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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狼2》的出现，不仅将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提高了一个档次，更在国际制作层面迎来了一个新高度。作为吴京由演员转型当导演的第二部作品，影片在延续《战狼1》的军事题材的同时，将场景从我国南疆转移到了非洲。而围绕非洲的话题从影片制作开始持续到公映之后，成为这部国产电影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
《战狼2》片头，一个拆迁镜头后场景切换至非洲某国，吴京本人饰演的冷锋解救了一艘受到海盗威胁的货轮，货轮靠岸后非洲朋友的只言片语快速勾勒出冷锋出现在非洲的前因后果。随后非洲小男孩的加入及其与冷锋的互动，不落痕迹地点出了冷锋与当地居民的友好相处，这是一幅中国人在非洲的生动缩影，也是在好莱坞主导的非洲影像世界里从未看到过的视听画面。而与非洲人做生意、喝酒、踢球这一系列写实风格的场景，既展现了普罗大众对非洲固有的认知，也还原了中非经贸合作的生动现实，这种地域的刻画和时代的分寸拿捏彰显了创作者有意突破好莱坞非洲叙事程式的创作意图。
不过，影片随后画风一转，把观众带入一个更为熟悉的场景。冷锋所在之处的平静很快被打破，这个非洲国家，拉曼拉病毒的肆虐导致了内战的暴发：红巾军为了夺取政权大肆屠杀民众；政府统治不力，总理被反叛军一枪毙命；感染了拉曼拉病毒的孩子被隔离在笼子里；贫民窟里饥饿的民众哄抢食物；观众能想起来的有关非洲的所有劲爆元素应有尽有。熟悉好莱坞的观众不难发现，影片集结了好莱坞多年走进非洲的所有经验：血腥、暴力、种族冲突、饥饿、贫困、疾病，还有几乎是硬缝入的几个动物和大草原风光镜头。由于聘用了好莱坞和香港地区的动作和特效团队，以及重金购置了相关军用道具，影片对血肉横飞和炮火硝烟的种种呈现，相比好莱坞影片有过之而无不及，化身为一部中国版的好莱坞非洲大片。
影片的主要情节是冷锋临危受命、去营救生命受到反叛军威胁的援非陈博士，这一情节直接复制自《太阳之泪》。在《太阳之泪》中，故事主线同样是非洲的一次种族大屠杀，美国军方派出一支营救小队解救援非的美国医生，但医生坚持要带70个非洲人一起撤离，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饰演的上尉经过内心挣扎后决定带非洲人一起穿越丛林，躲避叛军的追杀，最终在激战后完成了撤离任务。而在《战狼2》中，叛军暴乱、军方撤侨、美女医生、英雄救美，以及与叛军激战最后完成撤侨，主要情节点与《太阳之泪》类似。在《太阳之泪》中，美国大兵受命营救援非的美国医生，突出的是美国医生对美国大兵的感化（图1-6）。而《战狼2》中的中国援非医生直接被反叛军一枪毙命，冷锋从此与一个美国医生一路相随（图1-7）。这种若即若离的叙事关系，加上好莱坞式的场面奇观，使我们差点忘了自己看的究竟是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电影。
图1-6 《太阳之泪》中的美国大兵和美国医生
图1-7 《战狼2》中的冷锋与美国医生
回溯世界电影史，在殖民时期，西方人就控制了非洲的电影活动，电影的生产和传播大多是为宣扬和美化殖民主义。一位史学家写道：“电影到达非洲先天夹带着殖民主义，它的主要角色是为政治统治、经济剥削提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自1960年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以来，好莱坞电影不断被非洲民众指责为一种影像殖民，是欧美帝国结束以往的政治殖民之后的一种新的殖民样式，即利用文化霸权地位不断塑造和夸大非洲的负面问题，进而强化好莱坞式英雄人物的拯救情节，这种叙事的背后逻辑是强化非洲需要帝国主义帮助的印象。其带来的“正面”效果是为欧美在非洲的过去和现在赋予合法性，负面效应是带给世界观众非洲是落后的、血腥的、恐怖的印象，浸淫在好莱坞大片里的中国观众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往往谈起卢旺达就是大屠杀，谈起索马里就是海盗，正如在大部分非洲人的印象里，中国就是古老的武侠世界，中国人人会功夫，这些都难免流于管中窥豹。