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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无人，宋神宗只得变换方向，到外面寻觅。最终，他将目光锁定在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宋神宗早就知道王安石。他在做皇子时，亲信韩维
经常对国事发表一些独特见解，令他豁然开朗。这时，韩维总会说：“这不是我说的，是我朋友王安石的看法。”久而久之，王安石的高大形象慢慢刻画到宋神宗的脑海里，甚至产生了些许崇拜。
王安石的名气是自然形成的吗？
芸芸众生中，能够被人欣赏、荐举或提拔实在是太难得了。王安石的父亲在地方任官，没有什么名气，现实让他意识到，不能让儿子走自己的老路。当时结交上层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高官名臣有力的举荐，是获得朝廷要职的捷径。王父希望王安石能借助名门望族早日升迁，让他与韩绛、吕公著等书信往来，虚心结交。韩、吕两家是名门望族，当时人称“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
。王安石与韩绛、吕公著为同年进士，二人认同王安石的才华，逐渐成为王安石的朋友，经常举荐他。后来，王安石又让自己的长子王雱在考中进士后来到京城，随时和韩维等保持联系。当时，外省考生或官员每次进京，也是一次结识贵人的好机会，这就需要推荐信，才能方便结识朝中要员。比如，嘉祐元年（1056），苏洵带领苏轼、苏辙进京赶考前，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将自己的著作呈上，请他写推荐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同时另一位姓雷的官员也写了推荐信，盛赞他们具有“王佐之才”。父子三人怀揣两封推荐信入京，见到了主考官欧阳修与枢密使韩琦。欧阳修为当时文坛领袖，韩琦身居要职，一字褒贬，足以关乎一人之荣辱成败。
秉性刚硬的苏洵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在多次名落孙山之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官场人脉的重要，真所谓“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科举考试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枉然。李白早就曾经感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仅仅依靠守株待兔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苏洵鼓励两个儿子积极进取，主动结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与此相似，王安石也主动结识朝中显贵人物，也得到了欧阳修的赞赏，欧阳修作诗称赞他：“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文坛领袖的赞赏，让王安石的诗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当时还是颍王的宋神宗官邸任职的韩维、孙永等人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在日常讲论之间，常常对赵顼提到王安石的思想，使赵顼从小就记住了王安石，倾慕他的卓越才能。特别是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之后，对王安石的理政治国思想更是赞赏。
“名副其实”是王安石的真实写照。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员多年，了解国政民情，虽在朝中几经沉浮，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的声誉。时人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据《元城语录》记载：“其人（王安石）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
黄庭坚记载：“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连司马光也认为：“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心愿不谋而合。
在上次征求建议时，宋神宗留了个后手，下了一条指令，令王安石就任江宁知府。过了半年，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令其进京。王安石和好友韩维联系不断，确认实现抱负的机会到了之后，他没有推辞，任命一到，立即接受。与王安石一起进翰林院的，是他前半生的好朋友、后半生的死敌司马光，两个人的瑜亮情结纠缠了一生。从两人的任用看，宋神宗不是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王安石，而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除王安石之外，所有的人都在回避，逼得皇帝只能选用王安石。即使是这样，王安石仍然没有立即得到充分的信任和权力。宋神宗四处打听，分两步来了解王安石：一是向大臣咨询，二是亲自问话。
