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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有两家在中国猎头史上举足轻重的公司诞生了。一家是总部在北京的公司，如今的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叫科锐咨询，以下简称科锐国际），另一家是当时总部在中国香港的伯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乐）。可以说，这两家公司都为猎头行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1996年，锦州人高勇（如图2-1所示）专科毕业，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在就业路上备受挫折，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一家小型猎企。高勇在半地下室的办公室里工作了3个月，由于总是占着电话，他和老板起了冲突，一气之下便离开了。离开后，他找到了锦州驻京办的负责人，在其鼓励及资助下，开办了自己的猎企。彼时的高勇应该不会想到，这家在民宅中诞生的猎企会在21年后成为国内第一家人力资源上市公司。
图2-1 高勇创业早期在人才招聘会上
注：图片由科锐国际提供
提起另一家知名猎企伯乐，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曾执掌伯乐多年的CEO（首席执行官）、创始团队成员庄华，这位知名的猎头人于2017年从伯乐卸任，卸任后于2018年1月2日正式运营了上海德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英文缩写为CGL，以下简称上海德筑），这是一家由猎聘投资、官网早年曾有“全球高端猎企”这一表述的公司，第一年营收就接近一亿元，震动了全行业。
与纪云和高勇不同的是，上海人庄华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之一，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他在上海情报研究所做过研究员、在大通银行做过项目协调人，后来，他帮一个美国朋友在中国做外贸生意，是合资厂的外方首席代表，再后来，他去了三得利集团，做业务拓展副经理。因为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以及优秀的外语能力、谈判协调能力，他作为“猎物”进入了猎头的视野。中国香港资深猎头顾问Louisa Wong在劝说庄华接下一家公司的Offer（录取通知书）无果后，突然转而问他：“要不要转型做猎头？”慎重考虑之后，庄华决定加入这位猎头顾问刚创办不久的猎企——伯乐，从此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猎头生涯。
那时，做猎头并不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也不是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喝着咖啡谈生意。那时，多数猎企没有所谓的人才库，更没有求职网站可用，为了寻找人才，猎头从业者可以说是使出浑身解数。庄华曾在烈日炎炎之下，骑着单车到客户竞争对手的店铺内，以找不到衣服色号为由要求见店长，对店长进行挖猎。
对庄华而言，公司从中国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后，客户资源还是不错的，一开始，他更多的关注点就在交付。与此同时，对高勇、纪云而言，需要考虑的还是客户从哪里来的问题。在一片蓝海市场里，虽然没有太多的同行竞争，但说服客户接受猎头服务对草根创业者来说并不容易，高勇见到招聘负责人时，通常会问一句：“有什么职位是外资猎头没有关掉的，可以给我们试试吗？”（“没有关掉”是业内口语化表达，意为没有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凭着“啃硬骨头”的精神，科锐咨询一步步成长为科锐国际。
先驱者们在路上艰难地走着，有的人和他们一样，还在路上，有的人却已经离场。不断地有人入场、有人离场，似乎是每个行业的必然，但不是每个行业都一直有人入场，且在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在国内，猎头行业从几个人从业开始，到后来几十万人从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这个角度说，选择本身没有对错，只是把握住选择并非易事。
伯乐的战略与大多数中国内地猎企任用年轻人的战略不同，它一开始就学习国际猎头的操作方法，即所接单子基本都有预付费（订金），按人才年薪28%左右的比例收费。伯乐的创始团队成员中，30岁出头的庄华竟然是最年轻的一个，其他人大多是职业经理人转型，或已做了多年的猎头顾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中国香港早已回归，港资背景的伯乐依然被视为“外资猎企”，而“外资猎头”在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与“高端职位”“资深顾问”画等号。
