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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20世纪50年代朱德熙在保加利亚编写的《华语教材》，蕴含了朱先生对汉语汉字的深刻认识、对汉语语法的独到见解、对汉语二语教学和教材编写的重要理念，是对外汉语教学史和现代汉语语法史上的珍贵文献。文章简要介绍了该教材的基本内容，梳理其语法系统，归纳其主要特点，分析其历史地位和史料价值，并对其中所体现的朱先生的学术思想作了初步探讨。文章在介绍手稿保存现状和梳理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呼吁尽快整理出版这一珍贵的学术遗产。
关键词 朱德熙《华语教材》 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语法
朱德熙先生（1920—1992）不仅是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家、杰出的教育家，而且是新中国第一位公派对外汉语教师，是当之无愧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先驱。1952 年至1955年，朱先生受教育部派遣赴保加利亚任教，而朱先生作为北京大学语言学教师，他的海外汉语教学，特别是他开启的教学模式和编写的汉语教材，必定体现了他对汉语、汉字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原生态的认识，这本身就很值得研究。进一步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国内还没有普通话的概念，没有汉语拼音，对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没有对外汉语教学经验的情况下，中国著名高校的一位语言学家在海外所开展的拓荒性的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工作，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其研究价值无可替代。
遗憾的是，朱先生生前对他在海外近三年的汉语教学经历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业界也未能采访和研究朱先生这段教学经历和先生的教学理念。好在朱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正式出版的教材和一部教材手稿。这就是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第一部教材《汉语教科书》（УчебникпоKитайскиEзик）。这部在保加利亚出版的教材有一个母稿——朱先生的手稿《华语教材》。手稿 ① 原件没有封面和目录，首页即为“引言”部分，在该页天眉位置左侧写着“华语教材”，右侧写着“二八四页”，不确定是否为朱先生所写。据此，手稿共计当为284页。手稿中页码22分为22a、22b，页码23分为23a、23b；最后一页标为283，但课文内容并未完成，后面应有缺页 ② 。
迄今，我们看到施光亨（1993）和董淑慧（2014a）对朱德熙先生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学科建设的关心、支持和发表的重要意见及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董淑慧（2006、2014b）和沈庶英（2012）对朱先生合编的《汉语教科书》进行了介绍并研究了其本土化特色；鲁健骥（2007）和郭锐（2020）对朱先生的《华语教材》手稿进行了相关的介绍和研究。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从手稿《华语教材》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价值和在现代汉语语法史上的价值两个角度出发，介绍教材的主要内容，梳理教材中的汉语语法系统，归纳教材的特点，探讨教材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同时对手稿现存状况及学界相关研究现状作简要介绍，并呼吁应尽快整理出版朱先生的《华语教材》这部珍贵的学术遗产。
2.1 基本内容
全书包括引言、语音、语法和标点四部分。
引言介绍了汉语的几大方言，指出北京话是汉语的标准语。讲解了汉字上下和左右两大结构分类及字体，并指出汉字总量有四万七千多，但只要学会了1556 个字，读一般书籍的时候，95%的字都可以认识。介绍了字和词的关系，指出汉字与拼音文字在书写上的不同——词与词之间不留空。最后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里还保存着一些文言词汇和成语。在进入具体的汉语语言项目的学习之前，对汉语作一番概括性的、针对性的介绍，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汉语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学走向世界的初始阶段。