑（鄞、镇、奉）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相比广德湖，东钱湖是幸运的，虽然历史上曾有多次废湖之议，但留存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防洪和灌溉作用。2005年5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东钱湖调研时讲话称：“东钱湖不仅风景宜人，而且文化古迹众多，历史遗迹丰厚，在规划建设中要起点高、思路新，坚持统筹兼顾，以人为本，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风貌，努力把东钱湖建设成为文化型、生态型的旅游度假区，为建设文化大市增添新的亮点。”
鄞县靠海，当地百姓饱受海潮侵袭之苦。为绝此灾患，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王安石主持修筑了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焦村，经石湫，折向霞浦到穿山的海塘，有力地阻挡了大海涌来的狂潮，保护了沿海的农田。这条十多公里的海塘，造福了后代，乡民遂名之为“王公塘”，或称“荆公堤”。
为了进一步控制潮水，王安石组织民工，带领百姓开山劈石，修建楔闸。据《镇海民国县志》记载：“宋庆历年间，荆国王公宰鄞时凿山为之，筑堤捍浦为河，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楔，阔三丈六尺，高三丈。”海潮来袭时可通过石闸控制潮水。百姓为感念王安石的恩德，“立荆公祠于楔左，岁祀之”。
今宁波市东的穿山，也得名于王安石。他带领鄞县百姓筑堤捍浦为河，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楔，阔三丈六尺，高二丈，因名“穿山”。乾隆时期《镇海县志》“王公塘”记载“二都上达（镇海）县城，下过穿山郭衢，塘起于孔墅岭下，自西而东横亘以阻海潮。故老相传为宋王荆公宰鄞时所筑”，当时此塘所经过的海晏、灵岩、泰邱尚属鄞县，熙宁十年（1077）三乡改隶定海。而后来修筑的高石塘、金公塘、千丈塘等海塘，皆以王公塘塘身为起点。
王安石所筑海塘样式被称为“荆公塘”，为斜坡式，有学者研究认为，这种设计使海水作用于堤坝单位面积的压力减小，取分杀水势之效。明朝成化年间按察副使杨瑄曾主持定海的海塘修筑，在修筑时“石底之外俱有木桩，以固其基。初下石块用一横石为枕，循次竖砌，里用小石填心，外用厚土坚竖”。也就是以木桩固定基础，再以条石堆砌成堤。这种海塘是土石结构，迎水面呈斜坡状，以大条石堆砌，再填以小石，背坡以土堆筑，这种堤坝修筑方式就是典型的“荆公塘”。用这种方法修筑的海塘，具有稳定坝体的优势，用材较为节省。海盐县陂陀塘，即仿照王安石筑塘方式，因此号称“荆公塘”
。
除了治水之外，还有一件小事，更能体现王安石体贴百姓，思考周密，防患于未然。
皇祐元年（1049），王安石在鄞县县衙外将朝廷颁布的《善救方》刻石宣扬，并作《后序》：“谨以刻石，树之县门外左，令观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
值得注意的是，在序文中，王安石表达了治国理政的观念，他首先引用了孟子的名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然后，在阅读《善救方》后，他感叹道这就是“不忍人之政”。
“不忍人之心”指不忍加恶于人，不忍心害人。孟子认为，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果能将这“四心”推之政事，于是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凭着怜恤别人的心情，来实施怜恤别人的政治，治理天下则“可运于掌”，像在手心里转动东西一样容易。
公布药方实行善政，并不是王安石的独创。这是北宋朝廷经常性的举措，朝廷常常通过各级官府在全国颁行医方。宋太宗曾汇集《太平惠圣方》，颁行天下，由各州置医学博士保管。这次王安石在石上刻《善救方》，也是落实朝廷的规定。庆历年间，“上始阅福建奏狱，多以蛊毒害人者，福州医工林士元能以药下之，遂诏录其方，又命太医集诸方之善治蛊者为一编，诏参知政事丁度为序而颁之”
。庆历八年（1048）二月，朝廷向全国颁布此方，王安石积极落实朝廷旨意，在鄞县宣传药方，治病救人。