1996年这一年，国内消费品市场风起云涌，故事不断，令人津津乐道。但为中国公司的形势进行全景扫描的话，会发现当时的格局算得上是冰火两重天。“冰”的一面，是一直无法从低效率和旧体制中自拔的国有企业集群；“火”的一面，是民营经济在消费品、家电等领域高歌猛进，企业家们有着进入“世界500强”的美好憧憬。
每个行业都充满商机，无数人变得迫不及待。扩张，再扩张，企业家们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日后的事实将证明，在多元化浪潮中，那些失去理智和控制力的企业家们将自食其果。
猎头行业的先驱者们并非高人一筹，仅仅是因为他们基本只服务外资客户，所以幸运地避开了部分“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发展壮大的路上，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亚洲各国不同程度地受创，泰国惨烈，日韩强国也未能幸免。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国内最出色和成长最快的公司大多数出现在日用消费品领域和家用电器领域，但1997年发生的经济崩塌意味着这两大明星产业的“狂飙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猎头从业者们不敢轻易服务民营公司，毕竟，弱小时，让自己活下去是首要任务。
民营猎企的创始人背景各不相同，但大家所服务的公司基本集中于外资公司，这一局面，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后才陆续有所变化。
内资公司对猎头行业了解甚少，需求也几乎没有。一则，那时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企的管理层人员大多是委派、委任的，基层人员的流动性很小，多数人没想过放下“铁饭碗”；二则，少数放下“铁饭碗”的人大多“下海”经商，成了民企老板，早期都处于野蛮生长阶段，管理层人员不是亲戚、熟人，就是论资排辈的老员工。总之，在国企和民企里，都不存在对职业经理人的招聘需求，更谈不上雇佣猎头去专门招聘这类人了。
在所服务行业的选择上，早期的猎企也是比较趋同的。大家都选择了外资公司相对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快速消费品行业（以下简称快消品行业）、医药行业、工业。可以说，老百姓觉得耳熟能详的公司，基本上都在这些行业中，如肯德基、宝洁、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波音、福特、大众、西门子、巴斯夫等。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猎企几乎都在做外资公司的生意，帮它们招聘双语人才。当然，这些外资公司在用它们的先进技术、产品、管理理念换取我国廉价的高质量劳动力和广大的消费市场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内资公司的发展。一时间，让中国公司的名字被写入世界500强名录成了老一辈企业家的愿望。
在这一阶段，打造世界级、国际化的猎企的梦想也在猎头行业的广大创业者心中埋下了种子，不少人为此奋斗至今。
有人说，中国的“国家队”向来是大多数经济领域的主力军，只有在“国家队”不怎么参与的领域内，民营经济才有机会大展拳脚。这话不无道理，但在国内猎头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队”一开始就没有缺席。只是在这个领域里，民营公司因自身的优异表现，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对于多数人来说，草根创业、白手起家的故事更激动人心。
为了服务外商驻华代表机构及国外公司在国内注册的公司、代表处顺利开展业务，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地的外服公司相继成立。这些外服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上述公司提供各种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早年集中于提供劳动关系挂靠、薪酬福利代发放等服务，后来陆续延伸到招聘业务，其中包括猎头业务，即中高端人才的招聘服务。大家熟知的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有限公司，都是很早就成立的国有中介机构。
1997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家叫博思的猎企（如今叫博思人才集团，以下简称博思）在河南郑州成立了，它的前身是两年前的博思信息商社。博思的创始人滕超臣的入行充满机缘巧合，甚至可以说是急中生智之举。为了让自己有工可打，他花钱买了电脑，租了办公室，自己找到人力资源服务这条路，初衷是为了替当时经营其他业务不善的老板继续坚守。
