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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建议提不出来，添乱的倒不少。治平四年二月，宋神宗刚登上紫宸殿，接受群臣朝见，册封皇后，家事还没有办完，就接到一封令天下人为之哗然的弹劾奏章。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欧阳修“帷薄不修”
。帷薄指的是帷幕和帘子，是古代家庭中用来分隔内外空间的家居用品。蒋之奇当然不关心欧阳修家居用品的情况，这里的“帷薄不修”是喻指家庭中男女混杂，生活作风淫乱。蒋之奇声称，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欧阳修与自己的儿媳吴氏有乱伦的行为。
当时乱伦不仅在法律上属于重罪，更是道德上的致命污点，何况又事涉当朝副宰相、文坛领袖、素以君子自居的欧阳修。欧阳修六十多岁，白首皓发，体弱多病，以绯闻弹劾他的蒋之奇是他的学生。学生弹劾老师，涉及家中隐秘，奏章一出，立刻引发舆论哗然。毕竟，事情太过离奇怪异，太过离经叛道，太过骇人听闻。
读了奏章，宋神宗并不相信，怀疑蒋之奇诬告不实，但蒋之奇引彭思永为证人，跪在地上再三磕头，坚决要求将欧阳修处以极刑，暴尸示众，以儆效尤。随后，彭思永也上书要求处罚欧阳修，以安抚众怒。
事已至此，不管新即位的宋神宗信不信，他都必须干预，查清事实，肃清朝纲。因此，宋神宗向天章阁待制孙思恭咨询，孙思恭明确地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为进一步求证，宋神宗召来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说，此事是从自己的上司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宋神宗召彭思永问询，彭思永说消息源自他人。宋神宗一再要求他说出消息来源。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同乡好友，彭思永称自己年事已高，记不得具体是谁说的了，并且堂而皇之地说，朝廷规定御史可以风闻言事，目的就是避免偏听偏信，如果非要将最先传话的人惩处，以后再也没有人愿意说，再也听不到不同意见了。微臣宁愿深受重罚，也不愿堵塞了天子的言路。
被绯闻纠缠、狼狈不堪的欧阳修，迫不得已，连上八道札子，声称“臣忝荷国恩，备员政府，横被污辱，情实难堪”
，再三要求“差官据其（蒋之奇）所指，推究虚实”，如果查有其事，请将我“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如果查无此事，也请“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欧阳修儿媳妇的父亲、盐铁副使吴充也上书乞求朝廷查明真伪，昭告天下，避免家族枉受侮辱。
涉及当朝重臣，宋神宗非常重视，他派人将蒋之奇、彭思永的奏折从枢密院取回，连同欧阳修的奏章批复给中书省，要求仔细查问，务求真凭实据，辨明事件真相。同时，他又派人到欧阳修府上探望，抚恤安慰。
后来，事情原委终于弄清。原来，蒋之奇中进士时，考官是欧阳修，两人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欧阳修对他颇为爱护。治平二年发生“濮议之争”
，蒋之奇迎合欧阳修，极言追崇濮王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欧阳修对此非常满意。韩琦、欧阳修一派取得胜利，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等台谏官员贬出京师。“濮议之争”后，欧阳修遭御史的忌恨，因此由他推荐而任谏官的蒋之奇自然也不被同僚所容，这些人视他为奸邪，冷嘲热讽。蒋之奇听不下去，试图摆脱和欧阳修的关系，改变在同僚中的不利处境。适逢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与欧阳修产生矛盾
，到处散布流言说欧阳修有才无德，老不知羞，行为淫乱，与儿媳吴氏有奸情。流言传到欧阳修仇家刘瑾那里，他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同乡好友彭思永。彭思永在同僚中津津有味地谈论，有意丑化欧阳修。蒋之奇获知，未辨真伪，为了表白与欧阳修毫无瓜葛，上奏弹劾。首鼠两端的蒋之奇，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在他的背后是庆历新政以来朋党之争的影子。