不仅如此，所介绍的内容均系汉语的关键特征和汉语学习的关键问题：（1）汉语存在多种方言，但外国人要学习的是标准语北京话；（2）汉字是汉语学习的关键，但汉字主要只有两大结构类型，汉字数量众多，但需要学习的只有1500多字；（3）说明字和词的关系，恰是向学习者表明，汉字不仅是书写汉语的文字符号，也是汉语的构成语素，学汉字基本上就等于学习汉语的词语；（4）指出汉字与拼音文字书写上的不同，即不分词连写，正是汉语书面表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指出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含有一些文言词语和成语，则正是说明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说，引言字数不多，但所提及的内容却涉及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根本特点与核心问题，口语（北京话）和书面语，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汉字的特点与字量需求，汉语书面语的特点（文白融合）及书写形式上与拼音文字的差异（不分词连写）。这些“少数关键知识”为汉语学习者和使用教材的教师指引了方向，奠定了心理基础，有助于外国学生克服对汉语汉字学习的畏难情绪，当然也体现了朱先生对汉语汉字及其作为外语教学特点的深刻认识。
语音（第1—5课）。这部分依次介绍了声调（4 个）和单纯元音（7 个）、辅音（22个）、二合元音（9个）和三合元音（5个）、轻声和变调、儿（化）等，最后明确本教材采用注音符号作为标音符号。语音部分每课的结构是“列出语音项目—逐项讲解—发音练习”。用五课课时系统学习汉语的语音，体现了朱先生对打好学习者语音基础的重视。而采用注音符号标注汉字和词语的读音，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做法，也很好地弥补了汉字“见字不知音”的缺憾。图1、图2 分别为《华语教材》中的辅音表和注音字母表（朱德熙先生手迹）：
图1《华语教材》辅音表
图2《华语教材》注音字母表
语法（第6—41课）。《华语教材》是一部以语法结构为中心的汉语教材，全面系统地讲解了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每课的结构是“语法讲解—生字—课文”，语法知识放在首位，所占篇幅很大，而且课文也主要围绕语法点设置（程相文2001）。《华语教材》共设语法项目（包括词法和句法）111个，详见表1 ③ 。手稿“生字”即词语表，就是每课课文涉及的词语及一些结构，按双栏编排，左栏是词语/结构，右栏是注音字母。整部教材的词语/结构的总量在2350—2400 个 ④ 。课文设置从形式上看，包括词组、短句、段落、会话（包括一问一答简单对话和多轮的复杂会话）、短文等，有的课由两种或三种形式组成。第6课是词组，第7课由词组过渡到短句，第8课由短句过渡到简单段落，第9、10课是一问一答简单对话和句子，从第11课开始出现稍长一点儿的会话和段落，从第23课开始出现短文和较长的会话。不难看出，教材中的语法项目也包括词法内容，同样体现了汉语特点。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词的构成原则和规律就显得十分重要。课文学习内容的呈现，体现了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编写原则。
课文既有与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如第25 课会话《找钥匙》 ⑤ ），也有与保加利亚社会生活相关的（如第35课《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更有介绍中国国情和文化的（如第34课《刘胡兰》、第36课《论人民民主专政》节选）。从体裁上看，手稿的选文也很多样，涉及诗歌（如第32课《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散文（如第30课《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原文节选）、寓言（如第28课《龟兔赛跑》）、小说（如第40、41课《难忘的航行》）、剧本（如第37课《西门豹》）、政论（如第39课《纪念白求恩》节选）、新闻报道（如第26课《保加利亚减低物价》）等。作为一部零起点综合性汉语教材，朱先生在课文的编选方面可谓用心良苦，这样的编排对学生目的语语感的形成是很有帮助的。第6—41课并未设置练习，鲁健骥（2007）猜测“大概是要由张荪芬女士完成的”。据董淑慧（2006），保加利亚出版本《汉语教科书》也未设置练习，据张荪芬回忆，当时朱德熙先生用汉语授课，她负责翻译成保加利亚语，课外她给学生进行辅导和练习，这些练习题目比较零散，教材出版时没有编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但是，课文内容的选编，不仅涉及当地学生的生活，更涉及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为面向海外的汉语教材编写开辟了课文内容取向的一个范式，而选文题材和体裁的多样化，也为汉语教材编写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表1《华语教材》语法点
续表
续表
