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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作为封疆大吏，是连接北京朝廷 （内） 和全国各地（外） 的纽带，作用至为关键。总督人事结构中的旗、汉比例及其嬗变，反映着满汉关系、央地关系、广土众民的有效治理等清朝统治的核心问题，历来颇受重视。早在1936年，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之子瞿兑之在《总督沿革》一文中就说：
尝考有清历任总督者，顺治朝多辽东汉军，其人曾无一人知名者。康熙、雍正朝则汉军旗人并多授钺，而汉人之获任者多以清节显，如于成龙、张鹏翮、李绂、李卫、史贻直等是。乾隆朝用满人最多，而汉人中之佼佼者，毕沅、孙士毅、方观承而外殊寥焉。嘉庆、道光朝汉人稍多，往往八督中汉人占其六，其末年陶澍、林则徐尤系人望。
尽管细节还可更为准确，但清初至道光朝，总督人事嬗变的基本趋势——由汉军八旗到满洲八旗，再到汉人——已被瞿兑之勾勒出来。
1969年，凯斯勒 （ Lawrence D. Kessler） 就督、抚群体的旗、汉构成所作的统计分析，证实并发展了这一论断。他的基本观点是，1644年清朝入关后，由于满人不通汉文，故重用汉军旗人出任督抚。但1681年平定三藩及1683年收复台湾后，督抚的旗、汉构成发生过三次大转变。首先是收复台湾后，督抚中的汉军旗人比例逐渐下降，至乾隆朝只占10%左右，其位置主要由满洲八旗取代。第二次转变表现为汉人督抚的明显增多，发生在1800年前后 （嘉庆初年）。第三次则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湘、淮人物占据了大多数督抚高位，为人熟知。这三次转变既与白莲教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样的特定危机有关，也与满人统治的逐渐稳固及满人统治阶级的汉化这样的整体趋势有关。
随后，Raymond W. Chu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聚焦于资料更为完整的总督群体，进一步解释了这一趋势。
两江总督的人事结构，与清代总督的嬗变趋势大体吻合，但也有一些自身特点。一般而言，择任总督大员，需要在“忠诚”与“能力”之间审慎平衡。
江督兼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财赋、人文之区，掌理军政、淮盐、漕运、河工诸要务，为东南第一要缺。江南又是远在北京的清廷“离不开、信不过”的地区；清帝及满人对江南的经济文化怀着既赞叹又妒忌的矛盾心态。
故遴选江督，颇能反映内外时局和高层意愿的变化。
清朝入关后，总督多用汉军旗人，江督亦然。
自顺治四年（1647） 起，前三任江督马国柱、马鸣佩、郎廷佐皆是汉军。然而，从康熙七年 （1668） 满人麻勒吉出任江督开始，此缺就主要由满人担任。
据刘凤云的统计分析，康熙朝汉军旗人在总督任用上仍占优势，湖广、闽浙、两广、云贵各总督皆以汉军为主，唯有两江总督和山陕 （川陕） 总督多用满人，而山陕总督本限定为“满缺”。
看来从康熙初年开始，清朝最高层就尽量将东南第一要缺抓在满人手中，江督的特殊性于此可见。雍正朝十三年间，江督用汉军旗人和汉人较多，算是对康熙朝的一个反动，但为时不久。迨乾隆朝，江督用满人的比例较康熙朝更大。此外，康熙平定三藩及收复台湾以前，江督多由现任督抚调任。随着南方战事结束，朝官外放江督成为“新常态”，大体延续至乾隆初年，具体时段是1687—1741年。此后，江督基本都由督抚调任，且以曾在两江地区任职的官员为主，所谓用熟手。
乾隆朝的江督选任亦颇有特点可寻，其一是相对久任，其二是重用满人亲信。
乾隆朝六十年，尹继善、高晋、萨载、书麟四人担任江督的时间就长达四十五年。其他人任职均不超过三年，基本都是暂时和过渡性的。
上述四人均是乾隆信任的满人。尹继善是大学士尹泰之子、大学士鄂尔泰之侄婿，高晋是大学士高斌之侄，书麟是高晋之子。尹继善、高晋均在江督任上升授大学士留任，备受宠任。萨载本来也有机会获此殊荣，但终因误事而未得。
其三，乾隆六次南巡，故江督人选与此颇有关系。
嘉道以降再无南巡，则无此考量。乾隆于十六年 （ 1751） 正月初次南巡，五月北还。闰五月就发生了由黄廷桂 （汉军旗人） 到尹继善的江督易主，可以作为江督人选和南巡相关的有力证据。乾隆解释说：黄廷桂“在两江总督之任两载有余，朕详加体察，伊于江省不甚相宜，盖南人风气柔弱，而黄廷桂性情刚躁，几于水火之不相入。此番办差诸事，该省吏民畏惧之心胜而悦服之意少。黄廷桂喜怒之间，亦不得领要，受其呵斥者固不能无怨，即为奖许者亦不以为感，久之将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于江省，未免用违其长。”
其实，江督黄廷桂本是首请乾隆南巡之人。
从乾隆的不满之词似可看出，黄氏为南巡办差不力，实为江督易主的要因。而接替黄廷桂的尹继善之所以后来久任江督，固由能力出众，官声不俗，亦与迎合乾隆南巡、善于“保驾护航”，很有关系。与尹继善一家极为熟悉的袁枚就说：尹氏“不爱钱而善用人，实是好官。惟于上之南巡，有意迎合，伤耗三吴元气。此通人之一蔽。然非此，尹不得四督江南” 。