这次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当时的企业主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滕超臣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创业路，值得庆幸的是，幸运女神选择了他，他选择起步的城市避开了大城市激烈的竞争，他选择的行业是当时很少有人关注的行业，而且，他是从人才招聘网站、当地的线下招聘会起步的，可以说，一时之间，在当地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使得他的公司能够在2004年正式专注于猎头业务领域。
即便国家推动了一批国有性质的中介机构成立，但还远没有普及到所有城市。
与日后回望的其他国内老牌猎企不同的是，滕超臣的公司一开始没有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落地，却也发展至今。这样的例子不多见，却也非个例，足以说明我国人力资源行业的市场具有属地化特点。
很多猎企在布局办公地点上有过失败的经历。
对于失败经验的总结，业内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败在了因地找人，而非因人设地。换言之，别家猎企在一个城市运营得成功，并非说明这个城市比其他城市更适合布局，只是因为这个城市有合适来运作这项业务的人，他可以招到顾问，也可以拿到职位。很多猎头创业者因为盲目跟风而在选址上吃了不少苦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句出自《孙膑兵法·月战》的老话，用在猎头这门生意上真的是再精准不过了。
到了1998年，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在我国有了更多显现，我国一向形势不错的出口增长率出现了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
1998年1月，中国香港暴发自1997年的禽流感越发严重；同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近三十个省市受灾，死亡四千余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当时，全球舆论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这时，国家采取的应对战略是拉动内需。
1997年，距离宁波人余仲望毕业已有四年，这一年，他来到了上海，因为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在上海开了一家人才中介公司，希望他加入，一起打拼。想着到大上海闯荡是个不错的选择，余仲望同意了。那天，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新客站）时，一抬头就看见了万宝路广告牌，内心顿时升起了万丈豪情。在当时上海最高的波特曼大酒店里转了转后，余仲望坚定了内心的想法：“上海如此之大，总有我的一方天地。”
不过，令余仲望没想到的是，1998年，才过了一年，他的同学便把当时自己创办的思强网（国内第一家人力资源网站）卖给了华南集团，不再做人才中介生意。
同学离开了，入了行的余仲望却依然觉得这是一门好生意。
1998年2月15日，上海仲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望咨询）成立。余仲望用三页手写信把自己在国企共事过的同事刘汪洋拉了进来，外加一名女同事Nancy（南希），三个人在康定花园的洋房里（如图2-2所示）开工了。天热时，大家中午想休息，就把几张桌子拼一拼，躺在桌子上睡一觉，下午开工后，余仲望会翻看报纸上的招工广告，把经理及以上级别人员的信息圈出来，一个个电话打过去……⋯在没有系统数据库的年代，余仲望和刘汪洋的大脑就是数据库，他们总是不断地翻看打印出来的简历，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就这样，业务一点点做了起来。
图2-2 康定花园
如今，康定花园已经是保护性建筑了，当年踏着它的木制老楼梯缓步而上的人才们，不少已经退居二线了。刘汪洋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当年，他拿着月薪几千元的薪水，面试月薪两万元的外资人力经理，十年后，那位经理的薪资水平和当年差不多，他却早已成了老板。当然，做老板的代价是很大的，毕竟，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事。多年后，刘汪洋依旧记得自己骑着自行车穿过农田，去给客户送发票的日子，那天天气晴朗、微风徐徐，虽然只是拿着一张不足万元的票据，但迎着微风的刘汪洋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他手中，前途一片光明。的确，直至今日，他和余仲望都依旧活跃在人力资源领域的舞台上。
所以，打工和创业，哪个更难呢？
