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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北宋临川县城（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东面，有一个大丘，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当年这个大丘是盐车卸车的地方，因此又叫盐步岭，也写作盐埠岭。王安石的老家就在盐埠岭下，王安石后来回忆，“临川之城中，东有大丘”
，小时候，他曾经随大人到那里游玩，非常喜欢那里的山水人情。
王氏虽不是世家大族，但也不是一般普通人家。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是进士，官至尚书主客郎中
，是王家最早的成功人士
。在自述中，王安石提到他的父辈有数人曾在南塘做官，然品级不高，名气不显。王安石父亲王益在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一直在州县任职，能恩信化民，治理一方。王家读书环境很好，69年中出了8名进士，其中包括王安石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家族文风之盛，史上少见。
王安石的外祖母吴家更是与众不同，堪称高门望族。吴家在离临川不远的金溪（今江西抚州金溪县），外祖父吴畋一生不做官，外祖母黄氏，擅长阴阳数术。但吴畋的哥哥吴敏是官员，两个儿子都是进士，典型的官宦之家。吴家自信、富足、潇洒的家族氛围，给王安石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伤仲永》的故事就发生在外祖一家居住的地方。
金溪有个孩子叫方仲永，家里世代务农。在他五岁时，有一天忽然哭着要纸笔。父母找来纸笔后，他立刻写了一首四言诗。父亲拿给一位秀才看，秀才认为写得不错。以后方仲永指物作诗，乡人都觉得奇异，渐渐有人专门来花钱求诗。方仲永的父亲见有利可图，不让方仲永上学，拉着他到处拜访富贵人家。王安石和方仲永同龄，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跟随父亲回金溪探亲时，在舅舅家遇见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请方仲永作了几首诗，认为其诗和名望不符，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好。又过了七年，王安石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的才能消失了，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方仲永虽然幼年早慧，但长大之后还是一个普通的乡民。庆历三年（1043），王安石回到临川，想起方仲永的遭遇，写下《伤仲永》一文。在文章末尾，他叹道：像方仲永那样天赋很高的人，不学习尚且会沦为普通人；如果资质平平，又不肯学习，岂不是连普通人都赶不上吗？
据记载，王安石小时候聪明好学，读书诵经过目不忘。他回忆少年时光，自称“此时少年自负状，意气与日月争辉”，意气风发，恃才傲物，吟风弄月，能诗擅赋。王安石深受父亲王益官宦生涯的影响，他出生在父亲临江军判官任上，幼年、少年时期随父亲升迁调转，辗转各地。由于王安石的父亲没有购置田产，到别的地方上任时只能携带家眷，一家人都靠他的俸禄生活。或许这样一个没有田产的家庭，让王安石感受到了生计艰难，使他一生崇尚节俭。王安石十岁时，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三年后以丁忧去职，王安石也随父亲归乡，在舅舅家遇到了方仲永。
十六岁时，发生了一件对王安石影响很大的事情。明道五年（1036），王益守孝期满，带着王安石进京述职，此行让王安石开拓了眼界。在京城，王安石认识了曾巩，曾巩向自己的老师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的文章，欧阳修非常赞赏。十七岁时，王益任江宁通判，王安石随父赴江宁。王益是一个务实的官员，所到之处，总尽力做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颇有政绩。王安石十九岁时（1039），父亲去世，葬江宁牛首山。他留在江宁守丧，面对“母兄呱呱泣相守”的现实，以及“三载厌食钟山薇”的困顿生活
，沉痛之余猛然醒悟，意识到人生无常，逝者莫追。他不再风流自赏，而是专心钻研学术，修养道德。
像很多伟人小时候一样，王安石很小就有了自己人生奋斗的榜样，他希望自己像周朝始祖“稷”与商朝始祖“契”那样，成为影响历史走向的大人物。
王安石曾先后求学于杜子野、田况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具有广阔的视野，在给曾巩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读书的事情，他说：“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