在征求意见阶段，历史记录中留下了很多对话，比如宋神宗问自己的第一位宰相韩琦，王安石为何许人也？韩琦摇头说，让王安石当个翰林学士绰绰有余，进入宰执就万万不可，宋神宗没再问下去。其实，知情的人都知道，两人有过节，韩琦在扬州时误会了王安石。后来，宋神宗又问告退的宰相富弼，“你告退，谁能够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宋神宗沉默不语，很久后才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宋神宗陆续又询问了孙固、吴奎、唐介等人，得到的回答大同小异，一致认定王安石学识过人，但气量狭窄，不应该给以高位。后来，宋神宗向唐介提出了萦绕于心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大臣反对王安石当宰相？他是“文学不可任？吏事不可任？经术不可任？”唐介直言不讳地说，王安石好学，但拘泥于古法，议论很迂阔；要是让他当宰相，一定会变更现有的律法，让天下不得安宁。
虽然有很多的不同意见，但也有很多人非常看好王安石。欧阳修、韩维、吴充等一些重要人物大力推荐王安石。与韩琦共任宰相十年之久的曾公亮力主起用王安石。治平四年，曾公亮对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说：“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应大用。”熙宁二年，他以年老为由避相位，荐举王安石为相。
很多人认为王安石“英分施人”“才高一世”“志存经济”，许多呼吁改革的士大夫认为，只要王安石出山，天下可致太平。韩魏公亦曾言：“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
众说纷纭，没有得到一致的答案，宋神宗决定亲自面谈。
熙宁元年四月，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一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君臣问策上演，意味着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缓缓升起。
初次见到王安石，宋神宗“一见奇之”。此时的王安石，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的青涩书生，而是一个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和充足实践经验的能臣。面对宋神宗，王安石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宋神宗问：“当今治理天下，应该先做什么？”
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
“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法尧、舜，李世民算什么？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是后来人们学不会，才以为高不可及。”
“卿对朕的期望太高了，我们共同努力，达到这个愿望。”
互相谈理想，宋神宗以李世民为偶像，却不料王安石认为李世民没有远见，做法也不尽合乎法度，他的子孙又大都昏恶，不值得效法。要想效法，就要树立远大目标，他直接拔高到传说中最了不起的尧、舜，让年轻的皇帝又惊又喜。
针对宋神宗询问本朝开国百年享有太平的原因，王安石奏上一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陈述了北宋自太祖开国以来五朝施政得失，抨击了“累世因循末俗之弊”。他认为，本朝历代帝王大都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因而才导致吏治败坏、财物匮乏、武备松弛、徭役繁重、“民不富”而“国不强”、表面“无事”而危机四伏的局面。百年来之所以没发生动乱，是碰巧老天帮忙，不然早就出事了。在总结百年来积弱积贫的问题基础上，王安石希望神宗能亲近群臣，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制定切合实际的措施。宋神宗一遍又一遍阅读王安石的奏折，爱不释手，倍感振奋。
第二次见面，宋神宗便要王安石详陈革除弊病的“设施之方”。王安石说要讲的内容太多，臣还是给您讲学，讲学既明，实施的方案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日侍讲经筵，宋神宗令王安石讲《礼记》，涉及曾子易箦。曾子是孔子弟子之一，视守礼法甚于生命。他没有做过大夫，无意中用了大夫专用的席子，哪怕是处于弥留之际，也依然命令儿子给他更换席子，刚换完，他就无憾而终了。王安石认为《礼记》太杂，不如讲《尚书》，这可能是皇帝最希望听闻的。
经筵之后，大臣退去，宋神宗独留下王安石。
宋神宗说：“刘备有诸葛亮，李世民有魏征，才有后来的成就。这两个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啊。”
王安石摇头：“陛下能像尧、舜，自然有皋、夔、稷、禼等贤臣出现。在得道之人看来，魏征和诸葛亮，也都能随处找到。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杰出人才很多，只有您真诚寻找，真心对待，才能收揽天下英才。不然，就算有贤臣良将，也会被小人蒙蔽，不得不离您而去。”
“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尧、舜时期，也有四凶。”宋神宗提到的“四凶”，是指传说中舜帝流放到四方的四个恶人，一种说法是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头凶兽。
