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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 （1879） 十一月初六日，沈葆桢在南京薨逝。一时间，江督继任人选又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很快，郭嵩焘就听说接任者当是江苏巡抚吴元炳，何璟大概无望。
岂料九天之后，清廷令两广总督刘坤一补授江督，未到任前，由吴元炳署理。
刘坤一何能升授江督？郭嵩焘得到的消息是借助军机大臣沈桂芬之力。他听说刘坤一与沈桂芬为师生，“情谊甚厚”。
后来的研究者亦多据此立论。
沈桂芬支持刘坤一应无疑义。但沈氏与何璟素来相善，此前多次希望何璟出任江督，这时李鸿章仍透露“吴江 （沈桂芬） 为水部 （何璟） 预留地步”。
可见，如将刘坤一补授江督仅归因于沈桂芬的援引之力，或尚有未足。当日因伊犁、琉球问题，正是中俄、中日关系极为吃紧之时，尤其中俄战争颇有一触即发的危险。故为稳定局势，加强海防，急需文武兼资的大员坐镇东南。所谓“两江职守，就现在论，以防务为重”, “次为洋务”。
何璟、吴元炳都在军事方面有所欠缺，故不尽合乎当日情势。此外，熟谙洋务的丁日昌在光绪五年闰三月曾“加总督衔会办南洋通商”，筹办海防，东南官员就称“此为两江 （总督） 预兆”。
丁日昌得到李鸿章支持，也确在希冀江督。
但他不仅军事方面亦有欠缺，而且科甲清流极力反对其人。
在此背景下，江督替人十分为难。光绪五年十二月初十日，恭亲王就向慈禧面陈：“南洋沈某死后竟无人可代”。
这样，非湘非淮、进士出身而非军功起家的“用人倾向”，也不得不适度调整。因淮系已盘踞北洋，且因皖人需要回避两江，故湘系大员成为首选。即便如此，朝廷也未任用湘系内部强势的曾国荃，而是选择相对弱势的刘坤一。刘氏廪生出身，军功起家，经过江西巡抚和两广总督多年历练，吏治、洋务已颇在行，上缴税赋也令朝廷满意；
四年前又曾署理江督，实为合适人选。
当时朝内因对俄关系和崇厚案，形成水火之势。先是沈桂芬保荐崇厚使俄，而后者与俄国所签条约有辱使命，结果举朝哗然，清廷遂将崇厚下狱，甚至要治以死罪。但这引起俄国极大不满，认为是侮辱其国，遂以开战相威胁，中俄关系有决裂之势。英、法等国也认为中朝做法有违万国公法，希望释放崇厚。不巧的是，慈禧太后久病未愈，慈安太后“不甚作主”，沈桂芬因保荐崇厚陷入丛疑众谤之中，懊恼成疾。而与沈桂芬有竞争关系的军机大臣李鸿藻开始权势增长，但洋务甚为隔膜。为了缓和局势，李鸿章和刘坤一均建议减轻崇厚之罪，但李鸿藻“独不谓然”, “朝局水火已成。”
随后，朝廷在宝廷等清流势力的鼓动下，召对俄强硬的左宗棠从西北入朝。李鸿章估计，一旦左宗棠到京，主政的沈桂芬、王文韶师徒就当引退。
不幸的是，未等左宗棠到京，沈桂芬就在忧愤中病逝了。光绪七年 （ 1881） 初左宗棠一入京，即兼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朝局变动自然影响到新任江督刘坤一的处境。
刘坤一于光绪六年 （1880） 六月初七日到任后，措置十分不易。他在购买铁甲舰、轮船招商局等事上竟与李鸿章颇生争执，南洋、北洋不能和衷。
迨沈桂芬去世后，缺少了内援的刘坤一遭到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干将轮番参劾，奉旨交彭玉麟查复。彭氏复奏虽然“多方剖辨”，实则“未免迁就人言，件件为之坐实”。刘坤一甚至听王之春说，参案实由彭玉麟提供材料鼓动而成。
光绪七年 （1881） 七月二十八日，朝旨令刘坤一进京陛见，彭玉麟署理江督。如此处理，算是给刘坤一留足了面子。但清廷高层了解彭玉麟素来屡辞任命，在张之洞的呼吁下，七天之后又下旨催其到任。而彭玉麟果然连续两次力辞任命。延至九月初六日，清廷终于外放左宗棠坐镇两江。
刘坤一何以被罢免？崔运武和易惠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崔运武的结论是：“以私论，主要是李鸿藻的挟嫌报复；以公论，是清廷分治湘、淮以及意在统一东南事权，加强洋务自强求富活动的需求所促成的。”
易惠莉更着重南洋、北洋对抗，认为刘坤一最终被李鸿章携手清流势力推倒，凸显了李鸿章的“倒刘”作用。
