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柏拉图：生平与著作

与之前讲到的哲学家不同，柏拉图是史上第一个著作基本完整流传的哲学家。甚至不仅仅是第一个，在古希腊几乎是唯一一个。尽管亚里士多德流传下来的著作也不少，但是有很多他生前广为传颂的作品，尤其是对话录，今天也仅有残篇留存。古人提到的柏拉图著作，我们今天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给了今人一个独特的机会去相对完整地了解一位古代哲学家。

1.柏拉图与他的时代

按照传统的说法，柏拉图公元前427年出生于雅典。有人说他本名阿里斯托克勒斯，“柏拉图”是他的绰号。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宽广的”“壮实的”。很可能是因为他身强体壮，肩宽背厚，曾经是一个出色的摔跤手，所以才得了这个诨名。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文风汪洋恣肆，气魄宽广。他来自一个历史悠久、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的贵族家庭：父亲阿里斯通（Ariston），母亲珀里克提俄涅（Perictione）。他父亲的血缘据说可以上溯至雅典国王科德罗斯（Codrus），他的母亲同样来自名门望族，可以追溯到著名的雅典政治家梭伦。公元前5世纪末，他母亲的家族中，还出现了克里提亚（Critias）和卡尔米德（Charmides）这样的政坛大人物。 两人曾短暂地作为“三十僭主”中的领袖人物统治雅典，也作为戏剧人物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柏拉图的亲友在雅典政坛影响巨大，就像托名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所提到的那样，柏拉图自己如果不是遇上苏格拉底的话，很有可能会以政治为业。

据说柏拉图对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他写诗，写悲剧，甚至有人说他就是在参加悲剧竞演的路上，遇到了苏格拉底（图3.2），当时柏拉图20岁，这次相遇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一生。柏拉图已经接触过哲学，有人说他是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 但是苏格拉底强烈的人格魅力，还有他所展示的全新的哲学反思方式，给年轻的柏拉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和一群雅典年轻人一样，追随苏格拉底左右，通过和导师以及彼此间的对谈，来锤炼自己的哲学思考。

柏拉图遇到苏格拉底之后不久，雅典政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雅典人对传统的民主政体感到绝望，他们选出了一个寡头执政的三十人政府，史称三十僭政时期。当然，这一对雅典民主制的反动，在历史上非常短暂，民主政体很快复辟。然而，重新建立的民主政体，对柏拉图的人生和思想，都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99年，正是在民主制政体下，雅典人指控苏格拉底引入新的神和败坏年轻人，最终通过投票的方式，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图3.3）

苏格拉底去世后，柏拉图开始写作。我们今天读到的柏拉图早期对话，就来源于这个时期，从公元前399年到前387年他第一次访问叙拉古之间。叙拉古是希腊人在西西里岛建立的一个城邦，当时的统治者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Dionysius I，前432—前367年）附庸风雅，宫廷中多文人雅士。访问叙拉古，是柏拉图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那里，他接触到当地的哲学流派如毕达哥拉斯派，同时也尝试推广自己的哲学思想。据说，他在和狄奥尼修斯一世谈到僭主制时，声称统治者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他所盘踞的高位一钱不值。这激怒了骄傲的僭主，他将柏拉图卖身为奴。靠着朋友的帮助，柏拉图才重新回到雅典。

柏拉图回到雅典后，很快就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这很有可能是受到毕达哥拉斯派强调团体生活的启发。这个学术共同体被称为雅典学园（Academia）（图3.4）。学园与其说像今天的大学，不如说更像科学院类型的研究机构。这里确实有一些有闲暇的年轻人追随柏拉图，聆听他的教诲。但更多的人是作为柏拉图的同事，参与这一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柏拉图尤其看重数学，认为不懂数学的人没有资格进入学园。他在学园里和同事们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不仅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涵盖伦理学、知识论、形而上学等领域的探究——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对于人们社会实践的经验观察和反思。公元前367年，在柏拉图60岁时，学园迎来一位非常重要的成员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希腊北部的年轻人。他在学园中的职务之一就是收集谚语。