即使研读儒家经典，也总能说出新颖的见解。在治学方面，他最瞧不起的是董仲舒等汉儒胡乱注解经典，尤其“天人感应”之说更被王安石批评为无稽之谈。他认为，读书人应该抛开汉儒的误导，大胆地去发现经文的“本意”。要通晓儒家经典的内涵，不能只在儒家经典内部转圈子，而是要摒除门户之见，广读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问》《本草》等实用之书，才能在学业上真正精进。对王安石的学习方法，苏轼大为赞赏，认为他在学术上“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通过学习书上的知识并加以思考，王安石形成了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思想体系。
除研读经籍外，王安石还喜欢做一些调查和访谈。对那些在生产中、生活中富有实践经验的农夫工匠，也是无所不问，借此验证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和观点。
这样的学习方法和实地调查验证的做法，使王安石不但对古代典籍有了深刻、独到的见解，而且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存在的问题有了颇深的体察。他在《感事》诗中写道：“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
农民丰年尚且吃不饱，碰到水旱灾害更是一无所有。冬春之际，十有八九的家庭交不起租子和赋税。百姓流离失所，官府横征暴敛，豪强兼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政权将有颠覆的危险。
庆历二年（1042）的春天，王安石22岁，迎来了人生的一次飞跃。他参加了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主考官晏殊判卷时，对王安石的文章拍案叫绝，传给其他副主考阅览，大家一致叫好，将王安石排在头名，第二名是王珪，第三名是韩绛，第四名是杨寘……之所以点出前四名，是因为最终放榜出来的名次出现了颠覆性变化。
如果是在唐朝，排在第一的王安石当状元丝毫没有悬念。但在大宋则不然，根据规定，主考官定的排名只是一个建议，最后由皇帝定夺。晏殊把前几名的卷子呈递给宋仁宗，皇帝接过来从头阅读，突然眉头皱了起来。他把卷子往桌子上一放说：“此文中有禁忌，不可魁天下。”晏殊等主考官惊恐万分，急忙拿起卷子，发现惹祸的是“孺子其朋”四个字。“孺子其朋”出自《尚书》，原文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这是周公辅佐周成王时对周成王说的话，大意是说：“孩子呀孩子，你和大臣们要融洽相处。”要放在二十年前宋仁宗是一个十几岁的小皇帝时，说这句话可能问题不大。但当时宋仁宗已经三十三岁，王安石才二十二岁，用这种口气对皇上说话，显得非常不合适。
怎么办？
皇上说调换，可以把第二名调成状元。第二名是王珪，已有官职在身。宋朝规定“有官人不为状元”，在朝廷当官的人，考得再好也不能当状元。为什么呢？为了避嫌，尽量避免可能存在的裙带关系，为天下读书人创造一个公平公道的竞争环境。第三名韩绛，也有官职在身。那么就轮到了第四名杨寘。宋仁宗一见杨寘的名字就说，杨寘乡试和会试都是第一，这下成全他，让他连中三元。就这样，原本第四名的杨寘，高中状元。而原本居首的王安石，列二甲第一名及第。
杨寘得了状元，可以大肆庆祝。但是，王安石呢？据史料记载，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北宋王铚在《默记》中说，王安石“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王安石并不看重名次，认为考试只是“钓取薄禄欢庭闱”
。此次科举，被欧阳修和王安石都交口称赞的曾巩，却榜上无名。落榜后的曾巩说：什么状元不状元的，历朝历代不是出现过无数的状元吗，但真正能干出一番事业的却寥寥无几！一语成谶，杨寘中状元两年后，因母亲去世，悲伤过度也随之去世，年仅30岁。或许王安石不冤，和他一样与状元失之交臂的，在唐朝有黄巢（貌丑），在北宋有欧阳修（太过骄傲
），在明朝有郭翀和王艮（长得难看）以及张和（眼疾）等，皆与状元无缘。有趣的是，王安石与殿试一甲第一名失之交臂，由此，威名赫赫的唐宋八大家中没有一个人被钦点状元。
因为一个典故变成了第四名，虽说有些倒霉，不过还算命好，碰上一个宽宏大量的宋仁宗。如果发生在清朝，碰上爱制造文字狱的乾隆，恐怕就不是当不当状元的事，而是要不要满门抄斩了。科举考试一波三折，可能也预示着王安石一生宦海生涯的起落沉浮。
这次进京考试的还有王安石的好友曾巩。长他两岁的曾巩，读到王安石的文章，认为文风恣意纵横，孟子、韩愈之后，唯此一人。他极力向当时的文坛泰斗欧阳修推荐，称王安石“文甚古，行称其文”
。欧阳修特意表扬了王安石，后来还推荐他到开封任职。曾巩和王安石经常书信往来，成为至交好友，对推动王安石变法起了很大作用。
中第后，王安石与其他同科进士共同拜访主考官晏殊，待众人退后，晏殊独留下王安石，相认为老乡，并邀请王安石吃饭。据王铚《默记》记载，吃饭时，晏殊叮嘱王安石“能容于物”，暗指王安石不能容人。宋朝笔记中有很多这样的暗示性文字，其真实性有待考察。