从上表不难看出，《华语教材》的语法点，既呈现了汉语语法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特点（如各类数量的表达，“几个重要的结果补语”，“要是……就……”等）。这一语法体系及内容，为后来的教材语法内容的编写和基础语法大纲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标点（第42课）。这部分讲了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叹号、引号、括号、破折号、省略号、专名号、书名号、着重号14 种标点符号的书写形式和具体作用。“在对外汉语教材中介绍标点符号的，《华语教材》是仅有的一种。”（鲁健骥2007）而这同样关照了汉语书面表达的特点。汉语没有形态标记，又不实行分词连写，这对习惯了分词连写的欧美学习者来说是个不小的困难，而汉语的标点符号不同于拼音文字的标点符号，具有重要的表意功能，是外国学习者应该熟练掌握的，以便于更好地阅读理解汉语文本。显然，花精力介绍汉语的标点符号，体现了朱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对学习者的关照。
2.2 语法体系
《华语教材》以语法结构为中心，将语法项目分散到各课来进行教学，但也作了一些总结和归纳，以便勾勒全书的语法体系，从而帮助读者对汉语语法形成完整的概念。我们参照鲁健骥（2007），对《华语教材》的语法体系作简单梳理。
2.2.1 字和词
《华语教材》中“字”分为三类：有意义，可单用（“人、手、好、红、打、来”）；有意义，在现代汉语中不能单用，常跟别的字连在一起造成词（“民、语、义、购”）；无意义，不能单用，永远跟别的字连在一起组成词（“葡+萄、蝴+蝶、蹒+跚”）。并指出第一类的字同时又是词，第二、三类的字不是词，它们只是词的材料。“这里朱先生实际上是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素的问题。这是很超前的。”（鲁健骥2007）“讲西方语言的语法，词和句子是主要的单位，语素、短语、小句是次要的。”“讲汉语的语法……语素和短语的重要性不亚于词，小句的重要性不亚于句子。”（吕叔湘1979，14-15）可见，重视语素的教学，就是抓住了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遗憾的是，后来的一些汉语教材未能继承朱先生这一汉语教学理念，对语素的教学重视不够、教学应用研究不够。
《华语教材》总结了名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重叠，并指出重叠后表达的意义和功能。介绍汉语的词头和词尾，重点介绍了“儿、子、头、们、了、着、得”等7个词尾，分别说明了它们的作用。在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中，词的重叠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形态变化，其变化形式与意义值得向汉语学习者介绍。《华语教材》指出复合词有两个音节、三个音节、四个音节甚至更多音节的；复合词构成成分可能都是词（“火车、去年”），可能都不是词（“语言、什么”），还可能有的是词、有的不是词（“瞎子、今天”）；复合词的五种构词方式：主谓式（“面善”）、主从式（“向日葵”）、联合式（“城市”）、动宾式（“致敬”）、动补式（“打破”）。对复合词构成成分的精细说明，可能只有语言学家出身的汉语教师才能做到，而对复合词五种基本构成方式的呈现，则无疑是在教授汉语最核心的词法知识，实际上也是在教授汉语句法（短语）的基本构成方式，因为汉语的词法和句法基本是一致的。
2.2.2 词类
《华语教材》指出，汉语词类区分比印欧语复杂，汉语词没有词类标记，汉语词功能变动范围比一般印欧语大。教材把汉语的词分为11类：名词、量词、动词、副动词（即介词）、形容词、数词、代词、副词、连接词、语气词、象声词。提出五点注意：一是助动词归入普通动词；二是副动词不能做句子的主要动词，有的动词既是一般动词又是副动词；三是形容词主要修饰名词（“大房子”），也可以修饰动词（“大笑”），有些还能修饰形容词（“真热”）；四是副词只能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不能修饰名词；五是象声词包括两类，“啊、唉、哟”类和“叮当、哗啦”类。朱先生可谓一生关注和研究汉语的词类问题，并且得出汉语真正的特点之一，便是“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朱德熙1985，4）的经典结论。而《华语教材》中的词类分类和说明，可能是朱先生对汉语词类最早的认识。
2.2.3 短语
词与词结合就是短语。《华语教材》把短语分为五种：联合结构（“紧张而严肃”）、主从结构（“努力地学习”）、动宾结构（“克服困难”）、动补结构（“打扫干净”）、主谓结构（“头疼”）。并指出主谓结构独立使用就是句子，当用在另一个句子里时，就担任主语、宾语、谓语等职务。以上五种结构常常结合起来造成复杂的结构（“紧张而严肃的空气”）。其中，特别指出主谓结构的特点和功能，正是朱先生对汉语主谓结构的独到认识，也体现了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朱先生后来明确地概括为“汉语的主谓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它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它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做句法成分”（朱德熙1985，8）。因为“主谓结构是西方语言和语法的主干”，“就英语语法而言，讲主谓结构是必需的”，“主谓结构在汉语里至少可以说不像印欧语那样占据中心地位、根本地位”。（沈家煊2019，6、8、12-13）