亚里士多德到达学园后不久，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一世去世，他的儿子狄奥尼修斯二世（前397—前343年）在舅舅迪翁（Dion，前408—前354年）的辅佐下继位。迪翁在柏拉图第一次访问叙拉古时曾随他学习，过从甚密，此时借机邀他重返叙拉古担任国师，教育年轻的僭主，让他既能成为伟大城邦的统治者，也能成为哲学家，也就是《理想国》中所说的“哲学王”。 不想只当纯理论家的柏拉图再次造访叙拉古。可惜迪翁很快招致年轻僭主的猜忌，被驱逐出境。柏拉图虽然在叙拉古继续停留到公元前365年，但也无力唤起狄奥尼修斯对哲学的兴趣，还被怀疑试图颠覆现政权，只能落寞而归。

公元前361年，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阿尔库塔斯（Archytas，前428—前347年）说服柏拉图，相信狄奥尼修斯二世重新对哲学有了兴趣，第三次前往叙拉古。他到达后就立刻着手测试反复无常的僭主是否真对哲学有兴趣。测试的方式很简单：柏拉图相信真正的爱智者永远不会停止对真理和智慧的追寻，并且以此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无论要付出多少努力，无论面对多少艰难困苦，只有到生命的终点才会停下脚步；而伪哲学家们则会望而生畏，或者沾沾自喜于已经学到的知识，以为万物皆备于我。 显然，狄奥尼修斯没能通过这样的测试，因为据说他还试图写一本哲学书，而在《第七封信》的作者看来，真正的哲学只能口传，任何写作都是对哲学思考的背叛。 不久之后，柏拉图再次无果而归。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享年80岁。据说他临死前还在写《律法篇》。柏拉图是一个比较多产的作家，归在他名下的著作包括35篇对话和13封书信。不过，在他的学生和当时的人看来，柏拉图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学者，而且是一个像苏格拉底那样能够践行自己哲学理想的崇高人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中，曾经这样赞誉柏拉图：

他，凡人中独一位或头一位，

以自己的一生和言辞（logoi）清楚地展示

一个人可以同时变得善好（agathos）和幸福

现在再没有人懂得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柏拉图是个言行合一的人，而他不仅通过自己的言行成为道德高尚的好人，而且也蒙受神明的护佑，成为幸福的人。这就是所谓“德福一致”，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它将成为古代伦理学反思的核心话题。

纵观柏拉图（图3.5）一生，有五个历史要素对理解他的思想非常关键 ：

（1）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死（图3.6）。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哲学研究方法上。苏格拉底通过问答的方式启发、引导他的学生或读者探究真理，在他看来，哲学本身并不是在传授专门的技艺和知识，更不是神秘的人生智慧。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探索和追问。柏拉图主要以对话的方式展开自己的哲学思考，便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主张。他甚至会将苏格拉底式的诘难指向自身，通过自我批判的方式反思自己的哲学主张可能造成的理论困难，以此来邀请或逼迫读者与他一起探索新的思考路径。此外，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面对死亡的练习也被看作哲学的使命。

（2）雅典的民主制。苏格拉底在民主时代的雅典被投票处死，这对柏拉图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在《理想国》等对话中反思民主制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图3.7）。不过，我们也要注意雅典民主制对柏拉图思想的正面影响。对于苏格拉底和智者来说，逻格斯之所以重要，一个关键是在雅典的民主实践中，人们需要通过逻格斯（无论指言辞还是道理）来影响政治的发展。对于柏拉图来说，这两种不同的逻格斯之间的互动与对峙，一直是他哲学反思的一个核心内容：一方是苏格拉底以求真为目的的哲学论证，另一方则是智者们所实践的以改变人的心意为目的的修辞手段。哲学和修辞之争，在柏拉图的哲学思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此外，柏拉图开设雅典学园，也是为了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年）相抗衡。伊索克拉底是雅典著名的演讲辞作家，他不公开演讲，但像智者们一样以撰写和教授人们道德、政治、司法演讲辞为生。伊索克拉底于公元前392至前390年在吕克昂（请记住这个地点）开设了第一间修辞学校，一改智者们四处巡回授课的传统，深刻影响了希腊的教育传统。柏拉图希望通过建设自己的学园，来改变雅典基本的文化、教育和学术生态，同时以间接的方式去改变雅典的民主制。