在宋朝，金榜题名后，进士大都希望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更愿意到地方任职。庆历二年，王安石被委任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通俗地讲是扬州知州的一名幕僚。淮南三年，他苦学勤思，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在《送孙正之序》中，他阐明了自己的儒学思想，认为：“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小人和君子的主要区别在于小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君子则有自己的见解，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有主见但不自私自用，而是顺从圣人之道，以周孔之意为意，以孟（子）韩（愈）之心为心
，不以时俗害道，即便遭遇艰难困苦，也不改其志，不变气节。王安石不仅希望自己有孟子、韩愈的学识与精神，还希望比他们更幸运，一朝遇到明主，得志于君，借古道变流俗，真正实现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
庆历五年（1045）三月，王安石任职第三年，大宋名臣韩琦以资政殿学士任扬州知府。韩琦曾任枢密副使，参加庆历改革，改革失败后，被贬扬州。到任后，韩琦对幕下一名年轻人有些看不过去。此人早晨时常蓬头垢面，面带倦色。韩琦料想他必是夜夜流连于歌楼舞榭的酒色之徒，便在一次闲谈时教导他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这个年轻人当时并未解释。离开府衙后，他与人说道：“韩公非知我者。”
这个年轻人便是王安石。原来，王安石依然保持着求学时代的勤勉，经常通宵达旦苦读，往往早上来不及梳洗就匆忙赶到府衙，这种做法引起了韩琦的误会。数年以后，韩琦明白当年误解了王安石，希望能将这位优秀的年轻人收入麾下，但那时的王安石已经不是韩琦所能收服的了。
这次误解之后，韩琦和王安石一直没有机会合作，两人观念差异越来越大。第一章提到两太监在基层调查，起因也是韩琦上疏批评王安石的青苗法。两人政见分歧很大，频频针锋相对，势同水火。而王安石的“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的邋遢做派，一直到担任宰相时也没有改变，居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人们仰慕的理由、闲谈的“佳话”。但这种生活习惯遭到反对派的批评，他们认为王安石举止太过，不近人情，恐怕不是发自本心，有矫饰做作之嫌。苏轼之父苏洵曾做《辨奸论》（也有人认为是后世托名伪作），影射王安石“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匿”。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载了王安石在扬州的事情。韩琦虽然赏识王安石的学问，但不称道他的办事能力，即“不以吏事许之”。王安石曾多次以古义争公事，韩琦大多不接受，认为王安石很迂腐。所以王安石任期一满就走了。一次，韩琦收到一封信，其中有很多古字，就开玩笑地说，可惜王安石不在，他倒是认识很多生僻字。所以，司马光认为韩琦把王安石当成一个酸腐、死读书的人，而王安石意识到韩琦轻视自己，心有怨愤。
与司马光不同，沈括《梦溪笔谈》、陈师道《后山谈丛》、蔡絛《铁围山丛谈》等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扬州芍药中有一品种，花分四岔，每岔上面花开一朵，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名为“金腰带”，此花不仅花色美丽、奇特，且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就要出宰相。花开之时，韩琦非常高兴，邀请陈升之、王珪、王安石四人饮酒赏花。韩琦剪下这四朵“金腰带”，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此后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个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这件趣事被称为“四相簪花”。
在这个故事中，韩琦竟然邀请王安石到自己的府邸饮酒，表明还是器重这个年轻人的。两个故事，一个说韩琦笑话王安石书呆子，只会认生僻古字，一个说韩琦认为王安石堪当宰辅大任。作者立场不同，记录中也有所取舍，极大程度地增加了我们认识历史的难度。同时，这些明显相异的记载，也提醒我们在阅读宋人笔记时要好好斟酌，仔细比对不同史料，结合当时情景，才有可能还原一个更逼近真实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