同年，在拉动内需的大战略下，国家出台了一个重大决策——启动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中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地产热，无数财富故事在这个领域中演绎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下深圳的郭展序在一家地产公司做了两年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后，转身于2001年4月18日开了一家叫展动力人才资讯（中国）有限公司的猎企（如今叫展动力人才集团，以下简称展动力），“展动力”这个名字是他冲凉时的灵感之作。
展动力的猎头业务一开始就聚焦地产行业（第一次在招聘会上亮相的展动力如图2-3所示）。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随着行业不断升温，地产团队一直是展动力的主力团队。郭展序切入地产行业的时机足够早，比不少后来者早了十年有余，这为展动力在中国南方成长为一家大的猎企奠定了天时、地利。用郭展序自己的话说，我们公司一开始就做大单、成大单，我们是有大单基因的。的确，相较于传统的制造业、快消品行业，地产人才拿到百万年薪并不罕见。
图2-3 招聘会上的展动力
注：图片由展动力提供，是展动力成立之后第一次在招聘会上公开亮相
这一点和后来的互联网行业类似，可以说，这两个行业成就了一大批高业绩顾问，也成就了一大批依托这两个行业起步的猎企。只不过，多数人的涌入还在十年之后。
这一年，开业已经5年的泰来渐入佳境，不仅有相对稳定的客源，业务流程也越来越专业化。可以说，纪云对服务质量的要求是很严苛的，这位有着艺术家气质的创始人对于品控的执着带有一些近乎偏执的坚持。正如他认为星巴克咖啡这类速冲咖啡根本不能算咖啡一样，对于简历推送式猎头，他嗤之以鼻。他把自己对于专业的坚持与对于业务的思考写入了《泰来经律》，只是，没有人想到，这本册子的对外流传是因为泰来的落幕。
可以说，即便荣誉等身、办公室门口奖牌累累，作为北京市知名猎企，泰来依旧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它的创始人选择了不妥协，但个人并无不妥协于时代变化的资本，个人意志是很难与群体需求对抗的。其实，究竟是质量第一还是速度第一，市场是需要专业服务式顾问还是需要简历传递式顾问，在供需关系的博弈下很难有定论，有的只是谁能适应变化，在变化中活下来。
纪云少了那么一点变通，而商人是最需要灵活变通的一类人。
1999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
1999年11月，一张真正的全球化“门票”终于预售成功——这一年，中国与美国正式达成协议，后者表示支持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在多数老百姓还不清楚互联网是什么的时候，一批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投身互联网了。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的出现，宣告中国互联网元年（1997年）的到来。两年后的1999年，更多聪慧的人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希望——中国公司在全球经济领域找到了打破疆域和重建游戏规则的可能。
1999年1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公布了当时国内十大商业网站的名单，分别是新浪、163电子邮局、搜狐、网易、中国网、人民日报网站、上海热线、ChinaByte（比特网）、首都在线和雅虎中国。一年后，新浪在纳斯达克上了市。
1999年11月，有过多年个体书商经验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从事网络图书销售的当当网。同月，陈天桥向别人借了50万元，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这一年，互联网热刚刚在国内兴起，13年后，这股热潮才真正吹进猎头行业。在此之前，大多数猎企服务的是IT行业，而非互联网行业。换言之，在此之前，猎企所做的大多是给甲方公司找IT部门的人才或给专门为甲方公司提供IT硬件、软件产品及服务的公司（及这类公司的外包公司）找技术类人才，而非寻觅互联网人才。
这一年，留美归来的康兵辞掉了美国国际集团（AIG）首席代表的职位，他的妻子也辞掉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人力资源经理的职位，夫妻双双创业。为避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同业锋芒，两人选择在成都开办名为成都大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瀚）的猎企。在起初面积仅37.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电脑、传真机都是康兵和妻子从家里搬去的。在创新方面，康兵不仅选择了在成都设立公司总部，还启用了管培生人才战略。换言之，在各家有什么人用什么人时，大瀚已经在员工的供应来源方面做了思考和布局。