（3）来自智者的挑战。以修辞为业的智者在自己的逻格斯实践中也展示出不容忽视的哲学倾向。上一讲已经通过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展示了它蕴涵的相对主义危险，以及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的德谟克利特式回应。此外，涉及习俗和自然之争中的非道德倾向，智者们的主张也主要通过《高尔吉亚篇》《理想国》等柏拉图的著作得以保存。智者们在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领域提出的挑战，是柏拉图要耗费一生去应对的难题。

（4）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柏拉图几次前往西西里，和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如阿尔库塔斯有深入的交往。（a）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转生，这使得柏拉图认为有必要严肃对待灵魂不朽的问题，这一点和苏格拉底有很大的不同；（b）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这引导柏拉图关注数学和事物的抽象结构；（c）毕达哥拉斯派是一个关系非常紧密的学术共同体，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一个宗教共同体。柏拉图认为，未来希腊学术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种共同体。教科书中的柏拉图常常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因此有必要强调哲学共同体的存在对于他的意义。前面也曾提到，在叙拉古的经历也让柏拉图去探索“哲学王”的可能性，或哲学家成为城邦理想统治者的乌托邦构想。

（5）其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影响。柏拉图年轻时曾经迷恋过赫拉克利特。他们之间的比较值得深入的研究：（a）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写作方式的相似：二者都采用了一种相对间接，甚至有时显得隐晦的写作方式；（b）另一个点是对政治既关注又超然的态度，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但他们确实既鄙夷现实政治，又不放弃对它的批判和对理想城邦的向往；（c）从具体哲学主张看，赫拉克利特关于“万物皆流”的思考最值得关注。按照我们的解释，这一方面是对运动变化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运动变化之外，去寻找真正可以支撑我们理解的事物。在柏拉图看来，后者在我们可以经验的可感世界中是不能够实现的，因为经验世界始终在流变当中，这将他引向巴门尼德。

巴门尼德的学说为柏拉图提供了使变化中的可感世界得以可知的本体论结构，只不过，柏拉图强调它不再是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通达的，而是要通过理性思考去理解的世界结构。巴门尼德对于“是”的反思，被柏拉图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他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甚至是他的哲学人类学的基础。

2.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的著作在他生前就广泛传播，成为喜剧摹仿和影射的对象。公元前1世纪中叶，柏拉图的著作（包括书信）被按照希腊悲剧四联剧（Tetralogy）的形式分成9组，它们通过忒拉绪洛斯（Thrasyllus，殁于36年）的编辑保存下来，不过其中有些作品是伪作，另有少数几篇一直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柏拉图四联剧作品集抄本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不过，还有一些更早的残篇保存在公元2世纪、3世纪的纸莎草卷中。

我们今天引用柏拉图著作，无论使用哪种语言的学者，都会采用一个标准版页码。例如图3.8的 330a2-b4，它实际上来自柏拉图全集的一个早期印本，由法国出版商Henry Estienne 刊印，而Estienne在拉丁语里对应的是Stephanus，因此，这个标准页码又称斯特凡努斯版页码。该全集为希腊语-拉丁语对照本，共三卷，最早将柏拉图的著作在篇名之外，区分出页和段落，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示，而同一页的段落则通常分为a、b、c、d、e，有时为了精确引用，在标示段落的字母编号后还会加上行号，以便查对原文。

对于哲学史研究者来说，柏拉图著作带来的一个麻烦是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图3.9）。按照传统说法，柏拉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他最早的对话写作主要围绕苏格拉底关心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展开，随后发展出自己对理论哲学的兴趣，特别是形式理论或理念论。他在晚期著作中又意识到这种形而上学和知识论主张内部的困难，并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根据这样一种思路，柏拉图的作品可以区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不过，即使在这种所谓标准解释内部，对于个别对话的归属也仍然存在争议，以下是基于弗拉斯托斯的版本：

早期对话：《申辩篇》《卡尔米德篇》《克里同篇》《欧绪德莫篇》《游叙弗伦篇》《高尔吉亚篇》《大、小希庇阿斯篇》《伊翁篇》《拉刻斯篇》《吕西斯篇》《普罗泰戈拉篇》、《理想国》第一卷、《美诺篇》；