2.2.4 句子成分
《华语教材》将句子分为主语、谓语、宾语、名词的附加语、动词的附加语、全句的附加语、动词的补语、形容词的补语。
2.2.5 复合句
《华语教材》指出复合句可以根据分句之间意念上的关系，分成联合、交替（即选择）、因果、目的、条件、转折（对立）、让步、时间八类。连接复合句内部分句最常用的是连词，有时也用副词，或是连词和副词一起用，也可以不用连接成分。
2.2.6 其他方面
关于句型，《华语教材》没有明确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之分，但已经提及主谓句的下位分类：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叙述句）、形容词谓语句（描写句）以及主谓谓语句。动词谓语句讲到了“把”字句、“被”字句、连动句（连动结构）、兼语句（兼语结构）等。关于疑问句，《华语教材》明确了特指问句、是非问句、选择问句、反复问句（即正反问句）四类。此外，《华语教材》中还讲到了双重否定、判断句、比较句、反问句、双宾语句子、宾语前置、“是……的”强调结构等。
2.3 主要特点
第一，作为开创性教材，语法体系完整，语法项目选择周全，阐释严谨规范，科学性强。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华语教材》几乎囊括了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形成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汉语语法系统。语法项目的选择也较为详尽，把从词法到句法的整个语法系统切分为111个语法点，顺应其内在联系，从易到难编排，同时尽量做到主次配合，重点突出，难点分散。在具体解释语法项目时凸显功能和用法，说明问题时为了便于理解，有时还采用图解的办法。如第19课用4幅图呈现“进、出、上、下”，用2幅图呈现“来、去”，用8幅图呈现“进来—进去、出来—出去、上来—上去、下来—下去”。第20 课用4 幅图分别说明“了”和印欧语“时”的概念不同、汉语中“开始、持续、完成”不同阶段的“态”、两件事都发生在过去和两件事都发生在将来的时态问题，见图3:
图3《华语教材》关于“时”和“态”的形象图示
语法讲解遵循二语教学的特点，必要时特别说明错误用法。如第19课讲“趋向补语和宾语在句子里的位置”时，指出像“屋子”这一类宾语的位置不自由，如：
走进屋子。不能说：走屋子进。
进屋子去。不能说：进去屋子。
走进屋子去。不能说：走屋子进去。也不能说：走进去屋子。
第二，作为二语教材，注重汉外语言的对比，发挥保加利亚语对学习汉语的作用，实用性强。汉外语言对比，在《华语教材》中随处可见。教材语音部分，汉保语音对比贯穿始终，凡是有对应的音，都不再讲解发音部位和方法，只讲两种语言的不同，汉语有而保加利亚语没有的音才重点讲解。下图是朱先生手稿中一组单纯元音的讲解内容：
图4《华语教材》元音讲解示例
语法部分，既有汉保语言对比，也有汉语与其他语言的对比。比如，第7课讲描写句，说“‘很’字用得极频繁，因此力量也最弱，除了重读的时候，它不能译为保语的много”。第40课讲词类时，有五点注意，其中后三点注意都涉及汉保语言对比：“汉语的形容词相当于保语的形容词和一部分副词。”“副词的特点是只能修饰动词或形容词，不能修饰名词，比保语的副词小得多。”“象声词包括两类：一类相当于保语的междуметие ⑥ ，如‘啊’‘唉’‘哟’之类；另外一类……”第17课讲“在”和“到”的区别时，指出“‘在’表示的意念是静止的，就是说，用‘在’的时候动作和地方之间只有一种静止的关系。用‘到’的时候，动作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是‘动’的。‘在’和‘到’所表示的意念之间的区别相当于俄语где和куда之间的区别”。第20课讲动词词尾“了”时是这样说的：“汉语的动词没有‘时’的变化，‘了’字表示的不是印欧语的‘时’，而是一种‘态’，印欧语的‘时’是以动作发生的时间为根据的。上面两句话（他买了很多中国书。/我照了一张相。）译为保语，动词都要用过去时，因为‘买书’‘照相’的动作都发生在说话时以前。……汉语的‘态’是以动作的各个阶段（开始、持续、完成）为根据的。”通过对比分析，呈现学习者所学目的语（汉语）与其母语（保加利亚语）、相对熟悉的语言（俄语等印欧语）的异同，方便学习者掌握目的语（汉语）。
