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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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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近二十年后回顾自己的毕业日时，会惊奇地发现，相对于诸多后来发生的事件而言，那一天恍若昨日。记忆在人生经历的峰峦之间铺设了一层光镜，透过光镜，我们的视线可以随意游移，不受干扰。在那些峰峦之间，既有晦暗连绵的幽谷，也有睡意昏沉的士兵。但我们却熟视无睹。其中有些人后来在这座大厅的石碑上写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大学时代里见过他们，我们的兄弟情谊在马萨诸塞第二十兵团愈益深固，此刻却显得格外生动。亨利·阿伯特（Henry Abbott），最年轻的毕业生，来到我面前，既不像那个上尉，迈着漫不经心的步子，挂在手腕上的剑像一柄手杖，看起来必死无疑；又不像那个最杰出的兵团指挥官，在荒野中倒在了兵团的最前头——在二十二岁时，便结束了他荣耀的一生。亨利·罗普斯（Henry Ropes）此刻不再是那个倒在葛底斯堡的率直而聪慧的基督徒上尉，而是克鲁社团的成员和速溶布丁俱乐部的主席。弗兰克·巴特莱特（Frank Bartlett）此刻又成了那个高大的二年级学生，引人注目；不再是我们兵团的又一位上尉，在和我们一起为祖国承受苦难后，他一次又一次地冲进战场，经受苦难，赢得荣耀——那位英勇而温和的士兵，他的声音回荡于此，我们都清晰地记得。
艾略特
从那时起，这一代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的生命逝去了；如果我将过往与当下并置在一起，一些对照便开始显现出来。即便在我那个时代，这所大学也是一座大都会。现在，它已成为一座世界性大都会。这不仅仅是外部原因导致的。在每一个知识领域中，都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吸引着新的探究者的兴趣，激发着他们的希望！当你们理解某一件事物，当你们看到它与其他事物——以及，最终，与所有其他事物——的关联时，每一件事物都会是兴味盎然的。为了实现它，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最近二十年完成的！仅就我自己的专业——法律——而言，对于那些对宽泛的法律领域中的诸多方面感兴趣的人来说，只要说到亨利·梅因爵士的第一部著作是在我毕业那年出版的，就足够了。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做出了许多伟大的贡献；我想我们可以很自豪地断言，其中最重大的贡献来自主持我们自己法学院的伟大法律人——兰德尔（Langdell）教授。
可以大胆地说，随着这些优势不断增加，人们的热情也在相应高涨。从才智上讲，坎布里奇的毕业生总是多少有点令人厌烦。或许，稍显时尚的是，怀疑人生是否值得度过，相信“无事为新，无事为真，无所谓是”。然而，当涉及现实生活中的紧急状况时，在我看来，后来的毕业生也已经显示出与他们的父兄是一样的。如果不是的话，对他们的父兄来说，那就实在太糟糕了，我觉得，当我想到那些年轻的法律人时，至少，他们正在前行。但是，在那些并不亚于现实的精神层面的紧急状况下，我希望年轻的法律人要记住，学者的荣誉几乎就是我们对于财富奖掖的唯一平衡。如果不是对人有信心，骑士的信仰怎会凌越于商业的嘲讽之上？如果他雄心万丈，如果他能铭记并相信哈佛校长的隽语——在这个国家中，学者的责任就是让贫穷变得可敬，那么，人生值得度过，终将不证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