中期对话：《克拉底鲁篇》《斐多篇》《会饮篇》、《理想国》第二至十卷、《斐德若篇》《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

晚期对话：《蒂迈欧篇》《克里提亚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里布篇》《律法篇》。

早期对话通常选择某一美德作为核心论题，对话者们尝试给出定义，以此展开更深入的批判性反思。这类对话，往往没有确定的结论，它是开放式的，苏格拉底和他的对谈者通过对话中的思想交锋，来推进他们的哲学思考。

中期对话则开始在伦理学之外，探索道德争论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本源。柏拉图认为我们需要引入善的形式或理念，来处理在伦理和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理论难题。在《斐多篇》或著名的《理想国》中，柏拉图引入了一整套以形式为核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模型，认为一个超越可感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形式世界，才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心灵之外事物的基础。

晚期对话包含着对中期理论的自我批判。例如《智者篇》深入讨论了形式理论包含的困难，指出它无法涵盖所有思考所必需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包括否定和静止在内的一系列跨越不同范畴领域的概念。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一标准解释在晚近的研究中招致多方质疑。例如下一讲要讨论的《巴门尼德篇》，从计量文献学（Stylometry）的角度看，它在语言风格上更接近《理想国》，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恰恰是对《理想国》和《斐多篇》中的形式理论的直接批评。所以，从内容上说，《巴门尼德篇》又更接近柏拉图的晚期作品。《美诺篇》和《普罗泰戈拉篇》也有类似问题，此处不再展开。

3.如何以哲学的方式阅读柏拉图对话录

对于今天的哲学史读者来说，更大的困难来自对话录这种文体本身所造成的解释学挑战。

柏拉图在著作中只有两次提到自己，一次是《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提到柏拉图出现在审判现场，另一次是《斐多篇》中斐多提到他因病未能见证苏格拉底的死亡。 在所有对话录描述的戏剧场景中，柏拉图是沉默的。在上一讲中，我们透过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戏剧人物去了解历史人物如智者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那么，柏拉图自己呢？对话录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角（不一定是苏格拉底）的论证，可以代表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吗？这恐怕是所有柏拉图的严肃读者都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在这些对话中，作为主角的苏格拉底有时也会被他的对话者反驳，被逼到进退两难的理论困境中。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重构柏拉图自己的思想呢？

更重要的是，在那篇托名柏拉图的《第七封信》中，我们已经看到早期柏拉图学圈有人直接主张哲学写作是在背叛真正的哲学思考。而在真正出自柏拉图手笔的《斐德若篇》中，对话者也对哲学写作本身能否展示和推进哲学思考，能否准确呈现哲学所追求的真理提出了质疑。所以，如何解读柏拉图的对话录不仅是一个哲学史问题——我们怎样去重构一个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它更是一个触及哲学本身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哲学和写作之间的关联，即哲学思考这样一种探索真理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借助书面语言或其他语言实践予以再现。如何回答这一问题，不仅决定着我们怎样理解柏拉图，也决定着我们怎样理解哲学写作本身，甚至哲学本身。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有关哲学是什么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问题。

首先要提到的是，柏拉图选择的并不单纯是对话录这样一种写作方式，而是苏格拉底对话录（Socratic Dialogues）。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后，不仅柏拉图在写苏格拉底对话录，色诺芬和历史上的斐多等一批古代作家也采用这一文体。他们认为这是纪念和更好地理解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一种卓有成效的写作方式：苏格拉底作为对话的主角，回到他关心的那些核心伦理问题，采用他习惯的问答方式来推进哲学思考。

不仅早期对话，绝大部分中期对话也都是以苏格拉底为核心的。柏拉图只有在中晚期写作中，才逐渐在《蒂迈欧篇》《智者篇》等作品中把其他人物作为对话的核心，但苏格拉底本人还需要出场。一直要到通常认为是其绝笔的《律法篇》，柏拉图才觉得可以不需要依赖苏格拉底来展示自己的思考。所以，柏拉图的对话录文体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从非常倚重苏格拉底到逐渐摆脱他。