事实上，任何生意想要获取规模效应，都需要具备可持续化的低成本投入和可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两大特征，启用管培生人才战略，无疑是出于对这两点的考虑。能做出这样的考虑，应该得益于创始人夫妇都在500强公司里有过任职经历。这一战略后来被很多选择走规模化经营道路的同行模仿，其中包括从大瀚“毕业”的不少人，在这些人里，于2011年8月9日创办了杭州对点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点咨询）的廖四金是最成功的一位。
嗅觉敏锐的高勇看到了互联网大潮的发展趋势，在创业初期就想做招聘网站，可是1997年金融危机到来，他的资金周转困难，线上业务陷入了停顿。这是科锐国际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难关，也是最大的难关。当时，科锐国际还是一家没有几个人的小公司，高勇和他的创始合伙人团队，也就是他的师弟、同学，在小屋子里开了一场会——这应该是这家公司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会。最终，高勇决定安下心来，专注做线下猎头业务，并确立了只做医药、快消品、工业和IT四个行业猎头业务的战略。这在当时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看来，都属于非常先进的理念。
事实上，至今，依旧有一些小型猎企处于什么行业都服务、什么单子都接的状态。很多猎企怕聚焦行业会导致客户少、业务做不起来，却不知道不聚焦行业，人才积累散点化会令职位交付更困难，一样难以做业务。这世上总是加法容易，减法难，愿意做减法的人是少数，成功者也是少数。
这一年，《财富》杂志的年会在上海举办，意味着上海重新回到了全球重要金融中心的行列。后来的数据显示，在本次《财富》杂志举办年会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速度骤然加快，有超过70家名列世界500强的公司在这里投资、设立地区总部或者研发机构。这或许是总部在上海的猎企在数量上完全不输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不少人认为上海的猎企在整体质量上略胜北京一筹。
而在华南，重庆人陈勇在广州创办了一家名为Future Management Consulting（以下简称FMC）的猎企，创办日就是如今的“双十一购物节”。早年，陈勇做过政府公务员，在知名拍卖公司负责过行政工作，创业开办过学校，甚至短期参与过婚介所运营……⋯他涉足过多种职业，从市场、销售，到人事、行政，最后误打误撞地进入了猎头行业，加入一家名为Standard的猎企（以下简称斯坦达，后来被进入中国的万宝盛华大中华有限公司收购，万宝盛华大中华有限公司，业内普遍叫其英文名Manpower，以下简称万宝盛华）。
年轻人容易意气用事，当年的陈勇也不例外，在一个下属的鼓动下，陈勇在斯坦达工作了两年多后，就离开了这家公司，选择创业。外人的鼓动是一方面原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陈勇内心的坚定。在那个年代，成为拥有百万业绩的猎头是极少数人，这或多或少地鼓舞了陈勇再冒一次险。
虽然FMC总部在广州，但陈勇很早就把公司核心资源及精力投入了上海，或许是猎头的直觉告诉他上海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或许是他一开始就想做一家全国性的大公司。陈勇只身前往上海，很快选定要租赁的办公楼，他做决策很快，行动力也很强，只不过有时候，他的决策在常人看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比如，创业第二年，他就告别妻儿，孤身一人远赴英国留学。
多年后，陈勇表示，他那时只是急切地想要出国看一看、学一学。看一看国外的猎企是怎么发展的，学一学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做猎头，陈勇买书看；办公司，陈勇出国学，他属于典型的爱学问、喜思考的学究型人才。如果说别的老板会让人一眼看出是老板，那么陈勇在日后数年间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老师。他通过自己持续的探索，助FMC声名远扬，在一众老牌猎企里占有了一席之地。
200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人们总是对新的开始抱有极大的期待。
2000年，中国知名企业家马云登上了《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但国内互联网行业的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不容乐观，随着全球互联网泡沫大破裂，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中国公司未能幸免，新浪的股价跌至每股1.06美元的低点，搜狐的股价跌至每股60美分，网易更惨，它的股价一度只有每股53美分。
刚刚萌芽的中国互联网经济进入了始料不及的“低谷”，但纳斯达克的崩塌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影响并不大，因为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还在实体经济。