第三，作为最早的国别教材，突出保加利亚特色，融入、利用保加利亚当地资源，凸显了教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也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设计。《华语教材》大部分课文内容都围绕保加利亚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设计，也有一些课文直接融入或利用保加利亚的社会文化和国情等。如教材中多处使用了保加利亚人名、地名、货币名称、报刊名称等，体现了教材的国别化、本土化。有三课课文直接介绍了保加利亚的情况：第20课《到维多山去》中的维多山是保加利亚知名风景区和旅游疗养胜地；第26课《保加利亚减低物价》反映的是保加利亚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经济情况，物价是与保加利亚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第35课《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涉及保加利亚文学和文化。这些“本土化”元素的融入和利用，“不但能创造一种使学生感到亲切的氛围，从而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可以满足他们表达的需要”（鲁健骥2007）。
毫无疑问，《华语教材》在对外汉语教学史和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上，均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特殊而重要的价值体现在，这部手稿创下了多个“第一”：新中国第一代汉语教师在海外开拓性开展汉语二语教学留下的珍贵资料；新中国第一部在海外正式出版的汉语教材的底稿，开创了现代汉语作为二语教学的教材编写模式；教材中呈现的语言点，建构了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第一位由中国的语言学家编写的汉语二语教材；第一部国别化汉语二语教材。所有这些“第一”，不仅体现了现代外语教学意义上的汉语二语教材的体例、教学模式、语法体系和内容取向中外兼顾的双向原则与内容诠释的中外对比原则，更是深刻地体现了汉语二语教学的诸多关键性特征（参见上文相关分析），为建构具有汉语汉字特点，体现汉语跟汉字特殊关系的汉语二语教学理念、教学原则和教学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手稿的诸多“成果”，有不少被后来的教材编写继承了下来，也有不少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和承传，更为重要的是，还有更多体现朱先生对汉语特点和汉语二语教学特点的认识以及教材本身所蕴含的理论和思想未被挖掘出来，而这也正是出版这部手稿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尤其是国际中文教育需要继承和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作为以语法结构为纲的教材，《华语教材》不但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在现代汉语语法史上也有重要价值。《华语教材》中的语法体系已较为完整，不少具体的语法学观点与朱德熙先生后期的著述一致，可以看成是以《语法讲义》（朱德熙1982）为代表的朱德熙语法学的源头。另外，《华语教材》更注重语言表达功能的分析，这与以《语法讲义》为代表的成熟期的研究更注重语言结构的分析有所不同（郭锐2020）。但因《华语教材》在国内没有出版发行，而手稿又被“束之高阁”，学界未能对其进行研究。几部主要的语法学史著作对朱德熙先生语法思想的阐述也主要围绕20 世纪80 年代出版发行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语法讲义》（1982）、《语法答问》（1985）等，而对《华语教材》这一“源头”均未涉及，但实际上，这部教材已然体现出诸多朱先生的语法学思想，如对语素的重视，对汉语主谓结构特点和功能不同于印欧语中主谓结构的认识，等等。1999年推出的五卷本《朱德熙文集》也未收录《华语教材》。然而，《华语教材》体现了朱先生对汉语特点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他早期对汉语语法体系的建构，其中的一些认识和语法思想在后来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并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这部教材是研究朱先生汉语语法学思想和理论宝贵的“原始材料”，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不仅对朱先生个人语法学思想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朱先生的语法理论在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整理出版这部手稿也是非常必要的。