我们当然也可以认为，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角色的变化未必象征着柏拉图自己思想的发展，而是他特意选择的一种展示自己思想的不同手段。当柏拉图觉得一个哲学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适合借苏格拉底之口来呈现时，苏格拉底自然成为对话的中心。而当他认为有些问题是苏格拉底自己没有触及的，比如说晚期对话中的一些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论题，就不再让苏格拉底作为主角来引导哲学思考。当然，最耐人寻味的是《律法篇》，柏拉图最后也是篇幅最长的对话，谈的虽然是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话题，但苏格拉底却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来自雅典的陌生人。

无论柏拉图的思想是否有过前后的转变，他对每一个对话各自的使命和对话角色的分配显然有精心考量。我们不应简单地将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任何一个人物当作柏拉图的传声筒，而更应该考察单部对话内部不同角色的思想交锋，考察鲜活而生动的对话如何在具体论题上推进论证和哲思。

德国著名古代哲学研究者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ede）的《柏拉图的论证与对话形式》一文有几点概括，很适合初学者了解如何在尊重对话文体特殊性的前提下，以哲学的方式阅读柏拉图对话：

（1）对话录不是伪装的哲学论著。一部哲学论著，就像后来归在亚里士多德名下的著作一样，通常会综述前人的研究，给出要论证的命题，再提供一系列论证，包括对可以考虑到的反驳的回应。柏拉图的对话录，确实也包含着关于同一论题的不同立场、不同论证之间的交锋。但是它拒绝用直白的论述方式来向我们呈现哲学思考。

（2）对话录首先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是虚构的。柏拉图的对话虽然常有具体发生的历史场景，但它更像一出包含哲学内容的戏剧，其中的人物不能等同于他们的台词或论证，而作者更不能混同于某个人物。

（3）对话录就是辩证法的实践。这里的“辩证法”用其本意，泛指对谈的技艺。弗雷德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苏格拉底式诘难式辩证法（elenchic dialectic）和当时流行的教学式辩证法（didactic dialectic）。这里可以补充一个后面会讲到的例子。奥古斯丁的《论自由决定》就是典型的教学式辩证法：它发生在师生之间，对话参与者并不具有平等的关系。与之不同，苏格拉底式对话更希望对谈者处于一种平等地位，例如《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他们都构建了一种可以辩护的主张。所以，在苏格拉底式对话中，我们更容易看到思想的交锋，尤其是那些以困局（aporia）结尾的开放性对话，它们要求所有对谈者更积极地介入思想和论证的发生过程。

（4）柏拉图通过对话向我们展示：真正意义的知识，至少在某些场合，会要求我们以符合论证的方式来生活，即知行合一。柏拉图本人就不想只做言语上的巨人。苏格拉底诘难法要求他的对谈者只谈他们实际接受的信念，而不是单纯地为论辩的要求随便提供一个主张。尽管他的智者朋友非常抵触，但苏格拉底始终坚持这一点。这或许是因为对话的作者柏拉图始终认为，哲思要帮助我们获取的，首先是以逻格斯或理性论证展示出来的哲学生活方式。我们因此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并不传授专门的技艺或理论知识，而是引导人们探索那些能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根本智慧，这种智慧只能源自一个人自己的理性思考和伦理实践。

（5）对话的形式意在使听者受到启发，引导听者重新思考所谈论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接受任何一个对话人物所持有的立场和结论。它需要对谈者以批判的姿态进入对话中，去反思包括苏格拉底在内的对话人物所提出的主张和论证。对话之所以是一种恰当的哲学思考方式，就在于它能够让一个听者在他的灵魂内部，以内在对话的方式把哲学思考延续下去，把哲学变成他自己的个人知识。

在我看来，最后一点是柏拉图对话录作为哲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它也是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面提到的理想的哲学写作应该有的特征。弗雷德的文章此处未及展开，但它恰好涉及几种不同的柏拉图对话解读策略争夺的关键阵地，这里需要稍作补充。