真相大白之后，宋神宗很生气，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将他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又“出榜朝堂，使内外知为虚妄”，还欧阳修一个清白。但这次诬告搞得欧阳修狼狈不堪，坚决乞求退休，宋神宗再三挽留，最后不得不同意欧阳修到亳州任知府。
诬告政府高官，却又理直气壮地说是“出于风闻”，这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在宋朝才有。之所以这样，根源在于宋代台谏官的一项特权——风闻言事。
不仅宋神宗颇受风闻言事的困扰，他的长辈宋仁宗也曾被“风闻言事”敲打。据说，谏官王素听闻，武将王德给宋仁宗送了几个美女，赶紧上书劝谏。宋仁宗很生气地责问：“这是后宫里的事，你怎么会知道？”大有一言不合便兴师问罪之意。王素从容地说，“风闻言事是我的职责，如果属实，陛下您就老实改过自新，没有的话，当成妄传就行了呗，为什么非要责问是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呢？”宋仁宗一听，立刻息怒，不仅痛快地承认了确有此事，还将王德送的美女遣送出宫。可以说，即使身为皇帝，犯了错误也必须改正，甚至连子虚乌有的事情也必须赶快澄清。宋神宗的继承者哲宗皇帝即位后，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听到民间盛传宫里要征集奶妈的消息，大感纳闷，心想皇帝已经十三岁了，不可能还没断奶啊？他一琢磨，心想找奶妈恐怕是个托词，真实原因当是收集美女。于是，刘安世上书进谏，说皇帝应该把心思多放在学习治理国家上，而不要沉溺于男欢女爱。一席话把小皇帝说得低头无语，逼得太皇太后赶紧出面澄清：“没这事，你是误听谣言了。”
对于宋代台谏官的“风闻言事”权力，王安石曾有一段精妙的总结：“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
这句话说到了两点，一是皇帝不能强制台谏官说出信息的来源。这一措施可以很大程度上保护举报人的安全，防止他们被报复，从而鼓励人们对权贵阶层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检举揭发。二是皇帝也不能因为台谏官员上奏内容不实就给予处罚。对风闻中的官吏违法行为，在真相未明或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上奏弹劾。弹者不必署名，即使弹劾有误，也不负任何责任。因为台谏官权力有限，不可能对检举内容一一核实，如果要求台谏官对真实负责，那么风闻言事只能沦为空谈。此外，还有一点王安石没说，便是“不先白台长”，即台谏官员可以绕过他们的上司——御史台和谏院的一把手，而直接上报皇帝。这一“越级上言”的惯例，更增强了台谏官员的独立性和胆气。随之而来的，是台谏系统在宋代的政治上发挥了远超其他朝代的重大作用。在编写《宋史》时，元朝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一针见血地指出“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之所以在这里介绍宋朝的言官制度，就是因为这个制度起始于宋初，贯穿于王安石变法始终，对宋朝兴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上事件，耗费了宋神宗许多精力，结果却如此“乌龙”，皇帝气得无可奈何。不仅如此，接着又发生了新任御史中丞王陶弹劾正副宰相韩琦、曾公亮“不押常朝班”。这是什么意思？依照宋朝礼制，皇帝上朝时，要有人带领其他官员躬行大礼山呼万岁，叫押班。不过，唐代押班的是监察御史，宋代是宰相和副宰相，但宰相们公务很多，有时无暇出席礼仪性的朝会，也就慢慢地不再押班。王陶以此事为由，给两位宰相扣了一顶“专权跋扈”的帽子，并引霍光、梁冀作为类比。宰相跋扈，按照王法应该诛杀。虽然王陶官不大，但却是宋神宗身为东宫太子时的旧臣，与皇帝有着较亲密的私人关系，这件事其实已经隐隐透露出皇帝削弱宰相权力的意图。
被参之后，韩琦意识到自己两朝定策，位极人臣，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北宋朝廷的政治平衡了，于是主动要求辞相外放。宋神宗先让他去西北做陕西路经略安抚使，在地方守边疆几年后，又派他到大名府救灾，引发了上述废除青苗法的争议。
当朝宰相韩琦走了，但大臣还没有消停，互相告发，并动不动以闭门不出或罢工要挟。宋神宗折腾了两个月，才安抚了这些有脾气的大臣。
宋神宗很是郁闷，不当皇帝不知道，一当皇帝怎么这么窝囊，不仅财政开支捉襟见肘，而且为国分忧的人也没有。朝中充斥着不干事又惹是生非的官僚，要想富国强兵，必须寻找能臣良将，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
谁才能出来真正为国分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