作为手稿，《华语教材》对研究朱德熙先生为学为教的智慧具有重要价值。常敬宇（2011）在回忆与朱先生的往来时提到手稿：“已发黄的讲稿上，每页的上下及行间的空白处，都填满密密麻麻的小字，这显然是朱先生对讲稿不断修改和补充，说明他备课是何等的认真了。”常敬宇（2011）建议朱先生正式出版这部讲稿以供青年教师学习，朱先生却说“现在还不成，需要做大量的修改整理工作，等以后再说吧”。手稿满篇修改补充痕迹（有的地方甚至反复修改多遍），行文明白晓畅、少用术语，而对于出版建议朱先生仍以“需要做大量的修改整理工作”为由“等以后再说”，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先生为学为教的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这对研究朱先生的为学态度和教学智慧也是难得的史料。朱先生在回答常敬宇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经验时说，“给外国学生讲汉语语法不必讲得太多、太细，只要通过大量的例句来总结语法的特点即可，切忌面面俱到，一定要抓住学生的难点进行重点讲练，要坚持‘精讲多练，以练为主’的原则”（常敬宇2011）。这些在《华语教材》中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常敬宇（2011）认为朱先生的话“字字珠玑，视若箴言宝典”，对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华语教材》手稿命运多舛。据许德楠先生回忆，手稿先是存放在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资料室，1961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留学生办公室合并成立北外外国留学生办公室，手稿随之转到北外，最后辗转到了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鲁健骥2007），“2007年才由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正式转交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收藏”（常敬宇2011）。手稿分两册精装（施光亨1993），为16 开白报纸本，用蓝黑墨水书写（鲁健骥2007）。据常敬宇（2011）回忆，20世纪60年代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后拜访朱先生时，朱先生展示过讲稿，那时纸张已经发黄。而据鲁健骥（2007），他在北语汉语学院资料室见到手稿时，纸已变黄，笔迹也已褪色。距鲁健骥先生发文又过去了十余年，手稿虽藏于北语图书馆，但毕竟时间久远，若不做技术处理，则其保存现状堪忧 ⑦ 。手稿藏于图书馆，“束之高阁”，知之者、见之者甚少，而能借阅研究者更少。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研究文献仅有鲁健骥（2007），鲁先生回顾了这部教材的编写过程，重点评介其语音和语法讲解特色，认为这部教材对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仍有很大的启示，是对外汉语教学史上一份珍贵的、应该继承的遗产。2020年第二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暨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视频讨论会上，郭锐教授作了题为“朱德熙《华语教材》的语法系统”的报告，对这部教材的语法体系进行了分析。
前文提到，《华语教材》是保加利亚出版本《汉语教科书》的母稿，《汉语教科书》由朱德熙和张荪芬合作编写，1954年由保加利亚科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以保加利亚语和汉语双语呈现。据董淑慧（2014a），“《汉语教科书》被用作索非亚大学汉语讲习班的主体教材长达37年，直到1991年索非亚大学建立‘汉语言文学’专业”。但国内知之者不多，加之是保加利亚语版，国内研究者也很少。通过中国知网（CNKI）检索，涉及《汉语教科书》的论文主要有董淑慧（2006，2014a、b）、沈庶英（2012）。董淑慧（2006）简要介绍《汉语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和修订情况，总结归纳了这部教材的特点和价值，并对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评价；董淑慧（2014a）将编写《汉语教科书》作为朱德熙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贡献之一来阐述；董淑慧（2014b）考察《汉语教科书》的“本土化特征”，通过与通用性教材比较归纳“本土化特征”的具体体现，通过与保加利亚语版“一本多版”教材比较分析《汉语教科书》的成功之处。沈庶英（2012）则是从《汉语教科书》的特点出发，探讨新形势下国别化教材的建设问题。
朱德熙先生的《华语教材》在对外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史、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研究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现代汉语语法史、朱德熙语法学思想研究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手稿对研究朱先生为学为教的智慧也是难得的史料。然而，我们也发现，《华语教材》只是20世纪50年代在保加利亚出版，手稿藏于图书馆难以“一睹芳容”，且保存现状堪忧。我们呼吁，《华语教材》手稿应该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应尽快整理和出版这一珍贵的学术遗产。