而在中非合作的新形势下，《战狼2》对非洲的刻画没能突破好莱坞十余年前的陈旧套路，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如果说画面和场景的处理是要赚取眼球经济——对投资者负责，需要满足观众之于非洲的种种想象，本身无可厚非，毕竟电影与生俱来带有商业属性。而且，作为虚构的故事片，而非公共外交纪录片，影片没有必要对非洲形象负责，只需对影片本身负责。然而，作为一部常态意义上的电影作品，其在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塑造方面同样出现了令人诟病的问题。影片的开头将非洲在地场景与中国人物故事结合得恰到好处，冷锋既不是一个带着优越感的外来者形象，更没有被刻画成西方电影中一贯的怜悯非洲人的救世主形象，而是一个融入非洲的中国人形象。但随着叙事的推进，影片中的反派人物，包括反叛军和西方雇佣军残忍嗜杀，有且只有杀戮动作，无疑导致了人物的扁平化；而非洲人作为正面人物也毫无主动性，在叛军面前犹如待宰的羔羊，在冷锋面前只能期待被拯救，并没有充当共同完成撤侨任务的帮手。影片只成功地塑造了冷锋这个中国影史上从未有过的闯荡非洲的孤胆英雄，而其他人物均为单向度的、扁平化的形象，使得整体的叙事张力和情感深度有所欠缺。
在好莱坞的非洲叙事里面，为了突出个人英雄主义，除了白人饰演的孤胆英雄，通常有一个性格主动的非洲人，他或许有非洲民族的劣根性，面对强权容易背叛、迷失，但在白人的启发和引导下，他逐步恢复理性，并在关键时候与白人肝胆相照，最后共同完成白人发起的援救使命，由此达到其意识形态叙事目的——突出白人对黑人的友好、教化，《血钻》（图1-8）即为典型的案例。而在《战狼2》中，影片主要设计了两个非洲角色，非洲小男孩是冷锋的干儿子（图1-9），他在上了中国军舰之后基本缺乏叙事功能性，因此后面用非洲小女孩帕莎代替他。帕莎全程镜头较多，但基本没有台词，只是陪同在冷锋旁边一个没有动机、没有意愿的道具。而非洲大妈以及嫁给中国人当老婆的非洲姑娘、在中资企业工作的非洲工人等角色都只是作为笑点或者背景而出现的。从人性的刻画角度来说，人类在面临被屠杀的绝境时应该极力反抗，但片中的非洲人在战乱中被屠杀之前毫无作为，再一次充当着“沉默的羔羊”。
图1-8 《血钻》中的白人阿彻和黑人所罗门
图1-9 《战狼2》中的冷锋和干儿子土豆
在人性挖掘方面，《战狼2》和《太阳之泪》一样，想要体现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和本国的价值观。无论是冷锋不放弃中资工厂的非洲人或者是美国上尉答应医生带上难民一起撤离，两部影片都想告诉观众主角在理智和情感中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但是观众是需要被说服的，如何让这种人道主义更为可信、情感更加真实，成为考验影片创作者的关键。《战狼2》中冷锋几乎未加犹豫就选择了带非洲人撤离，相比之下，《太阳之泪》设置了两次转折：第一次是撤侨开始时，美国大兵是挣扎的，在上直升机时他放弃了非洲难民，而目睹教堂的屠杀之后他决定返程带非洲难民穿越丛林；第二次是当他发现叛军的疯狂追杀源于难民中有尼日利亚总统的儿子时，在交出此人换取任务成功和孤注一掷保护所有人之间，他又一次不得不做出抉择。这种转折伴随着叛军暴行的一次次升级而出现，叛军越追越近，形势越来越危急，由此营造出观影的紧张感。作为一种叙事的铺垫，最危险的时候也往往也是人性光辉迸发的时刻，于是，从一度考虑放弃非洲难民到最后愿意舍弃自己的性命拯救非洲人，美国士兵们在叛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中迸发出了人性中最大的善良，这种人道主义和价值观更具“普世价值”。
《战狼2》叙事的遗憾之处在于多是硬宣传，缺少软处理。影片中有两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一是在大使馆门口，反政府武装举枪的千钧一发之际，中国的大使走出来大喊“We are Chinese, China and Africa are friends”（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和非洲是好朋友），红巾军的头目使了个眼色马上下令撤退；二是大使在和总理通话时强调“总理先生，你听我说，贵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遗憾，但是我相信，你也一定不会忘记历史上我国对贵国的援助之情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我相信你也知道援非的陈博士对非洲的重要性。请派兵保护陈博士的安全”。应该说，影片创作者有意突出中非友好关系，但由于没有深刻植入叙事肌理，没有在人物关系发展中建构起来，中非友好在影片中成为流于口号的表达，并不能得到观众的深刻认同，某种意义上也错失了对中非合作生动诠释的机会。