以《善救方》颁行天下，泽及民众，是仁君仁政的表现，但还必须依赖各级官吏切实认真地去推行。王安石在《后序》提出：“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职，而天下受其治。”只有臣下不失其职，将人君惠泽推行于普通民众，天下方可大治。在此，王安石形成了对吏治的看法，即各级官吏切实执行朝廷的政策，才能保证朝廷的善政落实到地方。
非常可惜的是，在鄞县获得的吏治经验，在后来的全国变法中，没有贯彻下来，相反任命了一批阳奉阴违的地方官吏，各级官员不积极推行新法成为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在鄞县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做法是“贷谷与民，立息以偿”。王安石发现贫苦农民一旦遇水旱灾害，生计马上就出现问题。有时候为了渡过难关，只能向富家大户借高利贷，利息往往高达100%甚至200%。最可怕的是，一旦借了高利贷，就像脖子上套上了绞索，最终往往被逼得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应对旱涝不均带来的丰歉不均，我国古代早就摸索出了一些办法。《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提到“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在丰收年积攒粮食，储藏起来，等到歉收年份使用。战国时期，李悝提出的平籴法，后来逐步发展成常平仓，成为我国古代备荒仓储的主要办法，其理念是国家在粮食丰收的季节以低价收购粮食积蓄起来，至荒年或者青黄不接之时，以低价出卖，不仅达到救荒的目的，还可以抑制荒年粮价上涨。但历代的常平仓由于积储不足，粮食经常移作他用，救荒的功效时好时坏，作用有限。到了宋代，由于数量庞大的军队缺乏粮食供应，常平仓的积蓄常常调拨给军队，以致入不敷出。而且，常平仓管理刻板，程序烦琐，再加上市场价格波动无常，有时高价籴进却不能低于原价粜出，经常耽误时机，因此官吏不积极籴粜，听任常平仓的粮食堆积腐烂。鄞县就是这样，平时常平仓的粮食堆积难以管理，而在饥荒年景，老百姓却很难得到常平仓的实惠。每到青黄不接季节或者饥荒年份，农民常常向富户借高利贷，秋收归还后，所剩无几，生活愈加贫困，从而造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豪强兼并的局面。
为了减少贫富两极分化，王安石在鄞县大胆革新常平仓管理制度，在农民最困乏的青黄不接的季节，以及遭遇饥荒的年景，将县府常平仓的粮食或者赈济灾民，或者以轻息借贷给农民，至秋收后归还。
王安石在各乡贴出公告，宣布青黄不接之际，家中缺粮的百姓可以到县上来借粮，到了秋收时节再还，利息是两成。也就是说，借100还120，比大地主或商人100%—200%的高利贷轻多了。公告一出，立即轰动乡里，百姓无不为之欢腾。
粮食是借出去了，老百姓是高兴了，然欣喜之余，王安石又陷入了新的忧虑：粮食收不上来怎么办？能用什么做抵押呢？除了田里栽下不久的秧苗，老百姓几乎一无所有。他略一沉思，就用这青苗做抵押吧，青苗法的雏形由此形成。
度过灾荒，并不是王安石“贷谷与民”的唯一目的。借此措施，他斩断了富豪劣绅们的巧取豪夺之手，减缓土地兼并，稳定农业生产，才是他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在历史上，荒年救灾是历任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贷谷与民”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措施。但王安石的做法与历代王朝不同，老百姓除了还本之外，还要附加一定的利息。是否“收取利息”原是政府和商人的差别，现在这个差别被王安石消除了，唯一不同的是利息的多少。正因为这个利息，以后引发青苗法是对民“夺利”还是“增利”之争。但此时的王安石，想的或许还没有那么远。
治理鄞县，王安石表现出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为了救灾，他极力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如果富民不服从，则“痛绳之”。王安石说：“岁饥如此，……然闻富室之藏尚有所闭而未发者。切以谓方今之急，阁下宜勉数日之劳，躬往隐括而发之，裁其价以予民，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议，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