总的来看，这一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好年景。
在即将加入WTO的利好推动下，从年初开始，宏观经济走势明显上扬，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接近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8%，大部分公司的经济效益有所改善。
这一年，电信行业遭遇了反垄断重组，这件事普惠大众，当然包括每天都需要打大量电话的猎头从业者。
这一年，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刘汪洋离开了仲望咨询——他在和余仲望谈合伙事宜没谈拢后，友好地分手了。随即，刘汪洋于2000年10月26日创办了一家名为上海斯科人力资源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科）的猎企。虽然刘汪洋和余仲望两人的性格并不十分相近，但两人在日后维持了很长时间的深厚友谊，毕竟，借过钱的交情是任何人的人生中都不多见的。斯科和仲望咨询两家猎企都是业内为数不多的屹立二十余年不倒的公司，两位老板所采用的不同业务模式、管理方法，印证了当年两人会走向分离是注定的。
就在刘汪洋选好公司地址，正在亲自给办公室排线路的时候，接到了一家位于中国香港的公司中与他合作过的人事经理（业内习惯将人事工作人员称为HR，但本书皆以中文表述）的电话，说要招5个高级机电工程师。放下手里的活，拍了拍身上的灰，刘汪洋就开始打电话了，那些合适的人选似乎就印在他的脑子里。没过多久，刘汪洋就帮客户招到了理想的人才。
创业初期，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每个老板都是要亲自下场做业务的，每个老板一开始都是公司里业务最强的人。在猎头行业在中国出现并有所发展的早年间，这种特质是非常明显的。
在那个年代，即便没有预付费，客户也很少会同时找几家供应商合作同一个职位。换言之，那时的猎企手里有不少职位资源相当于是独家资源。这不仅是因为供应商少，还因为人才端的抢夺并不激烈。当然，即便如此，外资客户大多还是会优先选择外资猎企，只有在外资猎企的交付表现不佳时，才会考虑把业务转给民营猎企。
“中国制造”等于物美价廉的印象在那时还没有进入国内猎头行业的客户脑中。毕竟，那时，国内猎头行业刚起步，从业人员都是新手。在客户眼中，民营猎企有的仅仅是肯干活的人，而外资猎企有培训体系可以确保他们的顾问专业水平更高，人才库资源更充沛。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很多外资客户的采购权并没有被下放到在华机构，供应商是全球统一指定的，招聘服务也不例外。所以，国内民营猎企是伴随着外资客户在华机构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而发展壮大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被逐渐看见。
随着外商代表处变成中国总部，随着只有销售到开始设厂，再到设置研发中心，猎头见证着这些外企在中国的成长，这些外企也见证着猎头业务、人力资源服务业在中国的蓬勃发展。
2001年7月13日，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以下简称奥运会）的举办权。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在随后几年内，奥运经济将使中国的GDP增加0.5个百分点。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始终是中国宏观经济走势持续上扬的重要投资拉动因素和心理期盼因素之一。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
2001年让中国人在新世纪伊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2001年是中国年”的说法不胫而走，预言中国的未来与走向成为全球经济圈的热门话题。若干年后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很多预言都没有“自我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公司成长，仍在按自己的逻辑曲折前行，与那些过于乐观或悲观的猜想无关。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2001年时，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如果关注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销量，大家会发现，“中国制造”均已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虽说在国企的垄断与外企的强势渗透下，民营经济一直举步维艰，但在一些领域，由于政策的推动，部分民营公司“杀了出来”。