伴随着我国电影实力的提升和中非联系的增强，中国电影摄影组开始走进非洲，这是中国和非洲都希望看到的影视合作新面貌。近些年，非洲由以前的文化沙漠逐步演化为希望的热土，我们国人不断走进非洲、了解非洲，在这个意义上，影片是政治正确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毕竟直至今日能直接去非洲亲身体验的国人并不太多，我们期待电影这门雅俗共赏的艺术样式能重新打开了解非洲的窗口，而在《战狼2》这个非洲叙事的先锋之作中，不仅有中国常驻的大使馆、有医疗队，还有与非洲人民相亲相爱的底层务工人员，在长期被好莱坞所垄断的非洲影像世界和所遮蔽的中非关系表述里，这种能比较正面反映中非友好的影片是具有极大的突破和创新意义的。
影片为了还原真实的非洲，远赴南非最危险的贫民窟拍摄飙车、打斗等场景，这种专业精神值得肯定。从项目运作的角度来说，虽然海外取景在人力物力方面会产生更多的成本，但是随着主流观众审美口味的变化，海外取景对于增加电影的宣传点、丰富电影的视觉和故事内容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事实上，从第一次走进非洲看景到影片公映，片方不断展开在非洲拍片多么可怕、多么恐怖的宣传攻势，虽然票房成绩的高额回报达到了片方的预期，但作为整体议程设置的发动机，不免有消费非洲之嫌。因为，这个非洲救援的故事只是把背景设定在非洲，并且炒作非洲拍片这件对于中国电影界比较新奇的事，并没有深入挖掘非洲元素，影片中的非洲似乎放在哪里都行，影片开头字幕只显示“印度洋马达加斯加海域”“非洲圣马塔萨瓦”等地点，没有标明具体的国家，不仅避免了在中国拍摄大部分场景的不便，也不会涉及非常具体的国与国关系、引发敏感话题，又达到了使电影具有“走进非洲”的冲击力。
对于《战狼2》而言，影片尽管已在海外上映，但其市场定位并不在海外，影片走进非洲（取景）其实是为了走进中国（市场），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希望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我们定位在国内；一方面，我们希望聚焦非洲，把非洲当做卖点；另一方面，我们并不严肃看待非洲并且拍摄非洲。在这种逻辑下，影片的视野和高度疏离于其精心打造的国际阵容和国际叙事。
《战狼2》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整体困境：形式上出去了，内容上出不去。而《战狼2》在国内的票房奇迹偶然性因素较多，中印边界纷争、八一建军节等热点事件，以及《建军大业》的上映，所有这些符合宏大主题的热点凑在一起，使得这部军事题材影片在一开始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而影片中出现的军舰、国旗、护照更是调动了观众的爱国情绪，由此引发了创历史的观影热潮。但联动国家时事和社会情绪并不是由片子所决定的，其成功模式对于未来走进非洲拍摄的中国电影并不具有复制性。
《战狼2》的非洲叙事，其实反映出我国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对于非洲的了解不足，集中体现在电影创作者的非洲叙事没有跟上非洲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与此同时，我们普罗大众对非洲的接受还没到达正确认知的水准，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家宏大主题与非洲叙事的断裂。设想一下，如果拍一部正常表现非洲和非洲人的喜剧抑或爱情类型电影，恐怕没那么多受众要看，这究竟是一时的选择还是永久的无奈？作为社会的镜子，电影叙事其实反映出中国和非洲在经贸合作过程中加强人文交流的必要性，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题材影片甚至是中非合拍片，有赖于中国社会对非洲的认知水平的整体提升。毕竟，如《战狼2》的台词所说，“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