“正因为能看出谁是四凶，并且除掉，所以才是尧、舜。要是让四凶随意妄为，皋、夔、稷、禼这样的君子还能正常工作吗？”
王安石回答道。
谈话之后，年轻的神宗皇帝感叹不已，赞叹王安石说得太好了，见解深刻。也许，宋神宗还未意识到，王安石提出了改革要求，希望神宗像尧、舜支持皋、夔、稷、禼一样支持他，除掉所谓的四凶，排除阻力，让他放手工作，大展才华。当时，尧、舜是士大夫们绝对肯定的典范、没有瑕疵的理想帝王、人们心目中向往的道德高标。北宋士大夫中有些人对汉高祖、唐太宗歌颂有加，也有些人不以为意，意见不一，但如果用尧、舜作为一面政治大旗，不仅符合“法先王”的潮流，也可以减少攻击和阻力。而且，尧、舜时的四凶，是遭到国人一致反对的，好坏阵线清晰分明，这也就是王安石推崇尧、舜的原因。
这场对话，宋神宗与王安石各自说了自己的看法。宋神宗希望王安石像诸葛亮、魏征一样，忠心不二地辅佐自己，成就一番事业。王安石也希望宋神宗坚定改革的决心，坚定不移地采用他的建议。虽然两人政治路径略有不同，但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北宋中兴，富国强兵。
在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变法期间，发生了一场著名辩论。它起源于河朔地区的水灾。当时宰相曾公亮提议，考虑到财政紧张，建议取消郊祀之后对大臣的赏赐，省下钱来救灾。按照宋朝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含有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宋神宗登基后的首次春季祭天大典，却连这笔钱都发不出来了。曾公亮的建议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支持者和赞同者两派在皇帝面前争辩起来。
司马光赞同削减郊祀赏赐，认为国库日益空虚，国用不足，上下都应该节俭，取消赏赐很好，节俭从官员开始。
王安石反对，认为省不了几个钱，斤斤计较，有失大体。这种节省，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大作用。例如唐朝宰相常衮，不堪宰相大位，不为政做事，却提倡节省午餐，被人讥笑。辞饭还不如辞位，不配做宰相就不要贪恋高位。何况现在财政吃紧，只是表面现象，找到真正的根源，才有利于解决真正的问题。
司马光摇头说，常衮减少俸禄，提倡节俭，总比尸位素餐的人好。何况，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财用缺乏。
王安石别有深意地说：“是什么造成国用不足？知道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吗？根源在于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不为所动，立即反驳：“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照户口、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百姓穷困，再行增税，就会有更多的人沦为盗贼，这不是国家之福。”
王安石非常平静地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可以不加税，不增加老百姓负担，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
宋神宗激动了，如果不加赋税而实现国家富强，那他就能有充足的财力实现自己的志向。
与神宗不同，司马光愤怒了。王安石的话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学识，他立即说：“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不在官就在民。你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充足，不过是想方设法抢夺民财，比加赋税破坏性更大，加赋至少还有明确的标准和数量，胡乱搜刮民财可能更无节制！何况，历史上早有奸佞小人使用过这个招数了，汉朝的桑弘羊用来搜刮百姓，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答道：“宋太祖时，赵普等为执政大臣，获得的赏赐以万数。今年祭祀的赏赐只不过三千，怎么能说太多呢？”
司马光说：“赵普等人运筹帷幄，辅助国家建立，赏赐过万，也很合适。但是今年祭祀，我们只不过上上奏折、辨别泥土，有什么功劳能与赵普等开国功臣相比呢？”
为此事，两人争论了很久。最后，王珪劝解说：“司马光提议节省，是对的。王安石说花费不多，不要破坏规矩，也不错。请皇上裁定。”
接下来，宋神宗下了结论。他说，自己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皇上认为，该花的钱是要花的，但关键在于能找到生钱的法子。不能因为没有钱，就不干事，而是要想办法弄钱来办事。
从辩论中，可以看出变法最重要的三个人物的特点。掌握最高权力的宋神宗能够广泛听取不同意见，但由于立场不稳，自信不足，经常动摇不定，用王安石的话说是“为异论所动”。这就使得保守派有了可乘之机，通过各种渠道向宋神宗进言，诋毁新法，试图阻挠改革步伐。其实，宋神宗内心总是希望两全其美。他一方面希望改革顺利推行，一方面又不愿某一方过于强势，在权术上采用了异论相搅的策略。他想走一条阻力最小、反对意见不多，最好是人人赞成、各美其美的改革之路。