他认为，老子所说的“损有余以补不足”，是“天之道”，应该“力行之”。老子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指出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自然界最初的法则。但人们早已忘却“天之道”，代之而建立了自己的法则“人之道”，有利于富人而有损于贫者。面对“天道”与“人道”，王安石坚持“天道”，主张抑富济贫，救济贫困农民。
一个地方要发展，没有人才不行。要培养人才，就要兴办教育。王安石认为，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在鄞县兴学，依据的是庆历新政时的诏令
。庆历新政规定“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立学”。北宋朝廷希望通过学校教育，完善官学体系，在学校考察士人的日常品行，以避免朝廷无法了解士人才德的弊端，同时防止士人为了科举考试改易户籍，借此弥补科举制的不足。
但这位年轻的县令发现，县城有孔庙，但没有学校！没有学校，怎么实行教化，怎么学习至圣先师，怎么了解礼义廉耻，怎么能够科举成才呢？王安石提出，只有完善鄞县官学体系才能转变鄞县地方学风民风。在应邀为太平州繁昌（今属安徽）县令夏希道所建县学撰写的学记中，他提出：“古者自京师至于乡邑皆有学，属其民人相与学道艺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学之所自，于是乎有释菜、奠币之礼，所以著其不忘。”
他认为，古时自京城到地方，偏僻乡里都有学校，国家教化百姓皆本于学校。所学源自古代圣贤，故学校有祭祀圣人的场所，以使百姓知道所学知识的源头，因此有学、有庙。有庙而无学，实为地方阙政。于学中祭祀孔子，才符合古义。
但建学校需要资金。特别是州治所在县的县学，兴建县学难于其他属县，其根源在于财政。兴学的费用需要州郡财力支持，如果已有州郡官学，再兴学校或有重复之讥，所以当时附郭
县不建学被视为常态。王安石以兴学作为教化的关键措施，提出“倚孔庙，建县学”，就地取材地将鄞县县治附近建于唐代元和年间的孔庙作为学校。于是，庆历八年“鄞县始有县学”，附郭之县鄞县自此始有官学。仁宗时期许多有志之士，如范仲淹、欧阳修，都希望通过学校取士，借以在教学之外考核士子的日常品行，使学校兼具“养士”和“取士”的功能。王安石显然也认同这一思想，并在鄞县开始尝试，以使取士“必于乡党，必于庠序”。
有了学校，还得有好老师。只有慎重选择主持县学的教师，才能达到改变教育风气的目的。县学有权聘请地方士人为师，因此王安石遍访鄞县名士，延请学有义理、品行素著的士大夫。他以地方官身份，两次致书敦请杜淳等学问深厚的先生来学校讲课，使鄞县乃至宁波的学风为之一变。后来，在鄞县转变学风、崇奉儒学、严选官学教师的经验，在他执政后所发动的学校改革中得以贯彻。
由于当时朝廷尚未建立县学教师的任职制度，一些县学就由县令、县佐主持。王安石兴学，必然参与学事，亲自教导鄞县士子。据记载，当地士人从学于王安石者，为数不少。在庆历新政已然失败而附郭县学也多数残缺的背景下，王安石在鄞县坚持建学，奠定了明州州县学的格局，使得官学体系得以完善。此后，当地办学重教之风兴起，考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宋时期，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当时宁波地区的别称）人”的说法。地方教育是王安石政治和教化的原点，通过地方学术、士人的培养，将个人的地方治理理念逐步加以实践。可以说，王安石在鄞县的兴学实践，也成为他后来有关科举、学校改革思想的源头之一。
王安石还提出“严保伍”，即建立地方治安组织，加强地方治安。这个举措被视为日后“保甲法”的雏形。王安石发现“吏者因循”，一些官吏不仅不作为，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有鉴于此，王安石大力澄清吏治，不仅自己拒收贿赂，还惩处那些行贿、受贿、索贿的官吏。他大力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王安石以身作则，生活俭朴，不修边幅，以至被误认为衙门里跑腿的差役。正因为王安石既关注民生，又清正廉洁，因此他深受鄞县百姓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