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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谈的是哲学史的讲法或线索，其中最常见的是“数人头”和论题至上的讲法，而拉斐尔的两幅名画刚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们间的差异。
第一幅是大家熟悉的《雅典学园》（图1.1），这是拉斐尔为梵蒂冈签字大厅所做的巨幅壁画之一。它展示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哲学这门学科的理解，不同时期的古代哲学家汇聚在一座想象中的哲学殿堂，有众人皆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有本讲要讨论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甚至还有著名的古代科学家托勒密和欧几里得。
就像《雅典学园》一样，很多传统的哲学史也采用这种以重要哲学家为核心的方式来“数人头”，按年代先后顺序，依次讲述他们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尤其关注哲学家之间的相互影响，着力于全面展示他们曾有的历史贡献。“数人头”讲法的好处是历史线索清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过往的哲思，危险则在于容易让哲学论证被历史叙事淹没，常常因为面面俱到而浅尝辄止，难以展示古人哲思的复杂和深度。
第二幅画名为《圣事的争论》（图1.2），它同在签字大厅，正对《雅典学园》。拉斐尔借它展示同时代人对神学的理解。和《雅典学园》不同，这里关心的并不是神学史上的核心人物，而是一个核心论题，即在圣事礼或圣餐礼中，人们所崇拜的饼和酒，是不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利用这样一个核心论题，拉斐尔将不同时期的重要神学家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波拿文都拉，甚至还有但丁。
与“数人头”的哲学史不同，这种论题至上的讲法，是以重要哲学问题为线索，在现代哲学学科分支框架下展示过往哲学家在同一问题域的贡献，例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自然哲学等。它的好处是直面理论问题本身，通过论证重构的方式与古代哲学家深度对话，危险则在于见木不见林，在聚焦具体问题时，将古人独特的哲思同他们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中剥离开来，看不到它所具有的历史特性，甚至于简单地用所谓的后见之明，把当下人的主张置于古人之口。
考虑到哲学史作为哲学子学科的特性，一种理想的哲学史，应该把上述两种讲法的优点结合起来，一方面保持对历史语境的敏感，另一方面又保持对论证本身的关注。因此，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一方面侧重梳理哲学思考发展的脉络，依次介绍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等为核心；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展示中拒绝面面俱到的传统做法，而是聚焦他们思想中最有原创性的一两个侧面，关注几个核心论题和论证，在澄清基本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不怕繁琐，一步步重构命题推演，展示如何具体分析和批判古人的论证，引导读者进入作为哲学的哲学史。在专题选择上，注重全面覆盖逻辑学（含语言哲学）、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知识论、伦理学、行动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各分支领域，展示各分支核心问题的历史由来，让这趟哲学史旅行也可以成为一部史料主导的哲学导论。当然，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自然有待旅行者的检验。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思考，想说的第二点是：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塑造着他们的哲学史观。什么样的哲学家能进入哲学的殿堂？什么样的哲学问题能成为哲学史研究的焦点？这些都取决于哲学史的书写者如何理解哲学是什么。
拉斐尔和他的同时代人也不例外。让我们回到《雅典学园》中的一个重要细节（图1.3）：画面的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丝毫不让人意外，他们几乎在所有时代都被看作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们手中各拿一本书作为自己的代表作：柏拉图的是《蒂迈欧篇》，而亚里士多德的则是《伦理学》。这样的选择多少让我们吃惊，因为我们更熟悉作为《理想国》作者的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成就，更被当代的哲学史家称道。拉斐尔的选择，甚至也不同于他之前的中世纪经院学者：在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也首先被看作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而柏拉图的名字虽然仍被推崇，他的著作却很少被人提及。那么，拉斐尔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图1.3 拉斐尔《雅典学园》局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同一间签字大厅的天花板上，一幅哲学女神画像（图1.4）对我们的问题做出了回答：哲学女神的两侧有两块小黑板，上面的拉丁语写着Causarum cognitio，“认识原因”，这被看作哲学的根本目的。哲学要让我们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而这里的事物不仅仅指自然物。这从哲学女神手中的两本书可以看出来：一册是“道德哲学（Moralis）”，另一册则是“自然哲学（Naturalis）”。在拉斐尔和他的同代人，尤其是人文主义者看来，哲学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两个分支：一是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即道德哲学，一是对人之外的自然界的因果解释，即自然哲学。此时我们就不难理解拉斐尔为什么会选择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因为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少有地谈到了他对自然万物的哲学理解，而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自13世纪被完整译为拉丁语以后，就被看作道德哲学的典范之作。
图1.4 拉斐尔《哲学女神》天顶画（1509—1511年），梵蒂冈博物馆。
我们今天重新探索哲学发展的最初历程，也和拉斐尔以及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非常依赖我们自己对于哲学是什么的理解，这是我们穿越历史的理论出发点。当然，这个理论出发点也可能成为理论偏见的来源。就像拉斐尔自己对哲学历史的理解，受限于他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我们对西方哲学历史的重构，也会受制于当下对哲学的流俗理解。要平衡这种偏见可能带来的误差，就需要回到哲学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过往的哲学家如何理解自身，如何理解哲学这门学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哲学是如何起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