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袋空空

宋神宗继位第三天，三司使韩绛等人，递交了一份朝廷财政状况的奏折，赫然写了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也就是说，立国百年，国库空了，连办理老皇帝丧事的钱都不够了。四年前，宋仁宗去世，丧葬花费多达一千一百多万贯 ；当时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六千多万贯，葬礼就用去了六分之一；四年后，宋英宗去世，国库还是没钱。对此，掌管财政的官员建议皇帝“不以小吝为无益而弗为，不以小费为无伤而不节”，不要因为小节约省不下多少钱就不节省，也不要因为小花费花不了多少钱就不节制。宰相韩琦提出对近臣的赏赐“才足将意便可”，心意到了就可以了。 面对“公私困竭”的现状，宋神宗只好下令将安葬父亲的费用裁减三分之一。缩减如此之多，却没有一个大臣吭声，因为国库里实在拿不出钱，只好委屈刚去世的老皇帝了。没能风风光光安排父亲的后事，或许是宋神宗刻骨铭心、疼痛一辈子的遗憾。

国库没钱的原因，并不是皇帝挪用了，而是宋王朝的财政支出巨大，花费大都用于养官、养兵以及购买和平。比如四年前，为仁宗皇帝办丧事，给文武百官和首都驻军赐酒赐肉，就杀光了开封全城的羊，可见官员和军队的人数之多，费用开支之繁。官僚机构臃肿，政费繁多，军费开支庞大，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造成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贯。

不仅朝廷没钱，刚刚即位的皇帝还发现，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严重危机。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广大农民因贫困屡屡暴动，国内社会秩序不稳。环顾周边，北有猛虎辽国，西有饿狼西夏，南有独自立国的大理与交趾，东有不为藩属的高丽和日本。特别是长期与西夏和辽国作战，使宋朝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与辽国作战，宋朝胜少败多，不仅连宋人一直念念不忘的故土——燕云十六州一直无法收复，宋朝北方还长期遭受辽国的全面威胁。在西面，面对西夏的挑衅，宋朝无法将之歼灭，坐视西夏成为西北大患。与大唐相比，宋朝与辽、西夏相较处于劣势，在高丽、日本、大理心目中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地位，已经不能像汉唐那样占据东亚的中心 。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差得太远了，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怎么变得如此贫弱，对契丹人如此卑躬屈膝，小且穷的西夏竟然也能屡次让大宋颜面扫地。

宋神宗即位六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陕西转运使薛向和青涧城守将种谔报告，他们招降了西夏大酋长嵬名山，俘获一万五千多蕃民、一万多蕃兵，占领要塞绥州，击退四万多西夏援兵。对于这场胜利，宋神宗非常兴奋，想下旨嘉奖；但翰林学士司马光急忙进殿，向宋神宗讲述攻占绥州的危害性，再三说明轻开战端，甚为不祥，国家穷，无力打仗。枢密使文彦博、副使邵亢也反对引发战争。当西夏使者索要丢失的要塞时，司马光、文彦博、邵亢等大臣一再催促宋神宗惩办“挑起”战端的种谔，归还绥州土地。结果，枢密院下令惩罚种谔，连降四级，降为随州编管，以此警告轻启战端的边将。在宋神宗看来，这件令其倍感窝囊的事更像大臣在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或约束刚继位的皇帝要懂得遵守祖宗规矩。宋王朝积累下来的“国策”和“祖宗家法”，其核心思想是，要想稳定皇权，能花钱买和平就花钱买。于是，每年向契丹和西夏缴纳岁币买和平，罪犯和难民则编入厢军养起来免得造反，文官武将的人数和俸禄也要逐年增加以换得他们的忠诚。为了稳定，朝廷不吝天女散花般地撒银子。

这钱花得如流水一般，国家财政怎么能扛得住？

面对这种窝囊的局面，宋神宗深感屈辱。

据宋代王铚在《默记》中记述，宋神宗曾经和大臣谈及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御驾亲征辽国惨败而归的往事，心情无比沉痛地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所有随身携带的器物、随行的妃嫔被抢走，太宗腿上连中两箭，每年都要发病，他的逝世，也是由于箭伤复发。这样不共戴天之仇，我们还要年年捐银输帛，为人子孙者应当这样吗？”说罢泣不成声。 宋神宗深感要改变这种窘迫的困境，必须变法革新。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 HORbZpTZoWC5iWe1zyvZk4hOtW+V5rPsHCvn9HnMf2uZg+aYPzWSxLmymsQWpE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