直到乾隆五十二年 （ 1787），两江总督李世杰和南河总督李奉翰“创议于湖中添筑长堤”。在乾隆看来，也是“欲藉此为名，以便将来恳请南巡亲临阅视”。
可见南巡是乾隆朝江督选任以及江督为政的重要因素。
其四，乾隆以降，与漕运和民生直接相关的河工愈益难办。两江总督被赋予河务职责，江督人选必系熟悉河工者，那苏图、尹继善、高晋、书麟皆其代表。刘凤云因此称，18世纪江督用人发生了从行政官僚到技术官僚的转变。
确实，18世纪50年代以降，尹继善、高晋、萨载均由南河总督升任江督。乾隆五十一年（1786） 萨载去世后，乾隆令四川总督李世杰调补江督，但因李氏不熟悉河工，故令安徽巡抚书麟协助。据乾隆之意，书麟从前随侍乃父高晋办理河工，“自应有所见闻，若令赴江省帮同经理，更为易于学习”, “亦正可藉此习谙河务”。
这一方面说明河工重要，江督需要兼通治河，另一方面也显示乾隆有意培养书麟。果然，翌年 （1787） 乾隆就以李世杰不胜江督之任，超擢书麟为江督。为了回应质疑，乾隆解释道：“书麟在巡抚中资格本浅，因两江总督一时不得其人，其叔祖 （高斌）、伊父 （高晋） 俱久任江南，书麟自简任安徽巡抚以来，办理地方灾赈，帮办河务，俱极奋勉，是以将伊擢用。”
此谕虽有为其任用满人亲信辩护之嫌，但所谓江督一时不得其人，亦是实情。
这时两江总督尽管为人觊觎，但实不易为。尝过其中滋味的李世杰就感慨道：“两江地大事剧，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抚，一漕督，一河督，两织造，一鹾使，巡漕、榷关复在外，动皆可具折上达。以一人居十数大吏中，迁就不可，径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为也。”
乾隆五十五年 （1790），两江总督书麟和江苏巡抚闵鹗元因江苏漕务弊案获罪离职。但乾隆一时选不出更为心仪的江督，次年又让书麟入主两江。为此，他还不惜强词夺理，为书麟辩护。
但乾隆五十九年 （ 1794），书麟仍以不胜其任而被罢官。
此后几年，在乾隆昏耄、和珅专权及白莲教起义的背景下，富纲、福宁这两位实授江督均未到任，由和珅的亲家、大学士苏凌阿署理江督达三年之久。
总体来看，据龚小峰的统计分析，“自顺治至嘉庆176年间，两江总督凡49人，其中旗人38人，占78%；汉人11人，占22%”，直到道光朝，汉人江督始居多数。故“从道光朝开始，两江总督的群体结构渐渐发生了变化”。
龚氏的统计系据江督人数，如就任期观察，则顺治至乾隆 （ 1644—1795） 150多年中，汉人江督的总时长不足10年，且任职最长的于成龙也仅有两年多。而嘉庆一朝 （1796—1820） 25年中 （实际掌权22年），汉人江督已超过10年；不仅前所未有地出现汉人连续出任江督的情况，而且迎来了汉人长期坐镇两江的新局面。具体言之，嘉庆四年 （ 1799） 正月乾隆驾崩，和珅跌倒，嘉庆开始真正掌权，汉人费淳 （ 1799—1803） 和陈大文 （1803—1805） 随即接连主政两江，共达六年之久。此后铁保、阿林保、松筠、勒保、百龄等旗人相继出任江督，其中铁保 （1805—1809） 被革职下台，阿林保和勒保均任职甚暂；松筠和百龄分别是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却更为出名。嘉庆二十一年 （1816） 百龄去世，山东济宁人孙玉庭由湖广总督调任江督。道光即位后，孙玉庭留任，至道光四年 （ 1824） 因河工而罢。
故从任期来看，乾隆去世以前，江督的旗、汉比例极为悬殊；嘉庆以降则变化明显，值得特别注意。
嘉庆以降为何有此重大变化？一般而言，清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即位，即使标榜“绍述先志”, “萧规曹随”，也都会在政策和人事等方面有所调整。
而就嘉庆初政来说，乾隆后期和珅弄权导致的吏治腐败，白莲教起义的严重危机，嘉庆皇帝的性格及帝师朱珪等人的影响，都是“嘉庆维新”的直接动力。
随后，嘉庆十八年 （1813） 攻入紫禁城的天理教起义，其影响不可低估。
此前15个巡抚，大体旗、汉平分。但该年之后旗人明显减少。至于总督方面，汉人居多数始于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年。
嘉庆十九年 （1814） 冬，工部侍郎鲍桂星宣称“近日有旨：旗人多靠不住，此时督抚多用汉人”。此说虽被嘉庆严词否定，鲍氏也因此获罪，但却与督抚用人的新动向适相吻合。
进言之，以前研究较少的嘉道时期，近年受到更多关注，乾嘉变革的意义被不断阐述。
清史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一时期至少在三个方向上存在“权威和主动权的整体转移”: （1） 从满人朝廷到汉人官僚，（2） 从中央到区域和地方行政，以及 （3） 从地方官僚到政府外的精英。
可以说，江督的旗、汉比例变化，汉人久任等新动向，也是这一广泛变革的一个表征。嘉庆朝开启的这种变革在道光朝进一步发展，不仅汉人江督人数超过旗人，任期也超过旗人。更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汉人主要是翰林出身的南方人，尤其是湘楚之人，显示出“湘楚渐盛”的显著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