二者的结论相互补充，基本可以解释这一问题。但关于湘、淮分治，还可再做讨论。崔运武说：刘坤一在诸多大事上和李鸿章“频起冲突”, “这是符合清廷分治湘、淮之意的。但问题又不尽然”。因为“在更为直接的南、北洋的冲突中”，均以刘坤一失败告终。换言之，刘坤一的“资历、权势、魄力等等，不能与李鸿章抗衡，已在客观上形成某种南洋被北洋消融的趋势”，使得清廷已难收湘、淮“两难竞爽之功”，很可能导致北洋“居奇之弊丛生”。“正因为此，清廷才会让左宗棠取刘而代之出任两江，因为左不仅是李的政敌，而且资历也超过李，更容易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
不过，所谓湘、淮分治，殆指朝廷乐见两系势力相当，形成制衡，而不希望某系独大居奇，似乎并非乐见两系势如水火。通常情况下，朝廷自然更期盼双方和衷共事，支持大局。因此，南洋大臣刘坤一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在诸多大事上势如水火，就绝非清廷所愿。况且以刘坤一当日的资历声望，确实无法在南洋指挥如意。而且言者所参各节，也经彭玉麟的复奏大致坐实。所以，刘坤一被罢免也是势所必至。至于外调左宗棠为江督，与北洋李鸿章形成制衡态势，或许也是题中之义，但左氏由军机大臣外放江督的内情，实际上要复杂得多。左宗棠从西北奉诏入京，本是李鸿藻领导的清流所主张。然而，左宗棠入军机后，反而与李鸿藻、宝鋆、景廉等军机大臣大生矛盾。恭亲王也对左宗棠颇有意见。从七月初开始，左氏已经连续奏请赏假、开缺四次。
以故，在刘坤一江督不保的同时，如何“安置”左宗棠，是清廷高层急需处理的要事。
其实，从光绪七年 （ 1881） 春开始，刘坤一的地位已经动摇，故觊觎江督者大有其人。三月，李鸿章以“江左不甚得人”，曾密陈恭亲王奕起用盟友丁日昌。不过，恭王直言丁氏受举朝谤议，礼部尚书徐桐竟斥其为“奸邪”, “如何敢撄其锋”。
故李鸿章“倒刘举丁”未获成功。同时，四川总督丁宝桢也“思移一镇”。
而李鸿章颇加怂恿。
迨刘坤一下台已定，据说“内中集议”，曾有意调丁宝桢为江督，只因东南大局所关，“未便遽易生手”。
当时“防患之道，其大者无如西北之边防、东南之海防”。
但两江总督兼辖安徽，故淮系大员因回避原则不宜实授江督，且朝廷亦不愿北洋和南洋为淮系所包举。所以，文武兼资、威望卓著、熟悉东南情形的湘系大员越来越成为江督的有力人选。
当时另一热门人选正是力辞陕甘总督的曾国荃，惟最高层实不愿曾氏在其东南立功之地“盘踞”。闰七月二十日，彭玉麟在疏辞江督的同时，就曾密保曾国荃。
八月初八日，李鸿章在致曾纪泽的信中说：“或谓两江需人，岘帅 （刘坤一） 内召，雪翁（彭玉麟） 坚辞”，曾国荃“可冀量移，亦未卜廷推及之否。”
语意之间透露出曾国荃似不受高层许可。有意思的是，左宗棠在致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濬的信中，也分析了曾国荃出任江督的可能性。他说：“沅浦 （曾国荃） 书来，陕甘一席决不能赴，而图报之念则未敢恝然。适刘岘庄 （坤一） 开两江之缺，或者移节东南乎？金陵本其立功之地，水土复又相宜。……近时彭雪琴 （玉麟） 、张香涛 （之洞） 诸君子亦以为言。”
迨左宗棠补授江督后，他又对杨昌濬说：“弟此次南行，亦颇不免意外之感”。
杨昌濬是左宗棠一系湘军的得力大将，但左氏的话仍令人疑信参半。因为在彭玉麟不愿担任江督，左宗棠在京又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左氏外放江督，坐镇东南，明显是一项两全其美的安排。当局者对此应是心知肚明的。早在闰七月二十三日，刘坤一就说：以左宗棠的性情及当今时势，并不适合军机处，“唯有移之南洋”，方“于名位相称，而于事体亦合”。
迨左宗棠补授江督后，刘坤一又说：“朝廷此次于弟，可谓处分尽善。前以篯铿（彭玉麟） 署理，虚写固妙；今以太冲 （左宗棠） 补授，实写尤妙。况此老 （左宗棠） 进退两难之际，恰有此席以位置之。弟早与此间僚友论及，既无损于使相重望，并可以维系西陲军情耳。”
可见，此时以左宗棠调任江督，在湘人高层中实有共识。
如此，左宗棠固然调处善地，曾国荃却不无遗憾。这也显示最高层对曾国荃的有意压制。所以，郭嵩焘归咎当国诸臣，颇为曾氏抱屈。他说：朝廷于江督一席“独吝之曾沅浦 （国荃），曾不计曾沅浦有恢复东南之功，彭雪芹 （玉麟） 保折固不足以动听也。”其实，此事关系至大，高层酝酿多日，当时也颇有闽浙总督何璟调任江督的消息。
光绪七年九月初六日调动当日，慈禧太后特意召见醇亲王奕，可知最终定策是慈禧与醇王做出的。
从后来历史看，湘系领袖左宗棠外放江督，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