注 释
① 笔者所用为朱德熙先生手稿复印本的扫描件，该复印本为对外汉语教学界资深教授、知名汉语辞书学家施光亨教授所藏。施光亨教授为所藏复印本梳理列出了较为详细的目录，为阅读提供了方便。感谢北京大学施正宇教授慷慨惠赠。
② 鲁健骥（2007）一文记为“共283页（不全，差最后几页）”。参照保加利亚出版本《汉语教科书》，手稿第42课课文《田寡妇看瓜》最后一个自然段缺一部分文字及课文注释。
③ 这里参照施光亨先生所拟目录，按照手稿正文整理，未作同一语法点的合并。鲁健骥（2007）依据手稿统计为大小语法项目102个，沈庶英（2012）依据《汉语教科书》统计为113个。
④ 手稿朱德熙先生删改较多，且清晰度不够，未能精确统计，也未作查重处理。董淑慧（2006）、沈庶英（2012）依据《汉语教科书》的统计也有出入，分别为2362个、2393个（其中关联结构17个）。
⑤ 手稿有的课文有标题，有的课文没有标题。原来有标题的沿用原标题，原来没有标题的根据内容拟标题。不一一说明。
⑥《华语教材》写作
。几位保加利亚语专家认为应该为 междуметие（感叹词）。感谢南开大学董淑慧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真老师以及商务印书馆华莎老师帮忙请教保加利亚语专家。
⑦ 据笔者辗转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手稿并未得到妥善的技术处理，处于“顺其自然”的状态。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20）朱德熙：中国语言学大师，https://news.pku.edu.cn/bdrw/ec88d35898044bbd8f6cedfcb085837f.htm。（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1日）
常敬宇（2011）对外汉语教学的开路先锋——记朱德熙先生，http://news.blcu.edu.cn/info/1032/15518.htm。（访问日期：2022年12月21日）
陈银元（2017）《对外汉语综合性教材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程相文（2001）《老乞大》和《朴事通》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汉语学习》第2期。
董淑慧（2006）朱德熙、张荪芬编著《汉语教科书》评介，《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董淑慧（2014a）朱德熙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贡献述略，《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张西平、柳若梅编），363-374页，商务印书馆。
董淑慧（2014b）汉语教材编写的本土化特征——基于《汉语教科书（1954）》与通用性教材、“一本多版”的比较，《海外华文教育》第1期。
郭 锐（2020）朱德熙《华语教材》的语法系统，第二十一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暨纪念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视频讨论会，2020.12.4-6。
鲁健骥（2007）一部值得研读的早期对外汉语教材——读朱德熙《华语教材》手稿，《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第一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信息中心编），69-78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2019）《超越主谓结构——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商务印书馆。
沈庶英（2012）从朱德熙的《汉语教科书》看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施光亨（1993）他的功业在书上也在人们心中——纪念朱德熙先生逝世一周年，《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朱德熙（1980）《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朱德熙（1999）《朱德熙文集》（第一至五卷），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戴军明，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副编审，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修辞学、国际中文教育。Email:daijunming@cp.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