吴鹰创办的公司UT斯达康成了PHS项目的设备供应商，他为这款设备起名为“小灵通”。1997年12月，第一个小灵通无线市话试点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开通，当地消费者被告知，小灵通的通话费是3分钟0.2元，而在当时，中国移动或中国联通的GSM手机的通话费是1分钟0.5元，价差7.5倍，再加上使用小灵通接听来电不收费，同样一通电话，小灵通和GSM手机之间的价差在十倍左右。
仅仅3个月，余杭区的小灵通用户数就赶上了移动和联通用户数的总和。中国电信对小灵通的强势推广，让设备供应商UT斯达康获得了惊人的成长，但不得不提的是，这里面有不可忽视的政策引导作用。好景不长，2004年下半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大垄断巨头着力建设3G网络，降低了在小灵通方面的投入，直接冲击了小灵通市场，UT斯达康的业务随之大幅萎缩，传出大规模裁员以维持公司正常经营的消息。2019年，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公司的全资境外子公司开曼通灏拟以现金4922万美元收购UT斯达康。
2001年，同样依赖政策起家的另一家公司从筚路蓝缕一直走到了辉煌今日，这家公司就是李书福创办的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下简称吉利）。2001年11月9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了第六批《车辆生产公司及产品公告》，一款名为“吉利JL6360”的陌生车型榜上有名。在汽车史上，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这一新闻，被解读成中国加入WTO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9年后的2010年03月28日，吉利以18亿美元的价格，正式收购沃尔沃100%股权。
2001年的经济看起来是欣欣向荣的，但掩盖不了中国互联网处于寒冬的事实。坚持做电子商务的阿里巴巴决心重新来过，主要开发网络游戏和短信业务的网易是为数不多的清醒者、幸运儿。
同样看清局势的还有一家如今的知名公司。2001年1月，华为的任正非在《华为报》上发表了一篇6000多字的长文——《华为的冬天》。在过去的2000年，华为的销售额飙升至220亿元，赢利高居全国电子企业百强之首，不过，任正非已经清楚地预感到了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对电信市场的连累。任正非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2001年，全球电信产业果然出现惊天大滑坡，华为的国际对手美国思科业务严重下滑，全年仅报废库存的价值就高达22亿美元。在这样的逆境中，及时调整、“穿上了过冬棉衣”的华为却收获了255亿元的销售额，实现利润27亿元。
在公司发展的潮起潮落中，目光敏锐的猎头人往往可以在客户起势时赚得盆满钵满，跟风而至者却容易撞上客户步入衰退期，面临收不到佣金的窘境。“何时入场”考验的是各家猎企对经济形势、行业大势和公司走势的预判能力，预判能力强的，往往因选准了一家客户而活下来；预判能力差的，则可能疲于奔命，劳心劳力，最终颗粒无收。
正因为服务民营公司、高新领域的风险很大，大多数猎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专注于服务外资公司，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的品牌效应、市场口碑的大公司。可以说，世界500强公司清单就是猎企首选的业务发展（BD）目标，因为这些公司的用人标准更加透明化、标准化、统一化，盈利模式更加清晰、可预测。
猎企注意到民营公司有大生意，基本要到2010年前后了。
2001年和后续几年里，猎头行业最明显的特征是在本土玩家还没起势时，外资猎企大量涌入。外资猎企的涌入，让本土猎企看到了彼此间的差距。科锐国际的高勇在2019年的一次人力资源大会上说，自己出国考察与英国猎头交流时，他们觉得“进入中国市场，感觉如入无人之境”，这话中是否有夸张成分，我们很难界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本土猎企在这些年里服务的客户以年薪20万～50万元的白领居多。外资猎头进入中国，或接洽中国客户的生意时，定位的服务对象是更高年薪的群体，觉得没有竞争对手是很正常的事。此外，高精尖领域的科学家类、研发类职位交付也是那个时期本土猎头顾问的短板，毕竟，彼时，从业者们才刚刚入行，最早的不过十余年经验，无论是顾问，还是创业者，都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摆在这些先驱者面前的挑战，既有公司经营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挑战，也有行业特性带来的挑战。
这些先驱者里，有的人带领公司一路闯关，披星戴月地奔赴了明天；有的人的公司却永远地留在了昨天。
不管怎样，他们是那个时代里无数先驱者的代表。这些人发现了人力资源这座金矿，发现了猎头业务是“皇冠上的宝石”，并带着他们的热情和智慧、认真与敬业，以近乎原始的方式进行了早期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