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专门讨论哲学和修辞之间的关系。在对话快结束时，他借用古埃及的神话，对哲学写作本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图3.10）。 柏拉图认为，任何形式的写作，在传达哲学思考时，都会有两个巨大局限：（a）一是不知道针对什么样的听者在发言。就像我在这里录视频课一样，其实并不知道大家作为听者是什么样的状态，也不能根据听者的实际情况、具体知识背景等来调整讲法。柏拉图认为，所有写作，都没法针对它的听众做到因材施教，因为它呈现的总是一个现成的文本；（b）当哲学作品面对反驳时，它也没有办法捍卫自己。如果我现在上一门面对面的讨论课，参与者在听到我的一个论证时，会有不满，会提出反驳，也会有人做出进一步的辩护，就可以有更深入的交流。而采用录像或者写作的方式，我就没法即时捍卫自己的主张。柏拉图认为，这正是写作在再现哲学思考时会遇到的最大困难。

施特劳斯学派和图宾根学派正是以这一讨论为重要依据，认为柏拉图对于写作作为展示本真哲学思考的媒介保持强烈的怀疑态度，因此我们要了解柏拉图真正的哲学思考，需要另辟蹊径。

图宾根学派认为在对话录之外，还有所谓“未成文学说”，仅在柏拉图学园内部流传，在现存文献（如亚里士多德的报道和后世杂家的证言）中仅留下蛛丝马迹，需要通过对比和梳理工作加以复原，其中包含二元本原学说（太一与不定的二）、善的理念等未来新柏拉图派进一步发展的高深理论。在图宾根学派看来，对话录只是用来激发初学者兴趣，或者提醒那些已了解不成文学说的门徒，并不是真正适合最深刻哲学思考的工具。

施特劳斯学派强调，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柏拉图采用了隐微写作的方式，将他最本真的思考向大多数读者隐藏起来，以免自己在写作中陷入不知何时回答、何时沉默因而不能向合适的人呈现思想、不能捍卫自己的困境。在对话录中，柏拉图特意通过自己的缺席和以苏格拉底这样一个以反讽闻名的人物为中心，将自己的真实见解隐藏在对话之中。因此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柏拉图的思想，而必须从字里行间追寻其隐晦的教诲。施特劳斯学派通常认为没有必要严肃对待对话中直接表露的思想立场和论证，因为这些“显白”的表达是用来迷惑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外行人的。

首先不得不说的是，在以上两种解释路径下，柏拉图作为哲学对话录的写作者的态度都是不 真诚 的，他并没有将听者或读者视为平等的、可以信赖的哲学对谈的对象，而是刻意隐藏了自己本真的哲学态度。这直接违背苏格拉底一再坚持的对话者必须谈论自己真诚哲学信念的要求，是对苏格拉底式对话录内在的平等对话精神的彻底背叛。

其次，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并非一般性地反对一切哲学写作，而是反对一种糟糕的哲学写作，一种灌输式的、僵硬的、让人不知变通的写作。 这从他自己的哲学写作实践中就能得到印证：《斐德若篇》并非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柏拉图并没有因为哲学写作可能存在的缺陷而放弃对话录的写作。因此，他自己选择的对话录这一写作方式本身，就可以看作对哲学思考如何通过书面语言传达这一难题的实践回应，而且他一直在探索不同的对话录写作方式，从依赖苏格拉底到摆脱苏格拉底，从简短紧凑的问答到长篇独白，并不拘泥于一种特定的写作模式。

最后，正如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柏拉图对话录的写作宗旨，就是在它的读者内心中唤起一个新的内在对话，让读者自己为对话中所展示的种种哲学思考和立场进行辩护或反驳，让读者自己探寻恰当的进入对话和进入哲思的方式，这可以很好地应对前面提到的哲学写作的两个局限。而且它远远胜过诉诸某种秘不示人的口传学说，或者某种出于臆测的微言大义，因为后两者都是在让哲学思考远离已有的论证和反驳，引向一种隐蔽但不容置疑的现成主张。

稍作总结，我们在进入柏拉图对话录时，最好不要把它看作现成哲学体系的展示，更应把它看作哲学对话的邀请。哲学的对话并没有由苏格拉底或者其他人物完成，它之所以常常没有结论，就在于它只给了我们一些引导性的记号、提醒，驱使我们自己去发现那些能改变自己根本生活方式的哲学思考，而不是接受某种一劳永逸的教条。 Z3SrHfsoPR7FFap3UOMmUCFtvEbaFPsHww0thDlfo5l7506MJLW2rP2sRrDlmN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