与之不同，改革主将王安石和保守派代表司马光则立场分明，表现出了强烈的自信和无坚不摧的勇气。王安石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决不妥协退让，反对改革的人，不论其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同党多少，都不能动摇他的决定。而司马光则几十年如一日地反对新法，逐条反驳每一条新法法令，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不动摇己见。不仅仅是观点的差异，两人在改革指导思想上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司马光认为“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因此主张节流；王安石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主张开源，创造更多的财富。抛开传统“道德”的因素，单以经济论事，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零和”——即收入和支出相等，不在官即在民。王安石的理论叫“增值”——政府出资本，用各种手段，包括政府调控、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加快周转速度，产生更高的税值。简单地说，就像小商贩做买卖，只要货走得快，价钱不变，也照样赚大钱。梁启超感叹，王安石真高明，超出了时代的限制。那么问题产生了，王安石“超出了时代”，就很难被时代所理解。为什么宋神宗能相信他呢？主要是王安石提出的“宏伟蓝图”太迷人了，“不加赋而国用足”的前景太美好了，简直就像是神仙，一挥手就出现了国富民强的盛景。
宋神宗经常召见王安石，就变法改革的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变法的主要内容该是些什么？如何推行变法？变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一次又一次讨论分析之后，变法的方案和细节越来越清晰了。在变法启动的前夜，宋神宗又召王安石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金殿会谈，对王安石进行最后一次的全面考察。
这次，宋神宗终于问到了他最关注的问题——韩琦、唐介等大臣不同意王安石任宰相的原因，也是王安石变法最让人诟病的因素之一。宋神宗问：“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意思是说，大家都不太了解你，都以为你只懂得理论知识，不懂具体实践，是不是这样？
王安石回答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王安石的意思是说，理论本来就是指导实践的，只不过因为后世的儒者大部分都是庸人，根本没学会，才会说理论指导不了实践。
下面的才是重点。
宋神宗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王安石斩钉截铁地说：“变风俗，立法度，是当前最大的急务！”他接着上奏：“国之大本，首在理财，周朝设立泉府等官，无非酌盈剂虚，变通民利，后世唯汉桑弘羊、唐刘晏，粗合此意。今欲理财，急应修泉府遗制，籍收利权。利权在握，然后庶政可行。”王安石提到“变风俗，立法度”六个字，具有非常强大的魔力，是刘邦建立汉朝以前中国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变法思想。春秋战国时，每一个国家，只要想富强，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发展壮大，就必须要遵从它，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都以它为根本。
至此，宋神宗已经完全为王安石的变法理论所折服，君臣在关键性的思想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同样也是满怀豪情，希望通过施展所学而富国强民。
王安石给宋神宗画了一张大饼——“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政府通过适当的政策来引导价值创造，就可以通过新增的财富来满足国家财政支出，而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相比而言，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先进得多，他不仅看到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还富有预见性地指出了经济增长的方向：一是资源开发，“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二是重视流通，建立开放性的经济体系，“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
王安石描述的美丽的图画，让宋神宗做起了一个国家崛起的梦。从此之后，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二人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契合的一对君臣。
正是基于此，宋神宗在接到两太监的基层调查报告和李定的汇报后，才转变了看法，继续支持变法。从这件事上也可看出，年轻的宋神宗在变法中也会犹豫不决，心高志大的人也会忧心忡忡——追求完美，见不得瑕疵。体现在宋神宗身上，就是一边期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无论宋神宗怎么想，为了实现梦想，他都离不开王安石。
王安石是什么人？他有什么特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